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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一九九三年暑假,我到景美探望先師閔孝吉教授,先師遞給我一份手抄〈量守廬請業記〉。量守廬是黃季剛先生居所,名稱取自陶淵明〈詠貧士〉文中的「量力守故轍」。先師說他在一九三四年夏天,和好友黃席群到南京謁見先生,住先生家,先生分兩日講授國學四部,兩人勤加筆錄,〈請業記〉正是當年的整理稿。
先師來台時,手稿已失,直至兩岸通郵,重獲故友音訊,〈請業記〉才失而復得,於是命我打字存檔,並允許刊登在東吳中文系刊,嘉惠學子。
蘇州大學王繼如教授於二○○一年十二月蒞校參加學術會議,聞悉其事,便將文稿攜回,交由《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刊載,因文稿分第一記、第二記,所以更名〈量守廬講學二記〉。
時隔多年,王教授已退休。月前忽奉來函,說他準備在《文匯報》副刊〈筆會〉發表〈黃侃日記一則餘話〉,原來他閱讀季剛先生日記,有了新發現。
一九三五年正月七日,先生日記明確記載,素未謀面的兩位年輕人前來問學:「晨,確杲介九江閔孝吉(古直層冰弟子)、黃席群(字濟生,遠庸之子)具贄來問業,與談,留飯而去。」
這兩位學子是金陵大學劉繼宣(確杲)教授引薦,他們依循古禮,首次拜師,還準備了見面禮。
日記在正月十二日又說:「甫夕食,黃、閔二生來,問學甚久,閔生辭歸九江(此生頗敏,固可望成就)。」
日記記錄非常清楚,〈請業記〉正是這兩天的講學筆記。先師口述這段歷史,因時間久遠,記憶稍有誤差,被王教授查出來了。
遠在西漢,司馬遷擔任史官之前,已預先為撰寫史書而周遊歷覽,訪詢遺老,他熟練運用田野調查彌補史料闕如,開創田野調查結合文獻資料的新史學。
這種方法後來也影響僧史家,慧皎《高僧傳》說:「博諮古老,廣訪先達。」道宣《續高僧傳》道:「或博諮先達,或取訊行人,或即目舒之。」贊寧《宋高僧傳》云:「或問輶軒之使者,或詢耆舊之先民。」都是以口訪當作第一手傳記素材。
直到二十世紀初,王國維提出紙上材料與出土文獻結合的二重證據法,接著又有將民間口傳和傳世文物當做第三、第四重證據的論點,仍一貫遠承司馬遷詳實周至的研究精神。
口述歷史是史家存真立信的重要依據;然而甄別取捨仍應回歸慧皎所強調:「校其有無,取其同異。」畢竟「孤證不立」是考據學的重要準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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