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的二次突變與新儒教的使命

絕對官僚

儒教是中國的國教。傳統中國是一個儒教國家，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儒教社會，中國文化就是儒教文化，中華文明就是儒教文明。儒教是中華民族的信仰體系，是民族生命的安立之所。是儒教而不是別的任何文化形態規定了中華民族及中國人的自性特質。中國人生來就註定是儒教信眾，這是中國人的文化宿命。儒教是中國人的文化母體，生為中國人是沒有權力選擇的，就像我們沒有權力選擇我們母親一樣。
與人類社會別的宗教相比，儒教具有更為強大的包容性和滲透力。在傳統中國，人們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家庭生活、個人生活無不涵融於儒教之中。民族核心價值體系的確立，國家意識形態的建構，社會政治制度的安排都是由儒教來定型和完成的。民族精神的挺立，個體生命的安頓也同樣是由儒教來承擔的。對於傳統中國而言，儒教包羅萬象，無處不在，沒有任何一種社會構成要素不與儒教相關聯，儒教滲透到了傳統中國的一切社會生活領域，是儒教造就了中國，是儒教型構了中華民族，是儒教讓中國人成為“中國”人。沒有儒教，我們的民族將喪失自性特質和獨立的存在價值。
儒教的歷史就是中華文明的歷史。儒教起始於伏曦，定型于周公，大成於孔子，後經孟子、董子、文中子、朱子、陽明子等歷代往聖先賢發揚而光大。6500年來，儒教安頓並滋養著中華民族，儒教的命運與中華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榮辱與共。
在西元前500年左右大致相同的時期內，世界不同的地域同時出現了人類歷史上具有文明創生意義的事件和人物。印度有佛陀；希臘有荷馬、蘇格拉底、柏拉圖等賢哲；中國則有孔子及別的諸子百家。人類主體文明形態幾乎同時在中國、印度和西方三個互不知曉的地區同時生髮。雅斯貝爾斯把這一時期稱為世界歷史的“軸心時代”，經過“軸心時代”的文明創生，各大文明形成了自已的文化傳統，構成了人類文明史上最為燦爛的圖景。
儒教，正是在人類歷史的軸心時代完成了第一次突變。

一、軸心時代的儒教突變
在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儒教完成了第一次突變。從周公制禮作樂到孔子述作六經，損益三代，集其大成，儒教實現了對原始形態的超越和突變，從而完成了對中華文明的型構，確定了中華文明的基本模式和精神氣質。近代以前的兩千年，中華文明的演進和發展始終沒有脫離周公孔子所開出了儒教禮樂文明的方向，其根本精神和根本價值作為常理常道貫穿著中華文明的始終。儒教文明締造了中華民族的民族自性和民族精神。
軸心時代儒教的突變是由原始信仰形態向高級信仰形態的突變。這種突變是對原始儒教形態的一次超越，是在對原始儒教進行損益的基礎上進行的一次質的飛躍。
儒教的原始形態為巫祝形態。巫祝的職能是交通天地人神，巫即是“舞”，“以舞降神”之意。“祝，祭主贊詞者，”“從示，從人、口”（《說文》）。“巫”“祝”都是接神事神者，但二者是有區別的。巫，以舞降神；祝，則是祭祀時向神禱告贊詞。周以前，巫祝不分，《說文》還有以“祝”釋“巫”之條。
巫祝階段是儒教的原始階段，也是儒教的蒙昧階段或低級階段。《周禮•春官》曰：“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春招弭，以除疾病”，“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由此可見，司巫的職能大抵是“降神、祛病、除災、祈福”。
在周代，巫祝開始分職並逐步以祝代巫，此時雖然尚有巫覡存在，但已經不是儒教神人交通的主要形式。巫覡形式中的一部分被祭祀形式所整合和取代，另一部分淪入民間小傳統，巫覡逐步萎縮衰落。以祭祀為標誌的神人交通形式成了儒教的主導形態。周公制禮作樂就是始于巫祝分職，以祝代巫。祝官取代巫官成為儒教的神人交通媒介。祝的職能是製作掌誦禱辭，“順豐年”、“求永禎”、“祈祥福”、“弭災兵”、“逆時雨”、“寧風旱”、“遠罪瘧”（《周禮正義》）。巫祝分職，以祝代巫後，祭祀遂成為“國之大事”，儒教祭祀文化得以繁榮發展，儒教從蒙昧走向理性和成熟。周公制禮作樂正是在祭祀禮儀和樂舞的基礎上整理提煉出了儒教的禮樂規範體系，從而定型了儒教的基本特徵和性格，實現了儒教由原始巫祝形態向高級形態——禮樂形態的轉變，為儒教的根本突變奠定了基礎。這一突變最終是由孔子述作六經集其大成而實現的。孔子損益三代，改制立法，創造性地完成了儒教作為高級信仰體系的創教工作。儒教的神靈系統、神人關係、神人交通方式、教義體系、學理系統、組織形式、治世理念都經由孔子對六經的述作而得以確立。儒教從此成為完善的高級信仰體系，並最終型構了中華文明的基本性格和自性特質。
儒教從原始巫祝形態向更高級的禮樂形態的突變是儒教的一次質的飛躍，“脫巫”使儒教從蒙昧走向理性和成熟。但“脫巫”並未使儒教世俗化，而是催生出了“禮樂文明”這一人類文明史上奇葩。“崇德保民”的天命觀使人神關係得到了理性化和人文化的安排，而“禮樂刑政”的治世觀又使人間事務得到了神聖性的觀照和滋養。天命觀的人文化和治世觀的神聖化相得益彰，充分展示出儒教參通天人的中和智慧及涵融萬物吞吐宇宙的博大氣象。為此，儒教給中國人提供了一整套理性化神聖化兼融的價值體系和生活方式，為中國社會政治提供了一整套理性化和神聖化貫通的義理系統和治理結構，從而完成了儒教在軸心時代具有文明創生意義的偉大突變。

二、全球化時代的儒教突變
今天，我們正在經歷著人類文明史上另一個宏大時代——           全球化時代。這一個時代完全不同於軸心時代，它是中西文明全面交彙的時代，是傳統與現代糾纏的時代，是功利化效率化的時代，是市場經濟主導一切的時代，是一個物欲橫流的“除魅”的時代，是一個西方軍事暴力、資本暴力和意識形態話語暴力橫絕天下的時代。這就是西方新自由主義所大力鼓吹的全球化時代。
儘管“全球化”貼著“進步發展”和“普世文明”的標籤，打著“世界主義”的旗號，但仍然掩蓋不了它的侵略性本質。“全球化”就其本質而言，是“西化”、“現代化”和“殖民化”三“化”一體的共時性過程。“西化”指的是非西方世界對西方文明被迫的總體價值認同及由此產生的對西方文明的品格性模仿和模式性師法。“現代化”指涉的是非西方世界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會結構的現代性變遷。“殖民化”則是從壓迫關係的角度對全球化的描述。殖民化的壓迫在前殖民時期為暴力壓迫（如“落後挨打”、“喪權辱國”等），後殖民時期為非暴力壓迫（如“跨國資本”、“技術壟斷”、“經濟擴張”、“文化霸權”等）。
近年來，隨著跨國資本主義的日益發展和膨脹，其控制全球宰製世界的野心也日趨強烈。他們投入鉅資收買非西方世界的知識份子，長期不懈地向非西方世界宣傳灌輸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理論和“全球化”的偽世界主義思想。
網路時代的新技術革命，巨無霸式的跨國公司，天文數字般的國際金融資本，再加上西方諸國強大的國家暴力後盾，“全球化”已成浩蕩之勢。全球化在給人類帶來物質繁榮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把人類推向了災難。貧富差距的拉大、資本暴力的猖獗、物欲主義的氾濫、精神家園的失落、資源枯竭、環境破壞、生態危機、種族衝突、核子威脅、恐怖主義等等，這一切都是拜全球化所賜。長此以往，人類社會將最終走向自我毀滅。
為了避免走向毀滅，人類需要一種新的核心價值來對治和修正“全球化”。人類社會需要走出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需要一個和諧安寧的美好世界。縱觀人類文明，唯有中國的儒教能夠提供這樣的價值和資源。基督教與西方現代文明高度一體化，喪失了批判全球化的功能，佛教不理世事，伊斯蘭教極端而偏執，惟有中國的儒教“尚中貴和”，有這樣的資源。其“天下主義”的胸懷是對治“民族利已主義”的單方；其“家國一體”的價值是療救“個人主義”的良藥；其“人禽之辯”的天則是抵制“叢林規則”的有力武器；其“義利之辯”的智慧是抗拒“物欲主義”有效手段；“王道”是“霸道”的剋星；“禮樂精神”是療補“契約精神”的珍品；“夷夏之辯”的義法足以瓦解“西方中心主義”的神話；“天地人三才和諧”的秩序觀讓“人類中心主義”暗然失色。
在全球化的時代，儒教將以其得天獨厚的品格和資源，理所當然地擔負起對治“全球化”修正“全球化”的歷史使命，為中華民族的復興，為人類和諧幸福的明天，儒教必將重現他昔日的輝煌。儒教也將因此而繼軸心時代的第一次突變之後迎來第二次偉大的突變。
儒教在軸心時代的第一次突變是儒教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結果，而全球化背景下的第二次突變則是在與外來文明的衝突和糾纏中進行的，儒教將因此面臨更為複雜的文化背景和更為嚴峻的現實環境。我們今天所面臨的一切往聖先賢從未識見過，更未言說過。儒教的重建需要當代儒者具備崇高的擔當精神和過人的智慧，需要發揚聖人“禮以義起”“改制立法”的精神和“以時為大”“自作天命”的王者風範。在儒教斷裂百年，氣若遊絲的淡泊之際，頂浩蕩西風，重開儒門，應時應世，再建儒教。
如果說儒教在軸心時代的第一次突變是由原始階段向禮樂形態的高級階段突變的話，那麼儒教的第二次突變則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由“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的突變。對儒教而言，第二次突變的意義和重要性並不亞於第一次突變，而其艱巨性卻有過之而無不及。民族集體性的反叛、文化生態的破壞、西方強勢文明的入侵、物欲主義的猖獗、世俗化大潮的洶湧，加之百年的斷裂，其“禮崩樂壞”的廣度和“學絕道喪”的深度，已非春秋亂世可比。能否實現第二次突變，創生出儒教的“現代形態”，是儒教重獲新生的關鍵，是中華文明能否復興的關鍵，也是中華民族能否重新從精神上站立起來的首要條件。儒教的現代形態是現代中華民族的信仰體系，是現代中國的國教。其神靈系統、神人交通方式、組織形式、教義體系、社會政治的治理結構等等都需要在損益傳統的基礎上進行創造性的建構。這是擺在每一個當代儒者面前的偉大任務，也是擺在每個中國人面前的宏大課題。

三、新儒教的使命
新儒教就是儒教的現代形態，是現代中華民族的信仰體系。百年來，中華民族遭遇了“亙古未有之大變局”，中華民族與儒教一同承受了前所未有的磨難。
現代民族信仰體系的建構，有其不同于傳統儒教的歷史文化背景，我們有著往聖先賢所不曾有過的問題意識和現實關懷。就這個意義上而言，現代民族信仰體系必然是“新”儒教。新儒教不僅在內容和形式上有別于傳統儒教，同時也肩負著為傳統儒教所不曾具有的新的使命。
（一）損益傳統儒教，重建民族信仰
近代以來，不少人認為儒教不是宗教，還進行了煞有介事的“學術論爭”。其實，儒教是否西方意義上的“宗教”，這根本不重要，不值得與言，更不值得與辯。重要的是，千百年來中華民族就有著自己的信仰體系，中國人的靈魂就有著自己的安頓之所。在中國歷史上，無論世俗社會如何“治亂迴圈”，中華民族及每個中國人都始終不曾喪失自己寧靜祥和而又美好的精神家園。這個精神家園正是由儒教來提供的。
持“儒教非教”論者，他們要麼不瞭解民族傳統的真精神真價值，無知妄言，信口雌黃；要麼盲人摸象，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對民族傳統缺乏總體把握；要麼睜眼說瞎，別有用心，刻意歪曲中華文明，貶損民族傳統，以達到販賣他們自己“主義”的目的。
“儒教非教”論者，無論如何立論如何持據，他們的目的卻只有一個，那就是：刻意摧毀中華民族積數千年集體智慧所構築起來的民族精神的長城，企圖搗毀中國人的精神家園，讓中華民族成為精神上的散沙。以便他們用自己的“主義”來偷換中華民族的精神內核，從而按照他們的意志來塑造中國人的靈魂。這是中國近代以來形成的一個所謂“新民”的傳統，一個“改造國民性”的傳統，這個傳統在“文革”和“知識份子改造運動”中達到了巔峰，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前所未有巨大災難。梁啟超是這一民族精神浩劫的始作俑者，而毛則集其大成。
如果說百年以來踐踏中華大地毀我家園的有“八國”聯軍，那麼，踐踏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卻有上百種“主義”之多。百年來，民族傳統、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所遭受的劫難是空前的。近代“民族救亡”的三大主題是：保國、保種、保教。其中，“保國” “保種”的歷史使命算是完成了，“保教”的歷史使命卻沒有完成。 而“保國”“保種”是以“毀教”為前提的。正因為如此，中華民族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國”雖保住了，但已經不是華夏禮義之邦，不是泱泱文明大國；“種”也保住了，但卻成了“變種”，一個不中不洋非驢非馬的“變種”。民族信仰體系瓦解，民族精神萎縮殆盡，民族文化創造力枯竭，國民道德水平一落千丈突破底線，社會腐敗，危機重重。這一切都是“毀教”的結果。是我們自毀民族精神長城，自毀民族信仰體系必然付出的慘重代價！中華民族要想從精神上重新站立起來，就必須重新樹立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必須敢於走出“五•四”的迷障，敢於突破“無神論”的禁區，揚棄“唯物主義”的神話，為民族信仰正名，為儒教正名，為昊天上帝正名，為孔子正名，為無數往聖先賢正名。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應該警醒，應該振作起來，團結起來，反對一切貶損民族傳統，毀天謗聖的學術買辦和文化漢奸。重新築起我們民族精神文化的長城，重新建設好我們民族的精神家園。這是每一個真正的中國人義不容辭的神聖職責。
民族信仰體系的重建是民族精神長城和民族精神家園建設的核心內容和首要工程。這一神聖而偉大的工程具體落實下來就是儒教的重建。
儒教的重建是神聖而偉大的。這是一個關係到國家興旺民族復興的大事，這是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的艱巨任務。儒教的重建並非是對傳統儒教的簡單恢復，而是一個偉大的創造。一方面我們必須堅守儒教的根本義理、根本精神和根本價值，另一方面又要立足現代社會，應應世道人心的需求，在對傳統進行損益的前提下，真正地建構起中華民族的信仰體系。在這一過程中，一切泥古的思想和離經叛道蔑視傳統的思想，都是不切實際的妄念。損益傳統儒教，重建民族信仰體系，這便是新儒教的首要使命。
（二）確立核心價值，挺立民族精神
核心價值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其民族精神的脊樑，也是其民族國家意識形態最為重要的構件。
那麼，一個民族的核心價值是由誰來提供的呢？毫無疑問，一個民族的核心價值應該是也只能是由該民族的民族信仰體系來提供，即由該民族的民族宗教來提供。就中華民族而言，其核心價值是由儒教來提供的。民族信仰體系是一個民族區別於其他族群的關鍵所在，民族信仰體系提供的核心價值決定該民族的文化精神氣質，而民族信仰的內容和形式則決定其國家與社會的組織形式。
中華民族“尚中貴和”的理念、“天人合一”境界、“崇德貴民”的天命觀、“禮樂刑政”的治世觀、“天地人三才貫通”的秩序觀、“內聖外王”的人格理想、“大同盛世”的社會理想、“仁以為本”的理念、“天下主義”的情懷等等，這一切所構成的核心價值體系正是由儒教來提供的。中華民族就是在這一核心價值體系的基礎上，挺立了自己的民族精神，並開出了人類文明史上無與倫比的宏大氣象。
然而，近百年來，由於西方現代文明的入侵，儒教崩毀，中華民族的信仰體系瓦解，民族精神家園失落，民族生命無所安立。中華民族被拋擲到了一個信仰的真空和價值的荒漠，民族精神萎縮殆盡。蔣慶先生用“禮崩樂壞”、“學絕道喪”八個字來描述今天中國的現狀，可謂入木三分。中華民族已成精神上的“散沙”，信洋教者有之，抱佛腳者有之，入邪教者有之，尚巫術者有之，而更多的則是陷入了“拜金主義”的泥潭而沉淪墮落。由於對儒教的反叛和拋棄，中華民族成了一個沒有信仰沒有靈魂沒有核心價值的民族。我們所奉為神祗的“科學民主”，並不具有終極價值和生命意義，科學只是“公器”，民主只是“形式”，不能構成民族的核心價值。
由於儒教的崩毀和核心價值的失落，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被抽空了實質性的內容而凋萎。故此，重新確立民族核心價值，挺立民族精神，是為新儒教的又一使命。
（三）應對現代社會，解決當下問題
由於儒教的崩毀，民族信仰體系的瓦解，民族核心價值的失落，導致了現代中國一系列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日益凸顯，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嚴重的隱憂和危機。如：國民道德的崩潰、國民教育的危機、權力腐敗、拜金主義、貧富懸殊、分配不公、國家倫理目的淡化、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喪失、政府公信力下降、社會治理結構無從完善等等。
面對這些問題，全體中國人，從國家領袖到政府官員到廣大民眾，都在關心著焦慮著，卻都無可奈何，都只能在這個大潮中隨波逐流。心急如焚者有之，大聲疾呼者有之，怨天尤人者有之，氣急敗壞者有之，憤世嫉俗者有之，消極盾世者有之，冷眼旁觀者有之，螳臂擋車者有之。但最終的結果都殊途同歸結論一致：無可奈何！對中國的問題，可用一句話來歸納，那就是：全民族清醒，所有人無奈。大家都知道應該守道德，但卻難以為善；都知道應試教育的弊端，卻仍然醉心於高考和文憑；都明白權力不應該腐敗，可當了官就沒法不貪；都知道制假販假的惡果，可就是擋不住暴利的誘惑；都知道保護環境的重要，可就是沒法不去破壞；都知道美好制度的價值，可就是沒人去建設。這就是中國的現狀！
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了中國的現實危機和全民族無可奈何的現狀呢？又怎樣又改變這一現狀呢？要認識和解決中國的問題就必須從根源處著手。根源在哪里？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只是全民族集體性的心理定勢和思維定勢讓我們不承認這一事實：導致中國嚴峻現實危機的根源就在於儒教的崩毀，在於民族信仰體系的瓦解和民族核心價值的失落。一個簡單的邏輯：沒有信仰，哪來價值？沒有價值，哪來精神？精神、價值都沒了，哪里又有資源和動力？沒有了資源和動力，我們又怎麼能夠解決問題改造社會？
振興道德靠的宗教倫理；德性教育植根於宗教情懷；對治腐敗需仰仗“教化堤防”；克制“拜金主義”需明“義利之辯”；解決貧富懸殊分配不公，靠的是國家倫理目的和“民本”理念；政治清明要靠神聖性來滋養和王道化成；政府的公信力依賴的是民族精神的凝聚力；理想的社會靠的是和諧秩序的建構；美好的制度源于義理和價值的發用。而這一切資源在哪里？在儒教！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歷史已經不容分辨地證明，儒教興則民族興，儒教衰則民族衰。治亂迴圈，無不與儒教的興衰相關聯。亂世總伴隨著“禮崩樂壞”“學絕道喪”，治世都是“儒與守成”的結果。因此，欲解決中國的當下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重建儒教。正道不行，邪魔歪道就會氾濫；聖人不出，怪力亂神就會猖獗。只有儒教才能收拾天下，收拾人心。只有儒教才能提供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和資源。

（四）修正現代文明，重開文化方向
全球化就是西方現代文明的普世化。儒教的崩毀就是西方現代文明“普世”的直接後果。無須諱言，儒教在與西方現代文明的衝突中是一個“失敗者”，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然而一百多年來，人們關注的僅僅是“失敗”本身，並沒有深入地去分析瞭解這種“失敗”的原因及其後果，也沒有深入思考這種“失敗”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們又應該怎樣認識和面對這種“失敗”？對於儒教的“失敗”，人們大抵認為是“理所當然”，甚至幸災樂禍，落井下石，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因為“進步”的人們已經給出了這樣一個預設：“失敗”的就是“沒用”的，就是“落後”的，就是“沒有價值”的，就是應該“拋棄”的。這個“預設”的簡單邏輯導致了中國百年來的精神浩劫，可以說是當今中國社會的“萬惡”之源。
這就好比一個崇德善良充滿智慧不尚暴力的君子遭遇一個強盜，被強盜“打敗”了。於是我們便得出結論：這個君子是“沒用”的，是“落後”的 “不先進”的，是“沒有價值”的，是“該死”的，是沒有權利活在這世上的。這個結論的荒唐之處一目了然。這個結論是對人類道德和智慧的否定，是對罪惡的讚美和首肯。我們對待儒教的態度就如同對待這個遭遇強盜的君子的態度。
只要羅列對照一下儒教與西方現代文明的基本理念及其給人類帶來的結果，就不難明瞭真相。
儒教有“天下主義”的胸懷，西方有“極端民族利已主義”的訴求；儒教有“家國一體”的關懷，西方有“個人至上主義”的觀念；儒教有“以仁為本”的“好生之德”，西方有社會達爾主義的“叢林規則”；儒教倡王道，以道德服人，西方倡霸道，以武力服人；儒教倡導和諧，西方倡導掠奪式發展；儒教倡“民本”（價值訴求），西方倡“民主”（形式訴求）；儒教帶來的是平等祥和的禮樂社會和睦鄰友好的“國際關係”，西方帶給人類社會的是“殖民擴張”、“帝國主義”、“資本掠奪”、“血汗工廠”、“弱肉強食”、“資源枯竭”、“環境破壞”、“核子威脅”、“經濟殺手”、“世界大戰”……
如果誰能從以上基本價值和歷史實存的對照羅列中仍然推導出儒教“落後”“沒用”“沒價值”“該拋棄”的結論，那麼我們就只能得出另外一個結論：這個人肯定不是人！
西方現代文明有幾個重要構件：新教倫理，這是其核心價值；新自由主義，這是其國家意識形態；資本和技術，這是它的物質力量源泉；憲政民主，這是它國內秩序的制度保障；軍事暴力和市場，這是它的遊戲規則。可以看出，這是一個重商重利崇尚暴力的文明。客觀地說，西方現代文明有它符合人性的一面，有它“實用”的一面。正因為如此，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也給人類帶來了物質的繁榮，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其重視人權、自由的理念和憲政民主制度也是儒教文明及其他非西方文明建設現代民族國家可資借鑒的資源。但它的偏執，及其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也是不可否認的，是需要進行修正的。否則，人類將最終被西方現代文明帶向毀滅的深淵。
儒教文明的義理資源、制度資源和智慧資源恰好是對治西方現代文明弊端的良藥，是一劑標本兼治的“中藥”。惟有儒教文明才能把人類帶出現代化的巨大迷障。修正現代文明，重開人類文化方向，是新儒教的又一重大使命。
在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在同一個星球上，在互不交通的地域上，創生出“相生相剋”的兩大文明體系，這也許就是一種神恩天德，是天之所以不滅人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