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的證示

絕對官僚

傳承的證示

一、最初二世紀的證據

聖經以外的最古老的基督教文獻只概略地述及懺悔與告明的必要性與罪的赦免，但並沒有說明罪之赦免是因教會的赦罪權而給予的。

十二宗徒訓言規勸信友在謝恩祭獻以前，要作懺悔並告罪。14：1：“每逢上主的日子，你們應集會，分裂祭餅，行感恩禮；這以前應先行告罪，使你們的祭禮是純潔的”（參考10：6）。可見告罪應當在集會的時候公開地進行（4：14）。看來這一種普通的告罪，正如猶太教禮儀所有的那種，與未來的悔罪禱詞（confiteor）相似。

羅馬的聖克來孟（約96年）勉勵格林多的叛徒，要“服從諸位長老，懷著補贖的心接受規勸，並跪倒心靈的雙膝”（致格林多人書，57：1）。由於補贖是由長老們所制定，所以似乎是一種教會規定的補贖。

安提約基亞的聖依納爵（約107年卒）給那些懺悔的人宣佈，他們會因天主而獲得罪的赦免：“只要人悔過自新，回返天主的教會，與主教和好，必能獲得天主的寬赦”（致斐拉德人書，8：1；參考3：2）。天主的寬赦以懺悔行動與教會和好為條件。

聖保理加布（156年卒）請長老們“對所有的人要寬仁與慈悲，在判斷上不要嚴刻，要記得我們都負有罪債”（致斐利伯人書，6：1）。

巴斯督•海美（Pastor Hermae）在第二世紀中葉在羅馬寫的偽啟示錄，提到有些宣教師主張除了洗禮以外，沒有別的懺悔。海美認為這一意見是基督徒的理想，但是他強調為那些在洗禮以後陷於罪犯的信友，還有一種懺悔。這懺悔是普遍的——違反潔德的罪也不例外（Mand. , 4:1）——但只有一次：“如果有人在偉大莊嚴的召喚（洗禮）以後，受了魔鬼的誘惑犯了罪，他可以作一次懺悔（）；然而如果他在懺悔以後，又再三再四陷於罪疚，懺悔便不再有用；這樣的人難以獲得生命”；也就是說：教會不接受要求第二次懺悔的信友，那人很難得到永生（Mand. , 4: 3, 6）。

聖儒斯定告訴我們，懺悔的路為所有陷於罪的信友打開著（言談，114）；格林多的聖狄尼修（St. Dionysius of Corinth, Eusebius, Hist. Eccl. , 4: 23, 6）與聖依來內也都有同樣的見解。聖依來內還列舉史實，說明有些違反潔德與叛教的人，公開認罪並作補贖以後，仍被接納于信友團體中（反異說，1：6，3；1：13，5、7；4：40，1）。

二、第三與第四世紀的證據

歐瑟比（Eusebius）記述羅馬司鐸拿塔里（Natalis），加入了一位一體論者（Monarchists）的“神動派”並成為他們的主教，後來願意返回教會的懷抱。他把作的嚴厲的補贖，使“傾向同情的仁慈的基督的教會”深深感動。教宗翟斐林（Zephyrinus 199-217）收納他重新歸返信友的團體（Hist. Eccl. , 5: 28, 8-12）。

戴爾都良在他的論懺悔（De poenitentia）——尚未離異時的著作中，談到雙重的懺悔，第一種是作為洗禮準備的懺悔（C. 1-6），第二種是洗禮以後的懺悔（C. 7-12）。他的意見與海美相同，認為第二種懺悔只能有一次。懺悔者必須先公開認罪（Exhomologesis, C. 9），並且要完成嚴厲的補贖善工，然後在信友團體之前蒙受赦免（Palam absovi: C. 10），重新被信友團體所接納（Restitui; C. 8）。任何罪，包括違反潔德與拜偶像，都可以因懺悔蒙赦。

戴爾都良參加了蒙丹派（Montanism）以後，撰寫過另一篇有關懺悔的論文（De pudicitia），他在該文中激烈反對天主教會的懺悔習慣。他的主要目的是指出通姦與淫亂之罪不能赦免。在論著的開端，他便提到一位“最高司祭，主教的主教”（Pontifex Maximus, quod est Episcopus Episcoporum）所作的一篇飭令（edictum peremptorium）所宣佈的“已完成補贖之工者，我赦免他們通姦與淫亂之罪”（1：6）。戴爾都良認為這篇飭令有傷基督徒的節制與倫理德性。昔日人們都視賈理篤一世（Callistus 1 217-222）或他的繼承者翟斐林（Zephyrinus 199-217）為這篇飭令的作者。近代學者認為這篇飭令很可能出於非洲迦太基主教阿格利寶諾斯（Agrippinus）之手。戴爾都良將可赦之罪與不可赦之罪加以區別，並論及這兩種罪的不同的懺悔，一種懺悔可獲得罪之赦免，另一種不能獲得罪之赦免（C. 2）。他第一次把三種不能蒙赦的罪寫在一起：拜偶像，通姦與謀殺之罪（C. 5）。但是天主教會堅持一切罪均可以因懺悔獲得赦免的道理（C. 3）。撰寫那篇飭令的主教所運用的教會赦罪權的根據是瑪，16：18-19的經文（C. 21）。

在同一時代羅馬教宗賈理篤對於懺悔問題的寬仁態度，為聖依玻理（Hippolytus）所反對（Philosophumena, 9: 12）。這場爭論告訴我們，在羅馬，所有作了補贖的罪人都被重新納入信友團體。聖賈理篤宣佈：“他赦免了所有的罪人”。

在東方教會裡，亞力山大裡的聖克來孟與奧力振都作證人公認為教會有赦免一切罪犯之權。聖克來孟說：“大門為每一個全心歸返主懷的人敞開著，天主喜悅地接納切實悔改的子女”（Quis dives salvetur, 39, 2; cf. 42）。在許多獲得赦罪的途徑中，奧力振將“嚴厲而艱苦由懺悔而得的赦罪”列於第七位，要這樣得罪之赦，應“在天主的司鐸”前告明諸罪，並做嚴厲的補贖（In Lev. , hom. 2: 4）。參考駁楷索書，3：51。

在戴西烏皇帝迫害基督信友時代（249-51），許多信友背棄了他們的信仰。處理背教者是當時最迫切的問題。聖西彼連在他的論背教者（De lapsis）與他的書信中，證明教會待背教者，正如對待犯了其他諸罪的信友一樣，要求他們承行補贖，然後再收納他們於教會之中，針對所屬聖職界中的某種鬆馳傾向，他強調補贖的必要性，它是背孝得蒙赦的先決條件（De lapsis, 16）。對於諾伐軒派的過於嚴酷的見解，他維護教會赦免一切罪的權力，包括赦免背教之罪的權力（書信，55：27）。

除此以外，教會有權赦免諸罪的證據還很多。巴色隆那（Barcelona）主教聖巴西盎（Pacianus, +390）曾為教會有權赦罪之理作證，責斥諾伐軒派人士；聖盎博羅削在他的論懺悔著作（De poenitentia）中，聖奧斯定在反對多那忒派人士時，都會為教會的懺悔道理作證。參考聖若望•基素東De Sacerd. , 3: 5。

上述各項證據可以清楚地說明，遠古的信友們的相信，基督曾把一種沒有限制的赦罪權託付給教會。

來源：信理神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