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教難

絕對官僚

日本的教難

日本教會不久以後就遭遇到阻難，首要原因是英國和荷蘭的航海事業興起，他們又已經改信新教，於是在海上不是驅逐就是劫掠載運傳教士去遠東的葡萄牙商船，造成前往日本的傳教士後繼不易。另一方面，日本的政治清勢正動盪不安，聖教會便不免遭受波及，對教會頗有好感的織田信長被豐臣秀吉推翻，取而代之。開始時，豐臣秀吉對傳教士也表示好感，到1587年時，忽然改變了態度，劇烈地反對耶穌會士，命令他們離開日本。耶穌會士銷聲匿跡了一陣子，之後也就不顧豐臣秀吉的禁令，暗中繼續傳教，又有不少人領洗進教，風暴逐漸消散。第二年方濟會士到了日本，開始公開講道，建造修院，這麼一來，激怒了豐臣秀吉，教難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可巧，這時候一艘西班牙商船被颱風吹向日本海岸，按照日本法律，貨物應該充公，船長想以威脅來阻止船上的貨物被充公，向日本揚言說，倘若日本官員冒然行事，西班牙國王必定會來報仇雪恥，像征服美洲那樣來征服日本，更何況西班牙傳教士遍佈在日本境內，到時候必定也會裡應外合。商船船長說的這類話更加地激怒了豐臣秀吉，他下決心要嚴加懲戒，便下令逮捕6位方濟會士、17位日本教友，其中包括一個11歲、一個13歲的孩子，另外還有三位耶穌會的輔理修士。這26人被帶到長崎，在全體教友面前被釘在十字架上，壯烈地殉道而死。這第一次的流血慘劇，想不到非但沒有挫折到日本教務的發展，反而因著殉道烈士這種以身作則，贏得了更高的崇敬。在1598年到1612年之間，又有十多萬人受洗。在長崎致命的26位烈士，由教宗在1627年列入真福品，到250年後的1862年，再由教宗列入殉道聖人的品位，受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日本教友永遠的崇敬。

第二次教難大大地蹂躪了范禮安所謂的“天主的燦爛花園”，幾乎把這個生氣勃勃的教會完全消滅。引發教難的原因很多，因為教友與日本神道教的信仰是對立的，引起了日本保守者的仇視，對西方來的事物缺乏信任，同時也有些傳教士的作法不明智，又因為英吉利和荷蘭兩國的新教商人嫉妒、仇視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的天主教傳教士，散播謠言說西葡兩國的傳教士是他們本國軍隊派來的先鋒或間諜，軍隊就將要入侵日本。這些都是激起教難的原因，至少也助長了教難的氣焰。

西元1614年，德川家康發出公告，取締一切宗教，放逐所有傳教士，拆毀了所有的教堂，一百多位耶穌會士被遣送到澳門和菲律賓的馬尼拉，並且警告他們，如果膽敢再回日本，必死無疑，決不寬貸，一切的港口隨時嚴加戒備。而日本教友卻成了眾失之的，受盡各種虐待，受逼背教，不肯背教而被處死的教友，一天天增加。西元1622年，52名會士和教友致命而死，其中27位是被斬首，其他的是被火燒死，雖然也有幾位英勇的耶穌會、方濟會神父，冒死藏匿在民間，或是偷渡進入日本，也都無濟於事，大多數的教友都成了沒有牧人的羊，終究難於倖存。

從1623年起，德川家康執政時的教難更加地徹底，凡是有信教之嫌的，就命令他們踐踏十字苦像，刑罰也都極其殘酷，有些比初期教會時代羅馬帝國對待教友的作法更不人道，像是把教友倒懸在盛滿了糞便和種種骯髒惡臭的東西上，直到被熏死為止，要不就把教友浸泡在沸騰的硫磺礦泉裡，使得皮肉被泡爛而死。西元1637年，在教友最多的有馬一帶，老百姓為大名諸侯的橫徵暴斂所苦，起而反抗，然後集體逃往到島源島，不幸被追兵擊敗，凡是聲明不是教友的，都可以保全性命，其他的男女教友，包括兒童在內，據估計有三萬五千多人，全都被集體屠殺。從此以後，長達兩個世紀之久，日本採取嚴密的鎖國政策，與外國的一切接觸完全斷絕，禁止入境，也禁止出境。

西元1640年，澳門的葡萄牙人派遣使節，試圖想要恢復貿易，充當使節的人及其他船上的乘客全被集體屠殺，只放回幾個水手，要他們回去告訴本國人，日本不會改變既定的鎖國政策。港口的關卡雖然是如此森嚴，但是在這段時期中，仍然有傳教士不顧生命危險，置個人死世於度外，一批又一批想要偷渡進日本去照顧教友。但是先後遭到殺害或是終身監禁，沒有一個獲得倖免。日本的教會雖然沒有了神職人員領導，教難又連年不斷，許多英勇的教友甯死也不肯背教，究竟殉道的有多少人？那只有天主知道了。至少有姓名的，我們敢斷定至少超過了四千。

不管環境如何惡劣，在長崎一帶，仍然殘存著一個教友的核心，保持著信德，一代一代自相傳授，兩百年後的十九世紀，明治維新時代，結束了鎖國政策。政治情形既然改變了，在那當年是“天主的燦爛花園”地下所潛藏的一粒粒小小的種子，又重新發育繁榮起來。

來源：天主教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