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耜與南宗、老學

絕對官僚

　　在中國道教史上，彭耜或許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在世時既沒有創立新教派的驚人之舉，身後也沒有博大精深、睿見卓識的理論專著傳世。然而，正是這個不起眼的小人物，通過自己平凡而切實的工作，為發展中國道教、中國老學作出了獨特的貢獻，故至今流行的各種道教史、老學史的教科書中，都不能不提及彭耜其人。但它們往往語焉不詳，故筆者認為有必要專門撰文，就彭耜其人的生平思想、著述及其對發展道教尤其是老學的貢獻，作一番探討。

　　一、彭耜的生平

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的史書傳記，素來輕薄道士術者，況彭耜乃一介無重大建樹之道士，故他與其師白玉蟾的名字皆不見載於二十四史。這就給我們考察彭耜的生平行狀，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我們所能看到的，僅是福建方志和《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的些許記載：清《重纂福建通志》卷之二百六十三《方外》云：

　　彭耜，字季益，閩縣(治所在今福州)人。蚤(同‘早’)有文譽，銓吏得選，不赴歸。師事玉蟾，得太乙刀圭火符之術。玉蟾謂於耜乃仙家父子也。耜隱鳳邱山，與妻潘蕊珠烹煉丹鼎，後俱屍解。詔封鶴林真人。

《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卷之四十九載：

　　彭耜，字季益，世為三山(今福州)人，奕世顯宦。自其少時，早有文聲。自中銓後，恬不問仕。事海瓊先生白玉蟾，得太一刀圭火符之傳、九鼎金鉛砂汞之書、紫霄嘯命風霆之文，歸作《鶴林賦》，復作詩曰：

　　買得螺江一葉舟，功名如蠟阿休休。

　　我無曳尾乞憐態，早作灰心不仕謀。

　　已學漆園耕白兆，甘為關令候青牛。

　　刀圭底事憑誰會？明月清風為點頭。

其所居立鶴林靖，日以孔、老娛其心，以符治疾，多所全濟，鄉邦得之，一時寓貴多勉其仕，牢不可破。然而學問博洽，趣尚清遠，須古之孝廉不是過也。當路欲以隱逸薦之於朝，君聞而遜謝之，終日杜門與世絕交遊。凡生產家人之事，曾不經意。其內子潘蕊珠，厥志一也，晨夕惟薰修而已。耜得興則賦詩，或亦飲酒，飲必大醉，冥然後止。遇有鬼神加害者，則以丹符療之，遂愈。其沈酣道法，呼嘯風雷，人所敬慕。後屍解於福州。今城東有鳳丘山鶴林道院存焉。

從上述記載中，我們可以知道：

　　(一)彭耜博學多材，鄙薄仕途。彭氏出身福州官宦世家，篤志好學，能詩善賦，年輕時即擅有文名。對他來說，獲得一官半職，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但他卻不慕功名，不屑走祖輩老路，躋身官場。故他雖一度‘銓吏得選’，卻不願赴任而遯歸三山。後地方當局聞之，欲薦於朝廷，彭耜謙遜謝絕，遂閉門絕交，不問塵世，直至老死。

　　(二)彭耜志尚清遠，‘性理融明’，率真自然。俗話說：‘知子莫若父’；同樣，知徒莫若師。白玉蟾從方外人的角度，對自己的徒弟彭耜的資質予以淋灕盡致的剖析：　　一則妻子債輕，世緣淡泊；二則賦性沖靈，識事幾先；三則眼發骨相，如林侍晨；四則心專一司，如人放箭；五則旦夕焚修，救治無缺；六則動與道合，無甚違真；七則所得已圓，年事未艾。(《海瓊白真人語錄》卷四)　‘淡泊’、‘沖靈’、‘專一’恰到好處地概括了彭耜的‘可仙之資’。

　　(三)彭耜樂善好施，不置產業。

　　(四)彭耜沈酣道法，法術高明。師事白玉蟾，得其真傳，擅長煉丹和行雷法。至於彭耜的生卒年，未見記載，故無法考定。我們祇能依據彭耜著述的落款時間，以及白玉蟾與彭耜書信往來的時間，來推測彭耜活動的大致時間。

　　彭耜著述中有時間落款的計三處：

　　1.《道德真經集注》序末：‘紹定己丑重九日鶴林真逸彭耜謹序’。紹定，乃宋理宗朱昀的年號，紹定己丑即紹定二年，公元1229年。

　　2.《海瓊玉蟾先生史實》一文的結尾：‘時嘉熙改元仲冬甲寅鶴林彭耜謹書’。嘉熙改元，當為淳祐元年，即公元1241年。嘉熙、淳祐皆為宋理宗年號。

　　3.彭耜為《海瓊白真人語錄》所作的跋語云：‘淳祐辛亥季冬甲子鶴林彭耜稽首敬書’。淳祐辛亥，即淳祐11年，公元1251年。

　　白玉蟾《與彭鶴林書》中提及時間的有二處：

　　開首云：‘丁丑九月十四日，玉蟾將如泉山，乃告吾友鶴林真官曰：……’。

　　中間云：‘某戊寅三月十五日寓江州太平興國宮，作書附致鶴林真士賢弟’。

　　這裡的‘丁丑’、‘戊寅’均未注明宋朝年號，筆者據彭耜為《海瓊白真人語錄》(是書收錄《與彭鶴林書》)作的跋語的落款時間‘淳祐辛亥’，依‘六十干支’順序推算，丁丑乃宋寧宗嘉定十年，即公元1217年；戊寅，乃宋寧宗嘉定十一年，即公元1218年。

　　如此一來，我們即可明了：彭耜一生主要的活動時間是宋寧宗嘉定年間至宋理宗淳祐年間。至於彭耜的生年，筆者以為當不會早於宋光宗趙惇紹熙甲寅年，即公元1194年。其據是彭耜《海瓊玉蟾先生事實》稱：‘(白玉蟾)是生於瓊，蓋紹熙甲寅三月之十五日也’，作為其弟子，且被其師在書信中稱為‘賢弟’的彭耜，其年齡自然要小於白玉蟾。

二、彭耜的貢獻

　　上述已提及，彭耜在道教理論上沒有什麼重大建樹，亦沒有專著傳世，但他對道教、老學的發展，卻作出了不可抹滅的貢獻。

　　彭耜對發展中國道教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他積極協助白玉蟾創立、完善金丹派南宗。南宗一系，從丹法而言，源遠流長。白玉蟾《快活歌》云：‘大道三十有二傳，傳到天台張悟真(伯端)，四傳復至白玉蟾。’(《修真十書》卷39)。彭耜弟子蕭廷芝所撰《道德真經三解序》列有從‘浮黎元始天尊’至張伯端的三十一代傳承譜系，其中最後幾代傳承關係為：鍾離權——呂洞賓——劉海蟾——張伯端(關於南宗的譜系，參見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修訂本)第三卷第一四五頁)。白玉蟾高足留元長為《海瓊問道集》所作序中也記載了自白玉蟾上溯呂洞賓的七代師承關係：

　　白君(即白玉蟾)得之於陳泥丸(陳楠)，陳得於薛道光，薛得於石泰，石得於張平叔(張伯端)，張得於劉海蟾，劉得於呂洞賓。

而被道教稱為南宗五祖的，則是：張伯端——石泰——薛式——陳楠——白玉蟾。但嚴格說來，南宗自成一派，應自白玉蟾始。也就是說，以有理論、有組織、有宮觀之教團的標準來衡量，南宗的實際創立者是白玉蟾。而作為白氏的高足的彭耜，為南宗的創立和完善立下了汗馬功勞。這主要表現在：

　　(一)在理論宣傳方面，彭耜做了兩項工作。一是他於宋理宗嘉熙改元仲冬撰寫了《海瓊玉蟾先生事實》一文，歌頌、神化了白玉蟾其人其事，為奠定白氏的南宗教主的地位製造了輿論。是文雖不乏荒誕不經之處，但仍是今人考察白氏生平思想的極為寶貴的資料。二是他親自纂集、審訂，並同師兄留元長等於宋嘉熙改元仲冬，共同刊行了《海瓊玉蟾先生文集》凡四十卷；淳祐辛亥季冬，彭耜又纂輯、刊行了《海瓊白真人語錄》四卷。這二書的編輯、出版，是彭耜對南宗的建立和發展所作的最大的貢獻。因為二書幾乎囊括了白氏所有的詩文，搜羅了白氏與弟子彭耜往來的書信，以及白氏對弟子傳道解惑的記錄，集中體現了白氏的道教思想，故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道教南宗的理論體系。

(二)在組織建設方面，彭耜大力協助白玉蟾建宮觀、立神職、定教制，使南宗成為一個有組織、有制度、有宗教活動場所的新教派。據《海瓊玉蟾先生史實》載，白玉蟾一號‘神霄散吏’。神霄，乃南宋社會上廣泛流行的道教符籙派。‘神霄一系，以傳行自稱出自天上神霄玉清府的神霄雷法為職事。北宋末，在徽宗扶植利用下，神霄雷法大行於世，神霄道士顯赫至極。’南宋初神霄雷法在我國東南方甚囂塵上，傳習者不計其數，白玉蟾之師陳楠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而白玉蟾‘青出於藍勝於藍’。陳楠祇埋頭於傳授屬於神霄系的雷法，不曾有過膺任‘神霄玉清府’官吏的奢望；白玉蟾卻不同，他不僅給自己，而且也給弟子們，一一安上神霄府官吏的顯赫職位。據《海蟾白真人語錄》卷一《傳度謝恩表文》載，白玉蟾的神職為‘高上神霄玉清府雷霆令統五雷將兵提領雷霆都司鬼神公事’，彭耜的神職為‘上清太華丹景吏神霄玉府西台令行仙都風雷判官’，留元長的神職為‘上清大洞玄都三景法師太乙雷霆典者九靈飛步仙官簽書諸司法院鬼神公事’，林伯謙的神職為‘太上正一盟威法師充驅邪院判官南昌典者九靈飛步仙官兼管雷霆都司鬼神公事’，潘常吉、周希清的神職皆為‘神霄玉府右侍經’，胡士簡、羅致大、陳守默、莊致柔也各授以不同的神職。應當看到，白玉蟾表面上為其天上的主子‘高上神霄玉清真王長生大帝陛下’組閣，實則為人間的道教南宗構建完整的領導班子。

　　必須指出，在白氏‘神霄玉清府’中任職的九人中，彭耜是其第一員幹將，彭耜的弟子林伯謙也位居第三位。如果沒有彭耜師徒的積極參與，白玉蟾是無法構建南宗新教團的。

　　除此之外，彭耜師徒還積極響應白玉蟾，各自建立了用以修煉祀神的靖廬，為南宗教徒提供了活動的場所。這是白、彭、林三代師徒比南宗先師高明之處。彭耜還鼓動徒弟林伯謙向官府奏請靖額，使其宮觀合法化。《海瓊白真人語錄》卷二載：

　　度師(指彭耜》謂伯謙曰：‘爾祖師(指白玉蟾)所治碧芝靖，予今所治鶴林靖，爾今所治紫光靖。大凡奉法之士，其所以立香火之地，不可不奏請靖額也，如漢天師二十四治是矣。

林伯謙果不負師望，經過一番努力，其宮觀終獲得官府認可，林本人也被授予‘福州天慶觀管轄兼都道正’的道職。至於彭耜對老學(即研究老子的學說)的貢獻，集中體現在其《道德真經集注》。眾所周知，宋朝歷代皇帝步唐朝皇帝之後塵，篤信道教，對作為道教經典的《老子》奉若神明。宋徽宗趙佶是個虔誠的道教信徒，他在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下詔改《老子道德經》為《太上混元上德皇帝道德真經》，並親自組織寫作班子為之作注，成《御解道德真經》四卷，世稱《政和御注》。統治者的身體力行，給宋代的思想學術的發展起了一定的導向作用。故在兩宋時期，對《老子》著作及老子思想的研究，出現了曠古未有的興盛局面。社會各階層人物，上至皇帝，下至三教九流，都加入了研究者的行列。如，儒家有著名學者朱熹、程大昌，道家有林東、達真子，道士有陳景元、曹道沖，佛家有學者趙秉文，官吏有葉夢得、黃茂材，大政治家王安石也廁身其間。各種老學著作，像雨後春筍不斷湧現；研究者思想開放，各抒己見，譜寫了《老子》研究史上最輝煌的篇章。

　　當時研究《老子》的主要方式，是通過注釋《老子》以表達自己的見解。而注釋的形式又有二種，一是自注，一是集注(即匯聚各家的注釋)。彭耜的《道德真經集注)，是集注者的傑出代表。

　　那末，彭氏何以在煉丹行雷法的同時，執著於老學研究呢？筆者以為，是彭氏‘一身兩任’的本能驅使他去從事學術研究。首先是作為道士，他必須配合白玉蟾進行道教理論的研究、傳播工作，而被道士奉為祖師的老子的著作，自然而然成了彭耜研習的對象。更何況白玉蟾已有自注的《道德寶章》、《道德經指玄篇》在先，身為弟子的彭耜怎敢怠慢？故他必須把纂集《道德真經集注》的工作，視為道士的一種職責，義不容辭地承擔下來。其次作為學者，彭耜有著從事學術研究的強烈慾望。《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稱彭耜‘學問博洽’，人譽‘其學養甚深，比美王元澤(王雩，王安石之子，官居天章閣學士，撰《道德真經集注》十卷)’。宋時風起雲湧的‘研老’、‘注老’的熱潮，必然使得這位隱居在閩縣鳳丘山的學者無法靜下心來。故他‘覃思有年’，仔細分析了各家注《老》著作，認為它們各執一端，皆不得《老子》之本旨，於是慨然而起，撰《道德真經集注》以正之。這殆是彭氏注《老》的直接原因，正如彭氏在《道德真經集注序》中所云：

　　常患注釋之繁而矛盾迭興，復憂流派之廣而門戶各異。求出世者多鄙薄於治世之常經，思治世者復忽略於出世之妙旨。於是合本朝注釋之書畢力纂集。

彭耜《道德真經集注》計收宋時注家二十人，他們是：宋徽宗趙佶(是書稱其注為‘政和御注’，刊於每章之首)，碧虛子陳景元，涑水司馬光，潁濱蘇轍，臨川王安石，王雩，陸佃，劉概，劉涇，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達真子，三峨了一子李文　NFDC5　，陳象古，葉夢得，清源子劉驥，晦庵朱熹，黃茂材，程大昌，林東，本來子邵若愚。為了讓讀者認識這些注家，彭耜專門撰寫了《宋解經姓氏》一文。或詳或略，一一介紹了他們的字、號、籍貫、學術淵源以及生平事跡。是文對陳景元的介紹尤詳，儼然是一篇人物傳記；而稱王安石、王雩、陸佃、劉概、劉涇五家為‘崇寧五注’，又顯然是時人之定評，可見這五家在當時老學研究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由於時代的淘汰，上述有些注老名家早已被人淡忘，惟藉彭氏是文纔得以知道其事跡。作為老學研究史的資料，彭耜《宋解經姓氏》彌足可貴。

　　彭耜《道德真經說序》，收錄了《史記‧老子傳》，以及宋太宗、真宗、仁宗、高宗、孝宗諸帝王尊奉老子、躬行《老子》旨意之盛事，並加以注釋。這無非借統治者的威力，以抬高老子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同時亦袒露了彭耜倚重官府以傳道施教的潛意識思想。

　　對今人來說，彭耜《道德真經集注》的最大價值，就在於它為我們保存了諸多宋代‘研老’、‘注老’的資料。是書所引用的二十家注釋中，僅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即《政和御注》)、蘇轍《老子解》、陳象古《道德真經解》、邵若愚《道德真經直解》、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司馬光《道德真經論》等六家至今仍完整無缺，其餘十四家注本都已亡佚或殘缺了。我們今人要　NB327　解這十四家的老學觀點，主要是依靠彭耜《道德真經集注》所提供的資料。僅此一點，彭耜的名字就可以在老學史上不朽的了。

三、彭耜的思想

上述的情況表明，彭耜是避世的隱者，信奉南宗的道教徒，又是道家學者。他的思想主流屬道家，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彭耜對儒家經典、儒家思想的研討，並不因為他入道修持而中止。《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卷四十九云：彭耜‘其所居鶴林靖，日以孔老娛其心’，把誦詠《論語》、《老子》作為每日的必修課，足見彭耜居常是儒、道雙修。‘娛其心’，把誦孔、老作為一種文化享受，沒有任何功利目的，這是彭耜的超脫之處，也是他比其時祇知念經施法的一般道士高明之處。而彭耜之所以嗜好儒家經典，皈依道教後仍誦習不輟，原因之一是其家庭環境的燻陶。彭耜乃官家子弟，‘奕世顯宦’，高級士族的家庭必然要求其子女自幼接受官方規定的儒家經典修養；同時，先輩的一言一行，都必定恪守儒家的信條，這一切都對彭耜的思想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使他對儒家經典由衷地喜愛。原因之二是社會環境的影響。宋朝歷代統治者都極為重視儒、道、釋三家思想學說，扶持呵護，給予它們很高的禮遇。這對當時思想學術的發展無疑起了指導性的作用，學人的思維為之‘改弦更張’，一個突出的表現，是提出儒、道、釋三家合流的主張。當然，主張儒、道、釋三教合流，並非自宋始。‘但自宋代以後，高唱三教合流的人特別多，其論證也特別周備，其影響也至為巨大，表現出不是一二個人的一己之主張，而是具有社會各家人士共識的特徵。’這種社會共識，對自幼耳濡目染儒家思想、長大從事道教活動的彭耜來說，在感情上是易於接受的，或者說是一拍即合。故筆者以為，儒、道雙修，於彭耜而言，實乃入情入理之事。

　　當然，彭耜的儒道兼融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其師白玉蟾的直接影響。白氏修道，善於融攝儒學和禪宗之學，‘心通三教，學貫九流’。由於古文獻中記載彭耜生平行狀的資料實在太少了，故我們考察彭耜儒道兼融乃至儒道釋合一的思想(或者說老學思想)，祇局限於彭氏《道德真經集注》及其《序》。

　　彭耜在《道德真經集注序》中說：

　　此經以自然為體，無為為用，治世、出世之法皆在焉。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此治世之法也；如‘生之徒十有三’，‘死而不亡者壽’——此出世之法也。……以之治世，則反樸而還淳；以之出世，則超凡而入聖。然後知孔老無異法，天生二聖，人迭為賓主，以道詔天下後世，其功至不淺也。

在這裡，彭氏用‘體用’概念說明老子的道。體用的觀點，是宋代哲學家常用的理論概念。體，是道自身的基本性質；而用，則是道的外在表現或衍生作用。彭氏以‘自然’為老子道的‘體’，以‘無為’為老子道的‘用’。從這種‘體用’概念出發，彭氏認為，順其自然，以‘無為’為法，施之於世，既可安邦治圖，也可修身養性。換言之，治世之法、修身之術，盡在老子之道中。在彭耜看來，‘孔、老無異法’，儒、道不分家，以此‘詔天下後世，其功至不淺也’。同時，彭耜還認為，佛與儒、道二家也可以相互融合，相互印證。但彭耜這種‘三教合流’的觀點，尤其是釋與道合一的觀點，並未見其文字方面的表述，而主要是體現在其《道德真經集注》中所引用的諸注條上。限於篇幅，筆者在這裡不可能一一引用各注家體現‘三教合流’觀點的注條，故下面略舉三條為例子。

　　1.《道德真經集注》卷一二《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之在天下，惵惵為天下渾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程大昌注曰：

　　若嬰兒之未孩，則孩也者，又嬰兒之稚者也。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則赤子也者，取其方為嬰兒而真淳尤為未散者也。百姓既注其耳目，而聖人遂求有以復其赤子之初。

　　2.《道德真經集注》卷一六《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碧虛子陳景元注曰：

　　大威謂死兆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孔子語，見《論語》第十六《季氏》篇)夫人立身以憂畏為本。若以小惡為無傷而不憂畏，遂積之盈貫，以致乎大威至而不可逃也。嚴君平曰：大威已至，乃始為善。當是之時，道德不能救，天地不能解，非天之罪也。

以上二條，乃以孔子、孟子語錄闡釋老子之道。

　　3.《道德真經集注》卷一《道可道章》第一：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葉夢得注曰：

　　昔者佛氏蓋嘗為色空之說。自無適有謂之色，色出於無，則雖色而未嘗不空。自有入無謂之空，空反於有，則雖空而未嘗非色。色與空，雖黃帝、神禹不能窺其間矣。聖人亦何心焉？即有以為有，無物而非有，故以有名為萬物之母，天地亦由之而生；即無以為無，無物而非無，故以無名為天地之始，萬物亦由之而隱。

以上以佛氏‘色空’之說釋老子的‘有無’概念。

　　類似上述三條以儒、佛注道的例子，在彭氏《道德真經集注》中比比皆是。它們雖非彭氏自撰，但足以表明彭氏此‘集注’是以儒道釋合一，修身治國合一為其旨趣，進而袒露了彭氏的治老乃至治學之道：老子，乃至整個道家系統，並非與儒、釋二家相互對立、排斥，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相互摻合、吸收。故治老，必須結合治儒、治釋，否則是做不好《老子》這門學問。彭氏這種不主一家、兼容並蓄、互相吸收、取長補短的治學態度，是符合學術發展的規律，因而是難能可貴的。

　　順便一提的是，彭耜對當時一般道士整日沉溺於煉丹、卜筮、符籙的現象，不以為然。他說：

　　若夫秦漢方術之士所謂丹灶、奇技、符籙小數，盡舉而歸之道家，此道之緒餘土苴者耳。學者當於此而有悟焉，則鑿開混沌，剖破藩籬。(《道德真經集注序》)

這表明，在彭耜的潛意識中，治國治身是道家之要務，而丹灶、奇技、符籙乃道之窮伎末流，有志於‘道’的人務必要‘抓大放小’。這種注重現實精神是彭耜道家思想的閃光之處。

　　不可諱，彭耜的老學思想以及治道主張，有著濃厚的官方色彩。它以宋徽宗的‘老子御注’為指導思想，處處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不敢越其雷池之半步，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研究的深度與力度。

注　釋：
對彭耜的出生地，有三種說法：1.三山，2.閩縣，3.長樂。
見《跋鶴林問道集》，《白真人集》婁集六。
卿希泰：《中國道教史》第3卷第115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參見彭耜《宋解經姓氏》，《道藏》第13冊第118~119頁，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參見熊鐵基、馬良懷、劉韶軍：《中國老學史》第309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