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方濟•沙勿略的傳教情形

絕對官僚

聖方濟•沙勿略的傳教情形

聖方濟•沙勿略原本是一位巴斯克族上流社會的青年，醉心于功名榮譽，他到巴黎去求學，就和比他大十五歲的同鄉租了一所房子共同居住。這位同鄉不是別人，就是一心思慕天主光榮的依納爵。依納爵屢次提醒沙勿略說：“人，即使贏得了普世，倘若喪失了靈魂，又有什麼益處呢？”漸漸地，沙勿略的思想受到依納爵的潛移默化起了變化，他的生活目標有了轉變，加入了依納爵的團體，同時在1534年共同宣發聖願，而且還發願任憑教宗隨意處置。沙勿略從此以後就一心一意以獻身救靈為志向，當會祖依納爵派他到印度傳教時，正中他的下懷。

沙勿略接受教宗欽差大使的名義，負責視察在東方的葡屬教務，他採取一切必要的步驟，只以教會傳教事業的發展為目的。他由里斯本登上了每年定期開往印度的皇家艦隊，前往印度，開始了他轟轟烈烈的傳教生涯。這位與眾不同的欽差大使，只穿了一件普通的黑布長袍，全部的行李只是一尊苦像、一本日課經和幾本聖經聖書，有人就責備他不符欽差大使的身份，他卻處之泰然。在十一個月的艱苦航程中，他不但自己洗衣服，還替船上有病的人洗衣服，謙卑地為這些病人服務，其他的時間，就用來講道勸人。當船航行抵達臥亞時，人們已經把他當聖人對待了。

沙勿略上岸後，就在當地建立了他工作的重心，剛一下船，便開始了傳教工作，探訪當地的病人和囚犯，還給兒童講解要理。葡萄牙殖民者的行為和作風，影響到教會，這些殖民者並不歡迎傳教士，沙勿略首先設法管束這批無法無天的殖民者，導引他們的行為，儘量符合福音的教訓。待雨季過後，他便開始整理漁岸村的教會事務，他發現，那已經接受過洗禮的數千名教友，完全沒有人照顧，一切得從新開始，新教友信仰有待加深，嬰兒有待付洗，成年人的婚配、組織教團、訓練講道員，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應該辦理的當務之急，他雖然缺乏一切，而且又水土不服，言語困難，忙得筋疲力盡，還得不時地回臥亞或到北部或到錫蘭島去傳教。經年累月地忙著這一切工作，這是他一生當中教化印度人最多的一段時期。

沙勿略雖然在印度忙得不亦樂乎，但是他並沒有忘記該去視察所有葡萄牙國屬下的亞洲各傳教區。西元1545年，他動身去麻六甲，麻六甲是葡萄牙國前來遠東的基地，這個馬來半島上熱鬧的港口，如今已經成了一個死港，供人憑弔，它的地位已經被半島南端的小島新加坡所取代了。

沙勿略兩年之間一連串的旅行，幾乎全走海路。航行到印尼各島之間，路途有如八卦陣一樣，非常危險，常會遇到暗礁、暴風雨，或是海盜和回教徒的劫掠。沙勿略的足跡竟然到達過摩鹿加群島，並且還穿越了回教徒所佔據的島嶼，甚至還在西裡伯斯這個專門獵人頭的野蠻部落裡居住了三個月，然後回到麻六甲，在葡萄牙人當中，展開他的牧靈工作。

西元1542年，有一艘葡萄牙商船被風吹到日本，日本當時還是歐洲不認識的處女地，這艘商船的乘員也是第一次到達日本的歐洲人。1547年，當沙勿略在麻六甲時，機緣巧合認識了一位元名叫安治郎的日本人，安治郎聽說沙勿略的大名，又聽了沙勿略的道理，要求沙勿略為他付洗。原來，安治郎在日本犯了殺人罪，逃往海外，他原是一位彬彬有禮又坦誠的人，他提出了許多問題就教于沙勿略，和沙勿略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安治郎領洗時的聖名是“聖信的保祿”，這時候安治郎唯一的願望就是，引領沙勿略去歸他的祖國。沙勿略也真的絲毫不顧他人所說的許多困難和危險，排除了一切困難和反對，終於向葡萄牙政府取得國書，以葡萄牙大使的名義前往日本。在去日本之前，他曾經先回到臥亞，料理許多未了的事情，隨即帶領兩位同會弟兄，在安治郎引領下，向日本揚帆而去。

在麻六甲，他們一行人登上了一艘中國海盜船，一路非常顛簸，疾病啦、颱風啦，接踵而至。不少旅客甚至船員都喪失了勇氣。好在有沙勿略不斷地鼓勵全船的人，終於在西元1549年的8月15號，登上了九州的鹿兒島，也是安治郎的故鄉。當然這真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沙勿略是第一個踏上日本國土的歐洲傳教士，這時候正是我國明武宗正德年間。

沙勿略發現日本人對西方的新奇事物和天主教的道理都非常羡慕，但是當時的日本國情卻極其可悲，正是日本封建的戰國時代，有許多的小邦，這些分封的諸侯之間，連年混戰，形成一種無政號府狀態。沙勿略瞭解到這種情形，絲毫都不灰心，努力學日語，還與有學識的佛教高僧辯論，遭到僧徒訕笑。此路已經不通，沙勿略就改采其他的辦法，他要去晉謁日本天皇，請天皇降諭旨准許他在日本傳教。為了爭取時間，他在嚴寒的冬天，徒步走向京都，幾乎把他給累死，結果他才弄明白，自己白跑了一趟，原來當時的天皇，只不過是虛有其名而已，號令出不了京都，對分封的王侯發生不了效力。

這一條又不通，沙勿略又改采其他的辦法，希望同掌握山口縣地方實權的諸侯交接來往。他也從經驗中得到教訓，那就是他身上所穿的衣服，在日本人看來，該算是奇裝異服，因此而受到日本人輕視，於是他立即改變服裝，脫下他陳舊的黑袍，穿上高貴的絲綢，以葡萄牙國大使的身份，讓葡萄牙商人當他的隨從，還帶了很多禮物去求見，這次果然碰對了，受到山口縣諸侯的歡迎和款待，同時也獲得了傳教許可。

沙勿略在山口縣所歸化的居民雖然不多，但是信德都很堅固，他稱這些日本教友是他心靈的快樂。日本傳教事業的前景可見，希望很大，可是，聖依納爵的信輾轉來到，委派他擔任耶穌會印度省的神長，命令他返回臥亞。

沙勿略從日本帶回來偉大的計畫，因為他發現，中國在整個的東方，具有無上的權威，他經常聽見人說，中國才是東方文化的發源地，日本人稱中國是他們的上國，日本人也常說，如果天主教真正實在有崇高的價值，文化發達的中國應該是早已信教了。這樣說來，他非到中國去宣傳福音不可，然後再從中國去影響整個亞洲。可惜當時的中國在明朝閉關自守的政策下，嚴格禁止外國人入境，誰想偷渡便得冒生命危險。但這些都無法阻止沙勿略，他決心跟著葡萄牙的使節一起去北京。當時他曾寫信說：“我們仰賴天主的護佑，要向前去，我們深信，耶穌基督的聖名將來有一天必要進入中國，我很高興是要去給不怕犧牲生命的人開路。”但是，天主並沒有賞賜給沙勿略進入中國傳教的大恩典，只賞賜給他為中國奉獻了自己的生命。

他把耶穌會在臥亞的事安排好了以後，就又開始了海上的行程，但是麻六甲的葡萄牙總督反對派遣使臣到中國，他因此不能公開地進入中國。即使冒險偷渡他都要到中國，意志堅定決不改變。他登上了一艘載著私貨開往廣東的葡萄牙商船，到達廣東南方90裡的上川島，當時上川島只是一個荒島，是中國官吏暗通走私商人的地點，中國帆船常來上川島與葡萄牙商船私通有利的商品交易。沙勿略就在上川島上苦苦等待機會，希望有人把他偷偷地帶進大陸，但是一直都沒有人肯冒生命的危險，把外國人帶進中國境內，等了兩個多月，沒有人不勸他放棄這個心願，但他就是不肯，而這時候的他，已經是心力交瘁終於病倒。

他在一間簡陋的茅屋內，孤零零地一個人，只有一位忠實的傳道員陪伴他，延挨到1552年12月3號黎明的時候，他咽下了最後一口氣，享年只有46歲。沙勿略在亞洲的傳教生涯，前後只有十年，而在這十年當中，以當時交通工具的不發達，而且還有生命的危險，他或是乘船，或是步行，大概走了十萬公里的路程。他的生活可用“勞碌”兩個字來形容，他也在毫無準備的情形下，由一種水土氣候，驟然進入另一種水土氣候，可以由印度或摩鹿加群島窒息的酷熱中，忽然轉移到冰天雪地的日本。吃的、穿的、用的都儘量簡單而粗糙，常守夜祈禱，睡眠休息的時間也自行縮短，除非他累得不支，否則總不睡覺。他的工作就是講道、聽告解、祈禱、往來奔走，只有在乘船過海時，才稍微地鬆弛休息一下，他心中的遠景，就是願意多吃苦，而能為天主爭取更大的光榮，為了天主的國，卻以他的壯年之身，耗盡了他的體力和健康，他在彌留的時候，好在有一位傳道員在他旁邊，總算不虛他長途跋涉要為中國人傳福音的希望。

我們走向世界的緊湊歷程中，碰上了一位勞碌而又有毅力的、被教會尊稱為“東亞宗徒”的偉大傳教士聖方濟•沙勿略，我們跟著他的足跡，僕僕風塵，從葡萄牙的里斯本乘船出發，繞過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橫渡印度洋，到了印度半島的臥亞，然後又徒步去了漁岸村。我們看著他為千頭萬緒的教會急務，在語言困難、水土不服、物質又缺乏的情形下，忙得筋疲力盡，從漁岸村來回於臥亞、印度的北部、印度東南的錫蘭去傳教，以後又去了麻六甲，更航向有香料群島之稱的摩鹿加群島，和專門獵取人頭的野蠻部落中住了三個月，再回麻六甲，然後回到臥亞，最後更隨日本的安治郎航向東北亞的日本，在冰天雪地中，從鹿兒島步行到京都，正要在日本開拓發展的時候，總長依納爵命他返回印度的臥亞，然後又從臥亞到麻六甲，在廣東南方的上川島上，等待進入中國大陸，最後是鞠躬盡瘁，死在上川島上。以16世紀的交通狀況，十萬公里的路程，該是多麼辛苦，多麼消耗體力啊！難怪他竟然在46歲的壯盛之年，心力交瘁而死。

我們跟著他在印度洋、在太平洋上漂泊，來來回回的行程、忙忙碌碌的教務工作，這位偉大的傳教士，真不愧為“東亞的宗徒”，教會歷史上，前有聖保祿，後有聖方濟•沙勿略，把耶穌基督的福音傳播到耶穌生前從未去過的普天下，下麵再對沙勿略的傳教事業，和沙勿略離開日本以後日本天主教的情形，簡單地說明一下。

聖方濟•沙勿略開創了教會在印度洋沿岸、太平洋南部和太平洋西岸的傳教事業，這樣偉大的傳教生涯，全憑他那堅忍不拔的毅力，而他的毅力，又全來自他在祈禱中和在同天主親密結合中所獲得的聖寵，否則他決不可能完成如此偉大的事業。有時候，他甚至不論白天或黑夜，在神魂超拔中度過很長的祈禱時間。他那份熾烈的、熱愛天主的心和渴望多多廣傳福音拯救人靈的心火，在他寫回歐洲的信件中，充份地流露出來，那些信件在歐洲各地流行，被人抄錄，被人翻譯，被人熱誠地閱讀，真不知道有多少青年，因此而獲得了天主的聖召，而步上沙勿略的後塵，成為傳教士，為教會服務。

曾經有人批評他，常常更換傳教的地點，走馬看花，這並不是上策。如果他能夠在一個固定的地點，多待些時間，以便使新領洗的教友在信仰上更為堅強鞏固，不是更好嗎？其實，沙勿略雖然不斷地去開拓新的基督神國，但並沒有放棄他已經開教的地區，他為每一個地區所建立的團體，訓練了當地本土化的傳教員，並且委派給其他的神父，繼續照顧管理教會，為教友服務。他本人仍然不時地監督著每一個地區，他人不在，分身乏術時，總是想辦法以書信鼓勵、領導他們。沙勿略正如同聖保祿一樣，負責起開路先鋒的使命。他常感覺自己是被蒙召去把福音傳遍各地，一直到天涯地角。

還有人批評他，沒有充份的準備，就草草率率地為整個部族，或是三千或是五千人付洗，其實，沙勿略的傳教方式是因時因地而制宜的，像對帕拉瓦以及其他心地善良樸實的種族，他有時候是大批大批地給他們付洗，甚至像他自己形容的“累得連胳膊都抬不起來！”而在日本，他就不這麼做了，因為在日本，他所接觸到的多是些有學問的佛教高僧或是地方上的縉紳，要不就是某部落的精英，這些人都很有頭腦，富有獨立思想，對天主教又充滿了好奇，想要向這樣的人傳教，必須得抱著不怕辭窮的危險，顯示出他豐富的學識、敏銳的思想不可。他也清楚地看出來，為能歸化這個有高度文化的民族，首先應該對他們的風俗和本地宗教有深刻認識，同時還應該贏得官紳的信任才行。他在日本所歸化的，也只不過千人左右，不過，他已經為日本打開了公開傳教的道路，後繼的人踏著他的足跡，數年之間便得到了驚人的成績。

沙勿略在西元1551年離開日本的時候，已經有一千名左右的教友，他所播下的種子，很快地就發芽開花，而日本當時的封建制度社會，是很有力地幫助了教務的推展，因為，只要封建郡主一旦領洗進教，便會有許多跟隨郡主的人也領洗進教。織田信長即位以後，因為對佛教僧侶很有反感，對耶穌會會士卻優禮有加。耶穌會的巡閱使范禮安在1579年率領了14位耶穌會士抵達日本，范禮安是一位元既堅強又善於組織的人，他把日本分成若干個傳教區，那時候，是日本天主教的極盛時代，不到20年的功夫，已經建立了三百座教堂，領洗進教的人差不多有二十萬。范禮安看到這麼樣的成果，在歡欣之餘，就稱日本是“天主的燦爛花園”。當范禮安經過印度回歐洲時，就帶了四個日本少年同行，他們是日本新領洗的貴族子弟，范禮安領他們去覲見葡萄牙國王，更帶他們到羅馬覲見教宗，他們八年後學成歸國，其中三位已成為耶穌會會人，另外一位在後來日本教難時為主致命。

來源：天主教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