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與“標準草書”

絕對官僚

 

　　于右任是書法界少有的理想主義者。他早年加入同盟會，積極宣傳革命思想，是國民黨的元老，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國民政府委員兼監察院長等職。地位雖然高崇，與他在書法上取得的成就相比，就顯得黯然無光了。

　　于右任是20世紀的書法大家，也是“標草”的創立者。如果說他揮寫書法只屬於書法家的“內修”，那麼他致力於“標草”的創立及推廣則是“外修”。于右任創立和推廣“標草”的動機很明確。他說：“我國草書歷史之悠長，書家創作之艱難，與歷來推而不行之原因，可以知矣。但以社會需用之迫切，與民族文化所寄託，家有至寶，若不返而求之，非持不能保守，亦且無形退化，非特不能應天下之變，恐將發生極端之動搖，有與所載而俱墜之虞。”這段話其實很能看出于右任當初萌發創立“標草”的心理中確有保存“國粹”文化的願望，他希望拿他熟悉的“草書”作為入口，實現他的文化理想。這與于右任早年辦報著文倡導革命實出一轍。“廣草書於天下，以求製作之便利，盡文化之功能”。

　　在於右任的眼中，一個民族的書寫方式關係到這個民族的興亡盛衰。他在“標草”自序裏這樣說：“文字乃人類表現思想、發展生活之工具。其結構之巧拙，使用之難易，關於民族之前途至切!現代各國印刷用楷，書寫用草，已成通例;革命後之強國，更於文字之改進，不餘遺力。”

　　20世紀上半葉，知識界中受過歐風美雨洗禮的一部分人，從與西方文化接軌的著眼點出發，提出過方塊字拉丁化的方案。于右任的“標草”參照了世界各國文字書寫的通例，顯然根植於中土，他不同于英美派知識份子提出的將漢字拉丁化的做法，而是採取推陳出新，古為今用的方法，把從漢代到民國書家的草書字例，按照“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四個原則加以融通編撰。

　　對於“標草”，劉延濤的評價是“為過去草書作一總結賬，為將來文字開一新道路”。但是于右任為之傾注了巨大精力的“標草”，實際上並未出現他料想那樣的結果。於的同時代人包括後繼者絕大部分把“標草”和他領導的標草社視為一次藝術運動。除了標草社成員，當時的書壇少有人去接觸“標草”。其中，有“標草”作為書體本身的原因，即草書本身是否可以作為“正體字”來推廣。於在設計的初期大概已察覺到正體的問題，他命名為“標準”就可察知。他因書寫的“簡便”選擇“草書”，但他忽視了草書在識讀層面上的難度。草書寫起來“簡”，而識讀對一般大眾卻相當陌生，更何況大眾的實用書寫向來有“正體字”的楷書和作為“俗體字”的行書二類，足敷使用，這個原因在根本上影響了“標草”的推行。于右任從草書家的理想出發或許只能做到諸部首組織結構方式、代表符號設計的準確性，制訂周詳細密的操作條例，卻無法化解“標草”書寫的便捷與識讀難之間的矛盾。另外，“標草”推廣同樣面臨著問題：民眾憑什麼捨棄正體和俗體，接受“標草”？“標草”既然是有規範的草書，它的推行、使用必然有一定的形式。但這恰恰不是某個個人或社會團體的能力所能及，需有政令的配合。試想一下，秦始皇若不動用至高無上的皇權，統一六國文字的大業能完成嗎？于右任以一個儒生的鴻志，能翻訂“標草”的一整套方案，卻難以取得政府的支持，比如開辦培訓班，推廣“標草”，或者將“標草”方案糅入民國的教育系統。他僅憑藉個人的社會聲望及標草社的力量，很難達到他所預期的以“標草”來“發揚全族傳統之利器”目的。如果這樣去看于右任和他的“標草”的命運，的確有點悲壯。

　　阻礙“標草”推廣的還有上世紀30年代後期的日本侵華戰爭，當時朝野無暇關注于右任在文化上的新貢獻，儘管如此，于右任的“標草”在20世紀40年代的遭遇並不悲觀，他一直樂觀其事，堅持推行自己的主張，這從“標草”字帖半個世紀來的連續不斷出版發行記錄可以看到。到臺灣後，於逝世的前一年，重張“標準草書社”的旗幟，其行為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五四”以後儒學解體，知識份子都在探索中國的前途，作為飽受儒家文化浸染的知識份子，于右任自有他的使命感，可以說“標草”是他文化理想的一個化身。雖然“標草”推廣不盡如人意，但是，“標草”作為抗戰時期文化建設的內容之一，應是毋庸置疑的。

作者：唐吟方 　來源：拙風文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