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莊子”中的自然美思想

驛動的心

　　莊子”中的自然美思想一直存在諸多模凌兩可的爭論。本文通過對“莊子”文本的解讀，提出：“莊子”不僅發現了自然景物的美，而且從內在生發出自然精神之美，進一步拓展了自然美的審美範圍。“莊子”中的自然美思想，不僅對後世產生重大影響，在現代社會也有積極的意義。
　　
　　關鍵詞：自然美;生命，實踐;異化
　　
　　作者簡介：劉建平，武漢大學人文學院美學研究生。
　　
　　自然美一直是學術界的難題，尤其是“莊子”中的自然美思想，迄今為止尚未有定論。學術界有人認為“莊子”中沒有自然美，他們以莊子生在亂世以及“莊子”中人生觀的核心是“全生”，“保身”為由，認為莊子無暇也無“雅興”去關注自然界的美醜。還有人通過“齊物論”中的“萬物齊一”以及“道亦存在醜的事物中“來否認”莊子“自然美思想的存在，提出美不是”莊子“所宣揚和讚賞的東西。而承認”莊子“中存在自然美的學者，也大多是從自然精神這個層面展開論述的，而忽視了“莊子”中對自然景物美的發現和描述。我認為，這是不夠客觀和準確的。鑑於自然美在中國美學中舉足輕重的地位，我以為很有必要對自然美，尤其是“莊子”文本中所包含的自然美思想進行重新的審視和解讀。
　　
　　一
　　
　　從歷史上看，自然美首先是對人而言的。審美意識是人類所特有的，動物則沒有審美意識。“由於人的緣故，自然演化為文化，由於文化的緣故，人類找到了真正的人的本質。“[1]因而，人與自然的歷史其實就是相互發現，相互確立自身的過程，只有在人與自然的層面上才能談自然美。但並非有了人，就有了對自然的審美。人與自然最開始是處於一種原始的混沌狀態，普列漢諾夫在“論藝術”中說：“原始的部落-例如，布什門人和澳洲土人-從不曾用花來裝飾自己，雖然他們住在遍地是花的地方。“自然是人類自身繁衍，生存的環境，對人而言，最開始只具有可利用的社會價值。由於社會條件的限制，原始人還不能認識和欣賞自然美。
　　
　　在長期的勞動生產實踐中，人類逐漸認識到自然強大而不可抗拒的力量。面對變幻莫測的天災人禍，人類往往顯得無能為力。出於敬畏的心理，人們把自然或自然物當作神或圖騰來崇拜，早期自然神話系統和自然圖騰誕生了。在一些祭祀活動中，人們把自然景物，動物的皮毛等刻在牆上或岩石上進行祭祀，後來逐漸有了裝飾的意味。通過這些原始的藝術活動，“人們不自覺的創造和培育了比較純粹的美的形式和審美的形式感。勞動，生活和自然對象與廣大世界中的節奏，韻律，對稱，均衡，連續，間隔，重疊，單獨，粗細，疏密，反复，錯綜，交叉，一致，統一等種種形式規律，逐漸被人們自然的掌握。“[2]人們對自然的關注已經有了美感的萌芽，這意味著自然對人而言不僅具有宗教學的意義，而且也有美學的意義了。
　　
　　隨著人類自身力量的增強，自然開始被滲入了社會-文化的內容，自然成了“社會性的人賴以實現他們自由的對象，他們的全部生活和情感已經同他們在長期艱苦的鬥爭中所佔有和開發的自然不可分的聯結在一起了，這是自然對人成為美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3]在中國美學史上，這種包含著濃厚的文化意識和社會內涵的自然觀是在“禮”，“樂”文明之後才被確立的。“詩經”中就有“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等詠嘆自然的佳句，孔子則提出了“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歲寒而知松柏之後凋也”的“比德說”。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自然美關注的主要是其社會意義的層面，自然美也即是倫理道德之美，善的美。孔子忽略了自然本身，人的主體性佔有明顯的地位，人與自然還不是一種平等的，生命觀照的關係。因而朱光潛先生說：“古人不很注意自然本身，自然只是作'比'，'興'用，不是值得單獨描繪的。”[4]
　　
　　“莊子”進一步拓展了自然審美的範疇，自然開始擺脫了實用，功利的束縛，不再局限於“比”，“興”的價值取向，而具有了獨立的意義。“莊子”中“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矣渚崖之間，不辯牛馬“（”秋水“）寫出了河流浩蕩，洶湧澎湃之美。在此基礎上，”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焉“，”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應帝王“）進一步拓展，豐富了自然美的精神內涵。”莊子“中的自然精神，體現了自然性與社會性的統一，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並且具有了審美的自覺。
　　
　　綜上我們可知：一，自然美既不是單純自然實體本身的屬性，也決非都是“主觀心靈的創造”，自然美反映的是人和自然的一種關係。自然是人與自然關係中的自然，人對自然的態度之所以區別於其他動物，就在於自然不僅是人類生存犧息之所，還具有被人欣賞，同時又不斷完善，豐富人的特徵，“天人合一”反映的正是人與自然的一種關係。
　　
　　二，自然美是一種與實用功利和道德倫理不同的，獨立的，可觀照的形態，無論是“亂石穿空，驚濤拍岸”的雄壯，還是“長河落日圓，大漠孤煙直“的空曠，亦或”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的清幽，這些雄壯，空曠和清幽的景物，以其豐富獨特的自然形式，激起人愉悅的審美感受。
　　
　　自然景物這種激發人獨特審美感受的感性形式中蘊涵著美的規律。長期以來，人們對自然美的認識恰恰容易忽視這一點。例如“離騷”中屈原的“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芳“，前提肯定是玉有晶瑩的光澤，蘭花有芬芳的香味，這些都是景物的自然屬性，也是”比“，”興“的基礎。例如梅花，在花當中，歷來詠嘆梅花之美的詩句算是最多的，為什麼呢？春天夏天奼紫嫣紅，花多了，反而還不引人注目。獨有梅花，無論是它的“凌寒獨自開”，“為有暗香來”也好，還是“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也好，所有的這一些，都是建立在梅花在冬天開放，且其花素雅，其香清淡這些自然屬性的基礎上的。但這些自然屬性本身並不是美。湖光山色，春花秋月等豐富多彩的自然感性形象，往往體現出勻稱，和諧，多樣統一等美的規律，而這與人在欣賞自然景物時“內在固有的尺度”相契合，相一致，從而喚起人生理和精神的交流和融通，審美便開始了。因而，自然美的獨立首先在於它是一種獨立客觀的存在，對自然景物的審美構成了審美的基礎。
　　
　　三，人類在長期的勞動實踐的過程中，不僅僅欣賞到自然的山水之多嬌，變幻之奇麗，更重要的在於，人對自然景物的欣賞，並不只是象鏡子那樣反映，也不單是情感的投射，而是在反映和投射中又反觀自身，從而創造出一個詩意的境界。人們一方面賦予自然各種文化內涵和社會化的精神法則，自然成為道德倫理和理想人格的象徵;另一方面又從自然內在生發出自然精神，從而使人對自然的欣賞和改造實踐本身，又反過來進一步完善和豐富著人的精神世界。
　　
　　二
　　
　　中國原始氏族社會延續了很長時期，到“莊子”的時代，雖然經歷了夏，商，周文明的洗禮，原始的觀念和風俗仍然大量保存下來。“莊子”中的自然突破了原始的，籠罩在自然身上的神秘，敬畏和崇拜觀念，既不是宗教中的負性的自然，也不是近代科學意義上的中性自然，而是具有肯定意義和正面價值的自然。“莊子”中的自然美，也不是在精神世界或天國中去尋找，而是在自然的天地萬物中去發現。李澤厚，劉綱紀認為：“莊子哲學關於'道'的學說是企圖從自然現象的生成變化的觀察上，從自然的無限和永恆上，去找到人類如何才能達到無限和自由的啟示和秘密。“[5]在”莊子“中，人與自然是一種平等的，生命觀照的關係，”莊子“對自然美的描述首先見於其對山川，河流等自然景物的描寫。
　　
　　“莊子”多次描寫大河山川之美，“天之蒼蒼，其正色耶？”（“逍遙遊”）寫出了天空蒼蒼茫茫，雲霞絢麗多彩的壯觀氣勢，“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知北遊“）這裡的”欣欣然而樂“，是一種對人流連於自然美景之中，感到興高采烈和精神暢快的審美寫照;”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刻意“），則意味著山川大澤，草木蟲魚都成為審美對象，人在其中感受到的是與自然的一種交流，通暢的生存狀態。
　　
　　在這裡，我們要特別注意“閒”，“曠”，“遊”，“欣欣然”等幾個字，這都是對人沉浸在絢麗多彩的自然景物中審美情態栩栩如生的刻畫。“莊子”中的自然，始終是一種可欣賞，可觀照的對象，而不是可利用，可佔有的對象。“莊子”認為，以往人之所以不能欣賞自然之美，主要是人對自然感性形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心不與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外物”），陳鼓應將之譯為“心靈不與自然共遊，則六孔就要相擾攘。大林丘山之所以適於人，也是因為心神暢快無比的緣故。“[6]”莊子“的”莊周夢蝶“，就是莊子在對蝴蝶飛舞的欣賞中，由”物化“到“化物”的審美過程。在這個問題上，一般的學者都是從“蝴蝶象徵著自由，象徵著”莊子“的審美理想”這種社會價值和精神層面上去解釋的。然而，同樣自由飛翔的昆蟲比比皆是，蜻蜓，麻雀，為什麼很少有人把它們視作自由的象徵呢？人們不自覺的把“自由”等精神意識投射到蝴蝶身上，是不是和蝴蝶先天就有的輕盈飛翔的姿態和五彩斑斕的翅膀等優美的外在形式有關呢？蝴蝶那優雅，舞蹈，飄逸的形象是蜻蜓麻雀們所沒有的。人的自然性與自然景物的自然性在這裡形成了統一，人在對自然景物的欣賞中獲得一種生理的愉悅與心理的解放。
　　
　　“莊子”對自然景物美的欣賞也是其悟道，“遊心”的基礎。“莊子”對天地“大美”的領悟，也系由對自然景物的欣賞中流出。“莊子”講“乘物以遊心“，”莊子與惠子遊於濠粱之上“（”秋水“），這個”遊“字意味著對自然的欣賞是以超功利為前提的，是一種審美之遊，而”乘物“在某種意義上則是”遊心“的前提。在先秦諸子中，”莊子“是最重視”遊“的，據劉笑敢博士統計，”莊子“全書”遊“字共出現過96次，而在“論語”中只有5次，“孟子”中8次，“墨子”只有1次，而“逍遙”一詞，它則是“莊子”最先提出來的[7]。“莊子”的“遊”不僅是“心遊”，“神遊”，也體現為乘物遊心，神與物遊，李澤厚認為：“”莊子“強調的是人與自然的同一，而並非捨棄自然（天地萬物），它追求在宇宙，自然，天地萬物的同一中，來求得超越，而這種超越又仍不脫離自然本身。“[8]”莊子“對自然景物的描述也證明了這一點，可見，“莊子”對“全生”，“保身”的追求與對自然美的欣賞是不矛盾的。
　　
　　不僅如此，對“莊子”而言，自然不僅是欣賞，審美的對象，更是可以親身生活於其中的場所。“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如此“，”莊子“對”全生“，”保身“的追求最終卻不知不覺的歸向自然，並”主動去追尋與自然的功能，結構規律相呼應，相建構。“[9]”莊子“所講的”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大宗師“）我以為這”江湖“即是人在現實中安身立命的歸宿。徐復觀認為“，”莊子“精神對人自身之美的啟發，實不如對自然之美的啟發，來得更為深切，自然尤其是自然的山水，才是”莊子“精神不期然而然的歸結之地。“[10]這可以說是深得”莊子“精神的。而中國畫論中認為自然”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遊“正是”莊子“對人與自然融為一體的形象寫照，”可居“是人與自然實現融合的最具現實意義的實踐手段。
　　
　　三
　　
　　在先秦思想中，並未存在事實世界與價值世界的分離，自然以其造化之生生不息，也具有生命的意義，人的價值與自然的價值是一致的。如果說孔子是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中尋找人與社會的關係和反省人的社會本質的話，那麼“莊子”則是在人與自然的統一關係中來實現對人的自然本性的反省。“莊子”中的人是“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的人，”莊子“對自然精神的發現和尊重，也體現了其對人的生命價值的尊重。
　　
　　“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焉”（“應帝王”）
　　
　　“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天運”）
　　
　　“莫之為而常自然”（“繕性”）
　　
　　“無為而才自然矣”（“田子方”）
　　
　　這裡的“自然”並非指涉自然界，而是“天然”，“自然而然”，“樸”，“淡泊無為”的意義。值得注意的是，“莊子”中的自然美，已不再停留在對美與社會倫理道德關係的比附上，而是體現著理想人格的自由實現。“莊子”非常推崇“樸素”，“無為”之美，“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天道“），樸素的事物在莊子眼裡最有生命力，一旦這種自然天性遭到了破壞，那就沒有什麼美可言了。”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負天“，”落馬首，穿牛鼻“是對牛和馬的自然本性的束縛，”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馬蹄”），多麼悠閒自得啊。李澤厚，劉綱紀認為：“”莊子“及其學派認為自然無為是美的本質，表面上看來是一種玄虛的無稽之談，實際上恰好從最根本意義上樸素而深刻的抓住了美之為美的實質，包含著美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相統一。“[11]可見，這種”樸素“並非原始無為，而是去掉一切生命的遮蔽，擺脫一切關係的束縛，完成生命由非本真狀態向本真狀態的復歸，即“以我之自然”合“物之自然”。
　　
　　“莊子•天道”曰：“美則美矣，而未大矣。”對“大”和“美”進行了區分。“美”指的是具體自然事物的美，“大”則體現了這種自然無為而又無所不為的力量，也即體現了不為一切有限所束縛的大自由。“莊子”的“大美”雖然來源於自然景物，但最終又超越了自然景物的美，不為自然景物所局限，從根本上體現為一種生命之美。這種生命意識由保全人的生命滲透到保全自然的本性，“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達生“），”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刻意“），人在大自然中，真切的感受到生命的存在，並在於大自然的交流中，在“乘物遊心”中獲得自然生生不息的活力。自然對個體心靈的撫慰使個體超脫小我的限制，而感受到與宇宙自然同為一體的永恆，不朽，這是一種“與天地和”的完滿狀態，是向根源的創造性生命回歸的境地，是人在審美過程中的精神創造，自然成為完善人，豐富人，與人心靈相通相融的鄰居。
　　
　　“莊子”的自然精神還體現為一種自然的人格之美。“莊子”一方面讚賞“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的理想人格之美，另一方面又絲毫不歧視殘缺醜陋之人，在“德充符“中還誇張的寫出了醜陋之人合乎自然之道的精神之美。”莊子“點出其中的原因並非是”物無非彼，物無非是“（”齊物“），不是美醜善惡的混淆，而是“非愛其形者，愛使其形者”，這“使其形者”就是自然人格的美。自然醜的事物因其順乎自然之性，“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也成為審美的對象。”莊子“，”從另一個方面顯示了其美學的重要特徵，那就是不僅從對象上去考察美，而且從對象與主體之間所構成的某種境界上去考察美，並且追求著一種超出了有限狹隘現實範圍的廣闊的美。“[12]可見，”莊子“並未忽視形體美和自然本身的美醜，只不過相比之下他又超越了具體形相的限制，不為具體的美醜所束縛。李澤厚稱之為“超越的感性”[13]，這種“超越”不脫離現實，仍然與“全生”，“保身“的人生觀是相合的。
　　
　　四
　　
　　“莊子”的“超越”是以“忘”為其特徵的。這種“忘”要求捨棄道德，人事，生死而與自然合一，但並不意味著如同動物般渾渾噩噩，無知無識，去被動的適應自然。相反，它是人不僅超出動物族類的局限，而且也超出被禮儀所束縛的異化人格，並通過實踐，由技進道的獨特體道方式。在“庖丁解牛”的故事裡，“莊子”強調了人通過對自然規律的把握，以順乎自然本性的實踐去改造自然。聖人“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就是依乎天理，“以無厚入有間“，最後”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的過程。至於”梓慶削木“則更強調通過技術的熟練，按照美的規律進行藝術創作，最後”以天合天“，使見者”驚猶鬼神“。因而，”莊子“的自然精神還體現為一種自由創造精神。自然自身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無限的豐富性為人所發現和掌握的過程也是人與自然相互融合，相合補充，共同完善的過程。
　　
　　因而，真正的自然精神是與人的生命，自由發展相一致的，而不應與人的自由發展相違背，也不應是從外在強加於人的。“莊子”自然精神的美學意義在於，它以人的自由實現為目的，追求的是一種沒有異化的自然之美。在“莊子”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人存在的一部分，人與自然是協調共生的。這種新的“天”，“人”關係正是人類社會實踐和審美實踐的結果。二十一世紀，隨著科技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人類借助科技徹底征服自然，滿足自身需要的神話在貧富分化，道德淪喪，環境污染等重重困境中破滅了。人類中心主義將人推至毀滅的邊緣，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莊子”的“自然美”思想有著積極的意義。“莊子“的自然美精神其實是一種反對異化，超拔人性的文明，理性精神，對自然的審美是人類自我意識的再發現和再創造。西方開始出現”綠色研究“（綠學），它希望在人與自然之間建立一種平等，和諧的共生關係，這和“莊子”的自然美思想是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莊子”的“回歸”是要擺脫由“文明”所導致的各種異化狀態，是充分“人化”的豐富性的回歸，中國人把對自然山水的親近，對自然美的欣賞看作是實現自由超脫的重要手段，在大自然中，人不再為一己之生死榮辱所束縛，而是走向了更為廣闊的生命觀照境界。
　　
　　遺憾的是，“莊子”的自然美思想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到齊梁時代，劉勰在“文心雕龍•原道”中曰：“雲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爾“，後人一般把此時的對山水審美進行的理論總結作為自然成為一個獨立的審美對象的標誌，我認為這是欠準確的。“莊子”主張的“天放”，樸拙之美一直是中國藝術的最高境界，在藝術風格上，後世追求一種疏散恬淡，高遠玄妙的自然美，以及繪畫上追求的“不期而工“，提倡以自然為上的”逸品“等藝術品評論都是”莊子“自然美思想在人生，藝術中的落實。
　　
　　
《轉自：中國道學資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