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文化與和諧社會

絕對官僚

魯迅先生曾說：“中國根抵全在道教，此說近頗廣行，以此讀史，有許多問題迎刃而解。”(1)胡適先生也曾說過：“全真道教的興起，含有保存人民文化的意義。元好問、姚遂諸人都能明瞭此意義。故金、元道教史應作為金、元史的一個大題目”。(2)陳攖甯先生在《論四庫全書提要不識道家學術之全體》一文中也說：“吾人今日談及道教，必須遠溯黃老，兼綜百家，確認道教為中華民族精神之所寄託。”(3)在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因為有了道教的學術智慧，才創造出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例如，道教的長生成仙思想，為中國傳統文學藝術和建築藝術的創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道教的科學、醫學思想，為中國古代科技的發達提供了最重要基礎。道教對中國思想文化、政治秩序、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道教對中華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及其維繫也有巨大的影響。道家和道教思想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和發展做出過積極貢獻，在當代和諧社會的建設過程中，仍具有現實意義。

一

道家以“道”為最高範疇，作為宇宙之淵的“道”，不僅具有無限的包容性，而且具有慈愛一切的博大寬容的品質。

老子說：“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老子·十六章》）又說：“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二十五章》）老子沒有過分的強調以人類為中心，而是認為人只是域中四大之一。天地並無所偏愛，四大的共同之處在于都遵循自然之道，遵循著自身的發展規律而運行，只是順應自然，任憑萬物自然生長；天地自然法則並不會對某物有所偏愛或嫌棄，天地是完全無私的，視萬物為平等。聖人應該效法天地，純任自然，無所偏愛。“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老子·二十七章》）聖人應該因順常道，做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各因其性，人盡其才，順物之性，物盡其用。聖人不能有分別心，應當以平常心待人接物，順應自然。老子主張：“聖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老子·四十九章》這些主張都體現出老子與人為善的救世心態，體現出種平等、寬容的博大胸懷，體現出寬容並包的精神。

莊子繼承了老子這一併包天地、澤及天下、寬容於萬物的平等精神，明確提出“物無貴賤”的觀點：“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莊子·秋水》）萬物從道受命而生，經過一番成長、壯大、衰老的運動過程之後，無不一一向道複命而歸。莊生將物的運動過程及最終向道複命的歸屬，稱之為“攖寧”。回歸於道是萬物的最後歸宿，是萬物從受命到複命過程的完成。存在於萬物中的道本身並無貴賤之別，那麼以道觀物，則物無貴賤。而從物觀物，則每一物都有自身存在的理由及他物不能取代的功能，故物與物之間存在著差別性，各自皆有其生存之理，即“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莊子·齊物論》）

從道的角度看待萬物，萬物是平等、齊一的：“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莊子·德充符》）這個“同”就是“道”。莊子正是站在道的高度，要求人虛以待物，不為外物所動，虛懷若谷，以持守淡泊和寧靜的心態，弘揚豁達大度、寬容並包的平等精神。

由此可見，道教反對在人與自然之間分出高低貴賤，反對把人與自然對立起來，要求摒棄以人類自 我為中心的思想，人應該與大自然平等和諧相處，達到天人合一的理想狀態。道教以“道”為最高信仰，宣導以“慈愛”為本的開放、包容、同情、寬容的精神。在老莊那裏，“道”既是客觀的真理，又是社會人生的最高境界。在道教那裏，道是最高信仰物件。“道”最大的特性就是“虛”。“道”之虛體現了道的博大，像江海一樣容納百川之流，又要像水一樣處下而不爭。在道的視野下，萬物自然生化，宇宙自然和諧。道教正是效法“道”的虛性所體現的博大包容精神，告訴人們應當虛懷若谷，寬以待人，以平等之心對待一切。道教提倡的虛懷若谷、平等包容的胸襟，體現在道教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能上尊老子，中述神仙，兼綜儒墨陰陽百家學說，在得道成仙與仙道貴生、濟世利人的主旨下，匯合熔鑄成道教思想體系。這充分體現了道教虛融廣博的開放文化態度。

莊子“物無貴賤”、逍遙齊物的思想也被道教繼承和發揚，在此基礎上，道教提出了“齊同慈愛”的思想，這是道教濟世利人教義宗旨的集中體現。在世俗社會中，物我之間、人與人之間、物與物之間，直至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國家之間，都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性。道教教化世人要致力於促進社會、國家、人群之間的平等、寬容與和諧，主張在承認彼此差異性的基礎上，做到儘量平等，相互之間儘量包容和寬容。與“齊同”精神相關聯，道教大力宣導的“慈愛”。在道教經典《度人經》中，對慈愛的具體內容有這樣的論述：“不殺不害，不嫉不妒，不淫不盜，不貪不欲，不憎不忌，言無華綺，口無惡聲，齊同慈愛，異骨成親，國泰民安，欣樂太平。”“慈愛”的核心思想概括為一句話，就是要平等愛物，包容與寬容，就是要樂人之吉、憫人之苦、救人之危、賑人之急。道教要求信徒們要效法“道”的寬容品格和上善之慈愛，以其宗教特有的憫愛之情，廣而大之，慈心於物，憫及一切，即善待一切生命，包括昆蟲、鳥獸及草木等等，以使物種繁榮，人心和平，社會和樂，自然和諧。道教的包容與寬容精神，培育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這樣一種文化品質，既能以“虛”容納萬有，而又不失本來之自我，並使主體之自我與客體之他者皆得豐富和發展。這種包容、寬容與不失自我的精神品格，近代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稱之為“道教之真精神”(4)。這種精神體現在文化方面，表現出一種兼收並蓄，博採眾長的態度，像海納百川一樣地融攝百家之長以不斷地豐富自己，既沒有自閉性，也沒有排他性，這種精神的發揚，形成了中華民族開闊的視野和胸懷，對於中華民族寬容並包，平等博大精神的培育和發展，起了非常巨大的影響。“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教主張的“慈愛和同”，要求以慈愛之心和誠信之行對待他人。社會和諧的根本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應該建立在相互尊敬、相互幫助和誠信友愛的基礎上。因此，道教這種博大寬容的平等精神，對於構建和諧社會由重要的啟示作用。

二

世界上的任何民族都不能沒有自己超越的理想世界或信仰世界。西方世界把人的理性無法把握的超越之源歸為“上帝”，中國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莊子等哲人，捨棄宇宙萬物的一切具體屬性，探求宇宙的起始點及其演化的歸宿——“道”。

在道家那裏，“道”作為最高的範疇，有體亦有用。道作為“體”，道首先是一切人間秩序和價值觀念的超越的理想世界，是宇宙萬物最本質的規定，是一切生命活動的最高原則，是形而上的本體。“道法自然”排除了在道之上有造物主和人格神存在的可能性。道自然而然，自本自跟，自生自化，“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四十二章》）宇宙萬物都是以道為本體，為源頭，形成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正是這種同源同構性，使得這種形而上的宇宙之道和人的生命體驗之道，也可以具體化為形而下的治世治國、社會人生的指導原則。道作為“用”，它是形而下的的法則，是宇宙萬物中普遍存在的規律。形而下的萬事萬物體現出道的規定，就是“德”。在自然、社會、人生中，遵從道的規律行事，都屬於“德”的範圍。“德”貫徹在社會人生及社會政治活動中。道家既尊道又重德，道家思想既是治身之學，又是治心之學、治世之學，三者通體而一理。老子主張“以道蒞天下”，融修道、立身、養生、處世、治國為一體。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五章》）道的本性是自然無為的，老子將道的這一特性引申到人類與宇宙自然的關係上，主張人應該順應自然規律進而利用自然。莊子也繼承這一思想，將道的境界落實到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係、人自身的價值追求等方面，明確提出“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將人和自然看作是統一整體，認為“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莊子·大宗師》）莊子人與大自然和諧相處，才算是“尊道”，才算是“真人”。西方近代文化有一種傾向，那就是把人放在同自然相對立的位置。視征服自然為科學發展的動力。這種傾向在促進科學技術在短短的幾百年間突飛猛進發展的同時，也對大自然的掠奪達到空前的程度。人類在征服自然的過程中，已經飽嘗了大自然的報復。道學這種尊重自然、與大自然為一的思想，比較正確的解決了人與自然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西方文化破壞自然生態的弊端。道家的這一尊重自然、順應自然的智慧，已經被國際社會所重視。

道家重生、貴生，強調生、道合一，認為生命的最高境界就是得道。立身、養生、處世、治國等等，都要先從修道開始。首先應當“修之於身”，然後才可以“修之於家”，“修之於鄉”，“修之於邦”，乃至“修之於天下”（《老子·五十四章》）。莊子更進一步將道作為一種生命的境界，強調通過“心齋”、“坐忘”等內心修養功夫，從精神上超越一切自然和社會的限制，達到心神虛靜、與道相通的逍遙境界，也就是真人的境界。所謂真人，就是與道為一、得道的人。真人境界是一種至真、至善、至美的最能體現人類生命價值的境界。由此可見，莊子所希冀的理想人格，具有強烈的超越性質，但又是即世的，是即世而又游世的自由人格。人雖然不能不生活在現實社會中，但可以儘量做到不“與人為徒”而“與天為徒”，儘量按照人的純樸的自然本性生活，力求做到身心最大限度的自由，儘量避免一切殘害人本性的外在干擾，超越一切世俗社會強加給人的束縛，進入“物我同一”、“人我同一”、“神與物遊”的精神境界。

道教繼承道家這種“尊道重德”的精神，其根本教理和信仰就是老子之“道”。道教吸收老莊哲學中從整體宇宙觀出發的觀點，把自然之道、修身之道、治國之道三者歸納於一個共同的自然規律中。道教所信仰和追求的“道”，既是生化宇宙萬物的根本，也是宇宙的總規律，道以自然為法則，任萬物自然發展而不加干涉，從而維護了宇宙自然的和諧。既然天地萬物都來源於道，因而“一切有形皆含道性”，所以可以不斷的提升生命存在的形式，直至達到于道合一的境界。因此，人應當愛護自然，保持與大自然的和諧相處，順應大自然的規律辦事。正是萬物自然存在的狀態，才保持了生態平衡。人類如果無休止的破壞自然，把自己淩駕于自然之上掠奪自然，反自然之道而行之，必將作繭自縛，其結果就在破壞自然中破壞了自己的生存條件，帶來了生存危機，最終受懲罰將是人類自己。

總之，道家和道教都是重視現實，重視人生，雖不反對科學，但以“得道”為終極價值。道家與道教的在處世原則，既不同於儒家認同的“入世”法，也不同於佛教認同的“出世”法，而是“出世”、“入世”兼用。落實在社會生活中，表現為既不追求功利的“入世”，也不專注悲觀的“出世”，而是這兩種處世法的互補。這種和諧處世原則對於培育中華民族的務實精神有積極意義。

三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老子·五十七章》人的自然本性遭到蒙蔽，耗神耗力，其結果是暴殄天物、傷殘生命。針對人性的扭曲，老子以“返樸歸真”為綱，呼籲人們要崇儉抑奢、少私寡欲，儘量保持自己的自然本性，回歸嬰兒般的純樸狀態，回歸道的境界。莊子也主張擺脫物欲的控制，“不為物役”，“不與物遷”（《莊子·德充符》），追求人格上的超脫和精神上的自由。老子明確提出：“治人事天莫若嗇”（《老子·五十九章》），並把“儉”看作三寶之一。他說：“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在“三寶”中，“慈”是利他，宣導奉獻精神；“不敢為天下先”是不爭個人利益，宣導謙讓精神；“儉”是自愛，是奉獻精神和謙讓精神的基礎。“儉“用於治國治世，就是儉樸；用在養生，就是嗇精。於是，儉或嗇就成了道家治身、治國、治心通用的一條大原則。“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老子·四十四章》）身外的虛名和財物，比起自己的生命來，真的是微不足道，因獲取這些身外之物而喪失生命，確實不值得。老子告誡人們：“禍莫大於不知足；罪莫大於可欲；咎莫大與欲得。”(《老子·四十六章》)老子站在重視生命的立場上，宣導儉德，勸人們不要把生命能量過於耗費在追求聲色滋味等外物的刺激上。

莊子發展了老子返樸歸真的思想，主張擺脫社會關係強加給人性的束縛，努力恢復純樸自由的自然人性。莊子要求人開發自己的智慧，從超越一切榮辱得失中獲得精神的自由，達到“無待”、“逍遙”、“懸解”的境界。“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

道教繼承老莊學說，以“生道合一”作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基礎。按照道教的教義，養生就是修道，特別強調“重生”、“貴生”。養生首先要養德，因為德性修養是養生的基石和要旨。以德養生是道教的一個核心觀念。道教將人的生命價值放在首位，認為人不僅要珍惜自己的生命，還要珍惜他人的生命，推而廣之，甚至要愛惜宇宙全部生靈。道教以養生為功，以愛生濟世為行，提倡重生養生，功行兩全的修持方式。比如，東漢成書的道教經典《太平經》強調人應該“常欲樂生”(5)，“要當重生，生為第一”，(6)認為煉養身心、健康長壽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黃帝內經》吸收古代醫學的臟腑、經絡、精氣的理論，著重闡述存思身神、守固精氣的理論和方法。嚴遵的《道德真經指歸》則直接把老子的道論內化為人的身心體驗，養生即修道。後世的內丹學更是把“道”視為金丹大道，沿用老莊學派的“道”、“玄”、“虛”、“靜”、“無”、“一”、“中”、“精”、“氣”、“神”等範疇，使之成為內丹學的理論基礎。

總之，道家和道教都主張以人為本、以人為貴，追求並實現人自身的價值，反對以追求外物的價值取向遮蔽人生命存在的真實價值。道家、道教宣導的崇儉抑奢、少私寡欲的思想，在生命境界的提升上要求重生、愛生，在生活方式上提倡艱苦樸素，反對奢侈浪費，這些對中華民族勤儉節約、艱苦樸素的精神的形成和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

四

“無為而無不為”是道家所宣導的治身、治國、治天的基本原則。從形而上的層面看，“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老子·三十七章》），“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二章》），在本質上是“無為”和“無不為”的統一體。道的這一特性落實到形而下層面，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從人與自然的關係上看，既然道的本性是自然，那麼按照事物的本性去因勢利導，不違背自然規律，不強作妄為，就是“無為”。“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十六章》）如果違背自然規律，必將受到懲罰。莊子繼承老子的“無為”思想，把“無為”作為人生價值終極取向。他認為，“道”以及萬物的本性都是“無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莊子·知北遊》）“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莊子·至樂》）既然天地萬物大本性都是“無為而無不為”，那麼人生的終極價值就應當是“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莊子·大宗師》），努力做到順應天地萬物，而不以人類自己的私利而妄加干涉。道家講“無為”，講“自然”，不是要人們無所事事，而是要人們本著“無為”的原則做事，而後達到“無不為”的目的。其實質含義是要人們順應自然規律，掌握自然規律，因勢利導，取得成功的效應。許多人常常誤解道家的無為思想，把“無為”、“不爭”、“身退”、“不敢為天下先”等語句，看成悲觀、厭世、消極避世的隱士哲學。針對這種物誤解，陳鼓應訂正說：“《老子》講：‘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不有’、‘為而不爭’、‘利萬物而不爭’等，世人僅主意到老子所說的‘不有’、‘不恃’、‘不宰’、‘不爭’等後半句，而不知前半句‘生’、‘為’、‘長’、‘成功’、‘利萬物’等話才是要害之處。”(7)無為，最終是還要無所不為；不爭，其目的還是“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六十六章》）。所以，“無為”、“不爭”實在不是消極無為，而是排除違背自然規律的強作妄為，以求有大作為，獲取成功。

在治理社會和治理國家上，老子反對統治者過於干涉和擾亂，提倡“無為而治”，主張“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二十九章》）“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老子·五十七章》）莊子也認為，“無為”、“不爭”是天下大治的根本原則。在他看來，一切罪惡都源于過分“有為”，只要做到“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莊子·天地》）道家哲學並非是弱者的哲學，並非是隱士哲學，並非是無所作為的哲學。老子宣導的“自然無為”，並不是限制人的主動性，是針對肆意妄為而言的。老子宣導“柔弱”、 “不爭”、“處下”、“無欲”、“清靜”等，也不是壓制人的創造性。 “柔弱”是針對剛強而言的，“不爭”是針對索取而言的，“處下”是針對逞強而言的，“無欲”是針對縱欲而言，“清靜”是針對清躁而言的，都是為了避免事物走向它的反面而提出的，都可以從“中和”的角度來理解。

道家主張做事情採取以柔克剛的策略，常常用水做比喻。水的主要性質是柔、處下、滋潤萬物而不爭，遇到堅硬之物，就繞行，遇到高的地勢，就處下，在方形容器中為方，在圓形的容器中為圓，被污垢混濁後，自己會慢慢澄清。水可以說是至“柔”、至“弱”、“不爭”的範例。在老子的眼裏，水性乃是“上善”：“上善弱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老子·八章》）“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老子·三十四章》）最完善的人格也應該有著像水一樣，造福萬物而又不與萬物爭利，發揚“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老子·五十一章》）的自我犧牲精神和無私奉獻精神。水是“至弱”的，又是“至堅”的。“天下至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老子·四十三章》“柔弱勝剛強”。（《老子·三十六章》）“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老子·六十六章》）老子告訴我們：越是處在卑下的地位，所蘊藏的潛能就越大；越是謙讓，越能激發進取心。相反，越是鋒芒畢露，越容易引來禍殃。

世間的一切恩怨和仇恨，人世間的一切殘殺和戰爭，根源都在一個“爭”字上。“爭”的結果往往是兩敗俱傷，于己於人都沒有好處。所以老子說：“夫唯不爭，故無尤”，（《老子·八章》）“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老子·八十一章》）“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老子·七章》）老子的這些話實在是針對當時的世態而說的，特別是針對為政者的弊端而發的。他提倡 “無為”，乃是批評當時“有為”所造成的人性異化及由此帶來的種種弊端。道教也主張少私寡欲、素樸不爭，認為人生的價值就在於得道成真，而要求道，必須保持恬淡無欲、素樸不爭，不被外在的功名利祿和榮華富貴所系縛，不被個人的私欲左右而心神不寧，始終保持一種安時處順、知足常樂的樂觀心態，擺脫名利的束縛，努力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在道家和道教看似消極的無為思想中，其實蘊涵著積極進取的精神，對於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正面的影響。

五

作為道教思想基礎的道家，以道立宗，探討宇宙萬物的起源和本性。道不僅具有超越性，而且還貫穿於具體的事事物物中。道既存在於宇宙萬物之先，又體現在宇宙萬物之中，宇宙萬物都是稟賦道而獲得生命的。作為萬物之靈的人，不僅在自己的天性中稟賦了道性，而且很能體道、證道，與道契合，最終複歸於道。跟道家相比教，道教的最終目標就是體道、證道，實現與道的合一。因此道教在展開終極而超越的大道時，更注重通過各種方術來彰顯玄冥難測的道，更致力於體道、證道的理論與實踐，主張人通過身心鍛煉，提升人的生命境界，通過純化人的生命本質，重新與道相通，返回生命的本初狀態。因此，道教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探索出了名目繁多的證道途徑，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內丹道。道教由肉體入手探索生命超越的宗旨在內丹學中得到完滿的體現。內丹術就是探討如何從人的生命形體層面進入精神層面，最終通過精神與肉體的統一，複歸於大道。其思想核心仍然是圍繞著根本的大道，以體道、悟道作為其終極目的，注重通過各種“術”的實踐形式來障顯玄冥恍惚、窈冥難測的道。作為道教高級形態的內丹學，通過對道論和方術的整合，構成獨具特色的以術證道、術道合一的宗教形式。內丹學的“以術合道”說明它並不僅僅局限於從理論上空談超越，而且更注重在實踐中探討超越之路。內丹學所宣導的注重驗證的實踐精神，“體現了中華民族重實用、重驗證、不尚虛華空談的思維特徵”(8)。

道教從“以術證道”的修道原則出發，提出“我命在我，不屬天地”（《西升經·我命章》）的命題，特別重視生命體的自主意識。李榮對《西升經》中的“我命在我，不屬天地”做了比較詳細的解釋：“天地無私，任物自化，壽之長短，豈使之哉！但由人行有善有惡，故命有窮通。若能存之以道，納之以氣，氣續則命不絕，道在則壽自長，故雲不屬天地。”人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有身不自清，當清誰乎？有身不自愛，當愛誰乎？有身不自成，當成誰乎？有身不自念，當念誰乎？有身不自責，當責誰乎？”(9)道教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的觀點，強調壽命的長短主要取決於自身的艱苦努力，是對人生真諦的感悟，是對生命本質的了悟。道教遵循“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原則，以生命自主的積極人生觀為指導，敞開博大胸懷，積極吸收如儒、釋、醫、武、巫等一切有益的養生原理與養生方式，為自己所用，終於形成獨具特色、內容豐富、內涵博大精深的養生文化體系。

道教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生命觀，主張在生命化育過程中，在由生到死的自然過程中，通過人的身心自我修煉，延長生命存在的時間，提升人生的境界，體現了對自主性的重視。人從生到死的過程，實際上是“精氣神”逐漸耗損直至殆盡的過程。道教深刻認識到這一點，並把保養精氣神作為逆向延緩這一過程的關鍵。只要人能延緩“精氣神”的損耗，則自然延緩生命的結束。使人精氣神日趨耗損的罪魁禍首是“欲”。道教相應地總結出一系列除欲養生的方法，如清靜寡欲、柔弱不爭、無為抱樸、和光同塵、形神相依、性命雙修、遣欲坐忘、嗇寶精氣等，發明了一系列去除嗜欲、修身養性的養生之術。道教主張通過精氣神的自我主動修煉，延長生命的長度，提高生命的品質，乃至達到生命的永恆。道教這種重自我的精神，在積極逆轉乾坤、主動參與造化過程的實踐中得以貫徹，有助於培養積極主動的人生態度和可貴的自重精神。按照道教的教理，追求現世的自存就是修道的宗旨，不像佛教那樣看重來世。根據這種教理，對現世生命的追求，對今生今世的幸福的追求，必須建立在親自躬行的實踐基礎之上。由此可見，道教“天壽有盡、地壽有終、人壽無不定期、仙壽無終”的養生觀，“仙道貴生，我命在我”的修道觀，以宗教的形式折射出中華民族勇於創新、重視驗證的實踐精神。

注釋：
1.《魯迅書信集上卷·致許壽裳》，1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2.《胡適的日記》，538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
3.陳攖寧著：《道教與養生》，3頁，北京，華文出版社，1989
4.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51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5.王明編：《太平經合校》上，80頁。
6.王明編：《太平經合校》下，613頁。
7.胡孚琛：《道學通論》，72頁。
8.張廣保：《唐宋內丹道教》（自序），1頁，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9.王明編：《太平經合校》下，5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