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天上帝信仰與傳統節日民俗

絕對官僚

玄天上帝是武當道教崇奉的主神，也是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道教大神。玄天上帝的聖誕日和飛升日，既是對傳統節日民俗的改造和利用，也是特色鮮明的道教節日，屆時武當山和全國各地的玄帝廟均要舉行豐富多彩的節俗活動，慶祝玄天上帝的聖誕和飛升。本文擬就玄天上帝信仰與傳統節日民俗之間的互動略作探討，以期揭示道教神仙信仰與傳統節日民俗的關係，從而加深對玄天上帝信仰的認識和理解。

一、玄帝節日的形成是玄帝信仰成熟的重要標誌

玄天上帝是武當道教崇奉的主神，又稱真武大帝，它來源於中國古代宗教中的玄武崇拜。玄武的起源與演變過程頗為複雜，大致經歷了從動物神、星宿神到人格神的不斷昇華。宋代是中國道教發展史上的一個高峰，也是武當道教形成的重要時期。武當道教是以武當山為本山，以崇奉玄天上帝、重視內丹修煉、擅長符籙齋醮和強調忠孝倫理為主要特徵的道教流派[1]。伴隨著武當道教的形成，玄天上帝信仰也開始走向成熟，玄武神不僅受到了官方與民間的特別推崇，而且還湧現了一大批集中宣揚玄帝故事的道教經典。

宋朝立國之初，即信奉北極四聖。宋真宗時因避聖祖諱，曾改玄武為真武，並加號“真武靈應真君”。宋徽宗時加封真武為“佑聖真武靈應真君”，真武的神格地位逐漸提高，成為官方與民間極為尊崇的道教大神。為了適應官方與民間的信仰需要，道士們結合五代以前玄武的神性特徵，不僅賦予它以人形外貌，而且還編撰了一套玄武神在武當山修煉得道、功成飛升的經傳，系統地記述了玄天上帝的出身、修道及其顯化、職司等內容，使玄帝故事趨於規範化和神聖化。

根據道經和民間傳說可知，玄帝乃先天始氣、太極別體，黃帝時降生為淨樂國王子，是太上第八十二次化身。生而神靈，長而勇猛，不統王位，惟務修行。年十五，辭父母出家學道，得玉清聖祖紫元君授其無極上道，令入武當山修道，棲於紫霄峰，四十二年，大行上道，功成飛升。後因收斷天下妖魔有功，凱還清都，面朝金闕，被玉帝拜為鎮天玄武大將軍、三元都總管等職。自是以後，玄武“披髮跣足，躡踏龜蛇，建皂纛玄旗，躬披鎧甲，位鎮坎宮”[2]，天稱元帥，世號福神，常“分身降世，濟物度人，無邊無量”[3]，且每月下降人間，受人醮祭，察人善惡，扶持社稷，普福生靈。這些道經詳細記述了玄天上帝的來源和出生、修道經歷和飛升事蹟，在天宮的職司和本領及其形象特徵、靈驗傳說等內容，對於擴大玄武神的社會影響和激發民眾的信仰熱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至此，玄帝神話已基本定型，嗣後雖屢有續編，但大都是對原有玄帝故事的補充和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玄帝經典已經明確提到了玄帝的聖誕日和飛升日。北宋中期以前流行的道經即開始宣傳玄帝生於“開皇元年甲辰三月初三日午時”；《降筆實錄》亦雲：“玄帝降誕時，正當上天開皇初劫，乃下世黃帝紫雲元年歲在甲午戊辰月初三甲寅日庚午時。”又雲“至黃帝紫雲五十七年歲次庚寅九月丙戌初九丙寅日”，玄帝得道升真，五龍捧聖，直登天境。玄天上帝的聖誕日和飛升日是最為典型的玄帝節日，它們的形成，既是玄帝故事系統化的的重要內容，也是玄帝信仰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考察道教的神仙信仰體系可知，從道教始祖老子開始，但凡稍微有點名氣的神靈，甚至那些名不見經傳的地方小神，只要具備了一定的信仰基礎，大都享有自己的節日。諸神節日的確立，雖系人為，卻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民眾的信仰需要，使民眾的信仰活動有了更為充分的理由和相對固定的時間。據吳自牧《夢梁錄》卷二記載：“三月三日，正遇北極佑聖真君聖誕之日。佑聖觀侍奉香火，其觀系屬御前去處，內侍提舉觀戶事務，當時降賜禦香，修崇醮錄。午時朝賀，排列威儀，奏天樂於墀下，羽流整肅，謹朝謁於陛前，吟頌洞章陳禮。”[4]據北宋李昭玘《濟州真武殿記》記載：“天禧二年有龜蛇見於都城東南隅，即真武之負足神也。居民不日建堂其上，以表其異。……凡神降之日，公侯貴人、宮闈戚裡、朝士大夫、閭巷庶人屏居齋戒，奔走衢路，擊轂爭門而入，歲以為常。”[5]由是觀之，玄帝節日已經成了宋代官方與民間極為推重的大節，這顯然與宋代玄帝信仰的成熟有著密切的關係。

二、玄帝節日是對傳統節日的改造和利用

玄天上帝的聖誕日和飛升日雖然具有鮮明的道教色彩，是典型的道教節日，但它們原本還是歷史悠久的民間節日。玄帝節日是對這些傳統節日的積極改造和成功利用，充分體現了道教的學習意識和開放精神。

據道經記載，玄天上帝的聖誕日是三月三日，三月三又稱上巳節，是傳統歲時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周禮•春官•女巫》雲：“女巫掌歲時祓除爨浴。”鄭玄注曰：“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爨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6]鄭玄的解說，表明了上巳節至遲在漢代就已經出現。《後漢書•禮儀志》亦雲：“是月上巳，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為大潔。潔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潔之矣。”[7]漢人之所以選擇巳日為節期，是因為“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 [8]。據此可知，上巳節主要起源于古代水濱祓禊的巫術活動，巫術色彩相當濃厚。魏晉以後，上巳節的日期逐漸固定於三月三日。《宋書•禮志》即雲：“自曹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9]隨著節期的固定，節俗內容也發生了新的變化。東晉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王羲之等人就曾雅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行祓除修禊之故事，樂曲水流觴之新意。宗懍《荊楚歲時記》則曰：“三月三日，士民並出江渚池沼間，為流杯曲水之飲。”[10]隨著時代的發展，上巳節俗的重心更多地傾向於節日娛樂，但其原初的巫術意義並沒有被遺忘，人們在享受節日歡娛的同時，依然保留著對某些古老節俗的記憶。上巳節蘊涵著原始的生殖崇拜思想，寄託著人類渴望生生不息的美好願望，因此又被稱為求子節和生育節。張君房《雲笈七簽》雲：“每歲三月三日，蠶市之辰，遠近之人，祈乞嗣息。”[11]上巳節俗中有臨水浮卵、水上浮棗和曲水流觴等活動，其中以臨水浮卵最為古老，它是將煮熟的雞蛋放在河水中，任其浮移，誰拾到誰食之，水上浮棗和曲水流觴則是由臨水浮卵演變而來的，這些都是原始孕育巫術的流變和縮影。上巳節在許多少數民族地區也很流行，如朝鮮族、白族、布朗族、侗族、壯族、黎族、佘族等都對上巳節非常重視，他們的很多節俗活動也隱含著生殖崇拜的觀念。

另據道經記載，玄天上帝的飛升日是九月九日，九月九又稱重陽節，也是傳統歲時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徐堅《初學記》卷四引曹丕《九日與鐘繇書》雲：“歲往月來，忽複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12]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四引吳均《續齊諧記》雲：“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飲菊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山。夕還家，見雞狗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今世人每至九日，登高飲菊酒，婦人帶茱萸囊是也。”[13]據此可知，重陽節的節俗活動也具有濃厚的巫術色彩，蘊涵著人們對生命的無限熱愛和對人生的不懈追求，因此重陽節又被稱為長壽節和老人節。隨著時代的發展，重陽節的節日習俗日益豐富，節日性質也發生了明顯變化，追求娛樂享受的世俗精神漸趨強烈。但在人們的潛意識裡，重陽節祓禊禳除的巫術意義仍然存在。金風送爽，丹桂飄香，無論是登高、賞菊、還是插茱萸、飲菊花酒、吃重陽糕等節俗活動，細繹其源，重陽節免災避禍、祈福延壽的原始巫術色彩依舊隱然可見。

玄天上帝的聖誕日和飛升日雖為道教新創，但均非憑空杜撰，而是建立在傳統節日的基礎之上，經過道經的廣泛宣揚和道門中人的積極實踐，才逐漸流行於世。道教選擇三月三和九月九作為玄帝節日，用心良苦，意義殊大。首先，三月三和九月九作為歷史悠久、節俗豐富的傳統節日，至宋代已非常成熟，具有很大的社會影響，道教將其分別附會為玄天上帝的聖誕日和飛升日，顯然有助於借重其影響以迅速傳播玄帝信仰。其次，中國傳統節日是農耕文明的產物，農耕社會特有的生活規律和農耕民族質樸的生活理想不僅使中國民眾養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習慣，還深刻地影響了他們對生活的態度和對人生的追求。一個又一個的歲時節日，既是對單調農耕生活的補償和超越，也是民眾精神的聚焦和民眾願望的表達。三月三和九月九分屬春秋二季，既符合春祈秋報的傳統，又與農耕社會的生活節奏相協調，給民眾參與節俗活動留有較為充裕的時間。道教選擇三月三和九月九作為玄天上帝的聖誕日和飛升日，就為信眾的定期朝聖祭祀活動預留了足夠的時間。再次，三月三具有生殖崇拜的節俗內涵，九月九則具有祈福延壽的節俗內涵，道教將其分別確定為玄天上帝的聖誕日和飛升日，與這種潛在的節俗內涵高度吻合，也易於被普通信眾理解和接受。最後，道教選擇三月三和九月九作為玄天上帝的聖誕日和飛升日，還符合道教的文化傳統和精神追求。明人王逵《蠡海集》即雲：“神明降誕，以義起者也。”他認為道教諸神聖誕日期的確立均非空穴來風，皆有深意存焉。王逵接著以玉帝和玄帝為例立論，說玉帝生於正月初九的原因是“陽數始於一，而極於九，原始要終也”。說玄帝生於三月三日的原因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水之氣天一，至三而始盛也” [14]。王逵的解說表明道教諸神聖誕日期的確立還是道教文化的產物。循此類推，道教諸神飛升日期的確立自然也應體現出道教文化獨特的精神追求。玄天上帝的飛升日為九月九日，按照道教的說法，偶數為陰，奇數為陽，九為極陽之數，被視為最尊與大吉之數，雙九疊加，乃兩陽重合，寓意更加美好，以此為玄帝飛升日，自然尊貴無比，大吉大利。由是觀之，玄天上帝的聖誕日和飛升日不是對傳統節日的簡單附會，而是對傳統節日的成功改造，這既生動地展示了道教文化的巨大魅力，也有力地推動了傳統節日文化的發展。

三、玄帝節日豐富和深化了傳統節日的文化內涵

玄天上帝聖誕日和飛升日的出現，是玄帝信仰成熟的重要標誌，隨著玄帝信仰在全國範圍內的普及，民眾的朝拜祭祀活動也如火如荼，相沿成俗，這不僅進一步擴大了三月三和九月九的社會影響，而且極大地豐富和深化了傳統節日的文化內涵。

宋元明時期，玄天上帝信仰獲得迅猛發展並臻于鼎盛，民眾朝拜祭祀玄帝的熱情空前高漲，逐漸形成了武當山、汴京、臨安和北京等玄帝信仰中心，並迅速向全國各地輻射，在社會上掀起了奉祀玄帝的熱潮。吳自牧《夢梁錄》卷十九記載每逢玄帝誕辰日：“佑聖觀奉上旨建醮，士庶炷香紛然，諸寨建立聖殿者，具有社會。”[15]宋代是玄帝信仰發展成熟和武當道教形成的重要時期，玄帝節日已經開始受到官方與民間的高度重視。元代隨著武當道教的興盛，玄帝節日逐漸上升為具有全國影響的道教信仰民俗。劉道明《武當福地總真集》稱：“每歲上巳、重九，行緣受供，謁者輻輳，瀟灑清絕。”[16]玄帝聖誕日，時值農閒，各地信士朝山遊春，多達數萬人。程钜夫《大元敕賜武當山大天一真慶萬壽宮碑》即雲：“三月三日，相傳神始降之辰，士女會者數萬。”[17]羅霆震《武當紀勝集·聖誕朝賀》詩亦雲：“一萬誠心萬聖真，祝香何處不身親。年年春月如朝市，海角天涯也有人。”[18]玄帝飛升日，秋收已畢，各地信士滿懷著對神的崇敬和感激，背著祭禮朝山敬香。羅霆震《武當紀勝集·上升朝賀》詩雲：“武當如佈滿乾坤，沖舉皆親見帝尊。大頂根頭高第一，登高雷拜謁天閽。”[19]玄天上帝的聖誕日和飛升日，已經悄然融入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成為民眾精神的聚焦和民眾願望的表達。明代是玄帝信仰和武當道教的鼎盛期，武當山香火隆盛。陸傑《敕修玄嶽太和山宮觀顛末》即雲：“太和振古名山，海內無遠無近，罔不齎誠朝禮，揭揭乎若日月之行天，雖昧者知其不誣也。傑見道路十步、五步拜而呼號，聲振山谷。亦即登絕頂、瞻玄像則涕泣不已，謂夙昔傾戴，今始一睹，性真感發，至有欲言而不能自達者。”[20]有明一代，不僅武當山是民眾進香的聖地，整個社會也興起了崇奉玄帝、大建玄帝廟的風氣。明人劉效祖說：“普天之天，率土之濱，莫不建廟祀之。”[21]清人王概亦雲：“覽九城之名山奉真武者十之七八，淨樂太子之家祠而戶祝之。”[22]入清以後，玄帝在官方祀典中的地位逐漸衰減，但在民間仍然有著很大的影響，玄天上帝的聖誕日和飛升日仍然是深受民眾推崇的道教大節，流風所及，以至於今。

玄天上帝的聖誕日和飛升日不僅賦予三月三和九月九以濃郁的道教色彩，使其成為典型的道教節日，而且又借助于玄帝信仰的普及和武當道教的鼎盛，擴大了它們在普通民眾中的影響，鞏固了它們在傳統歲時節日體系中的地位。尤其是上巳節，由於其節期與清明臨近，節俗活動也大致相似，因此逐漸被併入清明而失去了原有的尊榮，幸賴玄帝聖誕日才得以保留。每年玄帝節日，武當山和全國各地的玄帝廟均要舉行豐富多彩的節俗活動，慶祝玄天上帝的聖誕和飛升。屆時不僅有莊嚴肅穆的道教法事活動，還有異彩紛呈的民俗表演和各式各樣的文物展覽，這些都極大地豐富和深化了傳統節日的文化內涵。改革開放以來，玄天上帝的聖誕日和飛升日還成了與海內外華人華僑加強聯繫、增進友誼的橋樑和紐帶，每年的三月三和九月九，都有數以萬計的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不遠萬里到武當山來朝聖謁祖，共同舉辦各種法事慶典活動，慶祝玄天上帝的聖誕和飛升。

綜上所述，玄天上帝信仰與傳統節日民俗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互動關係，玄天上帝的聖誕日和飛升日是對傳統節日民俗的改造和利用，充分體現了道教的學習意識和開放精神。玄帝節日的形成，是玄天上帝信仰與傳統節日民俗融合的產物，也是玄帝信仰成熟的重要標誌。玄帝節日的出現既促進了玄天上帝信仰在民間的傳播，也豐富和深化了傳統節日民俗的文化內涵。玄天上帝信仰與傳統節日民俗的互動還鮮明地體現了道教神仙信仰的人文精神，道教既出世，又入世，既講超越，又講現實，是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高度融合。道教的神仙信仰既將人的精神引向高遠，同時又不離人間煙火，積極關注現實生活，主動改造現實生活，使人的現實生活更加五彩斑斕，使人的現實生命更加充盈生動，這既是道教神仙信仰的真諦，也是未來道教向生活道教發展的前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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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轉引自許道齡《玄武之起源及其蛻變考》，《史學集刊》1947年第5期。
[22]清·王概：《大岳太和山紀略》，下荊南道署藏版，174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