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藏》的形成

絕對官僚

在東漢時代，道教典籍很少，還沒有編纂道藏的需要。雖然道教誕生之前就有論“道”的書，然而“道”這個詞的含義十分廣泛．有自然規律（尤其是天象運行周而復始、恒定不變的軌跡）、人的行為規則、命運（人力無法抗拒的必然）、方法、原理、自然（非有意造作）、宇宙本源、本體、絕對、無限等等範疇性用法，若將這些書都算作道教典籍，那將非常駁雜。劉向父子和班固曾分別著錄道、房中、神仙等類書籍．“道”指諸子百家之一的道家，說明東漢以前神仙家書和道家書尚未合而為一。隨著神仙思想和黃老道家思想的融合，道教誕生了，但早期正一道卻只以《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經）為經典，而沒有將所有道家書納入道教的記載，究竟哪些書屬於道書，哪些書不屬於道書，還不十分清楚。起初，各道派各行其道，互不相干；除了正一道有較嚴密的組織（東方張角一派的組織因黃巾起義失敗而被打散）之外．其餘道派多不存在有組織的活動；自稱通道的人往往單獨活動，個別傳道；因此還不具備將相似信仰和修煉方術的書彙編成藏的客觀條件。到了晉代，雖然有人開始搜集道書，如葛洪的師傅鄭隱就收集到了許多道書，但這主要是供個人修煉，而並非有意識地要組織成一部大型叢書。葛洪著錄這些書，也簡單地分成道經和諸符兩類，其中“道經”一項包括不少記、圖和修煉著作，說明他還沒有按—定的編纂意圖設計出一種恰當的分類體系，將各派道書編纂成藏。
　　
東晉中葉之後，南方《上清經》、《靈寶經》、北方寇謙之所造《雲中音誦新科之誡》、《錄圖真經》相繼間世，由此形成上清派、靈寶派和北方新天師道。然而由於南北對峙、政治分裂，起初南北道派之間投有什麼關係，關係較密的是上清、靈寶二派，“三洞”說就是他們提出的。
　　
學術界有一種見解，即認為道士編纂《道苊》是由於佛教徒編纂三藏（經、律、論）的推動，“三洞”可與佛教的大、中、小“三乘”作比較。那時道教受到佛教日益興盛的刺激很明顯，不過“三”的觀念是中國原有的。《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在道教中，“三”意謂著陰陽中和，意謂著天地人並參，意謂著天地水三元，意謂著眾多，使用“三”的場合特別多。再者，說三洞源於三藏也沒有根據，因為三洞分類並不是指經、律、論。成書較早的《洞真太上素靈大有妙經》對三洞經書的評價是採用的中國傳統的“三品”說，大、中、小“三乘”勿寧說是借用。三洞分類法實質是南方新道派試圖以自己的標準來改革、統一道教，並表示通過修習三組道經可以洞達真、玄、神的神學意義。如前所述．“三十六部尊經”之說大概也出現丁。“三十六”表示周遍之義，在道教中使用得很多。這就表明出現了根據某種意圖、按照某種評價和選擇標準綜理眾書的趨勢。日本學者關於外來的佛教不斷滲透，喚醒了各道派共同的民族意識的見解，也很值得重視。這種外部壓力也促使道教徒將具有相似信仰的道書組織成藏。正如前面已經引錄，使用三洞分類法組合眾經，與用“藏”字表示彙集、儲存道書的意思幾乎同時，反映出將道書編纂成藏的努力約始於西元5世紀初，即東晉末劉宋初。著名道士陸修靜整理道書，于劉宋明帝太始七年（471）奉敕撰進《三洞經書目錄》，體現了已有的成果。陸修靜，有人說他是靈寶派道士，有人說他是南天師道代表人物，而上清派又將《上清經》傳授系統連接到他那兒。其實他並不專主哪一派的經書．而是兼通各派，這給他“總括三洞”以有利條件。據記載，陸修靜著錄的己行於世的道書共有1090卷，而當時已造的《上清》、《靈寶》、《三皇》三組道經的卷數卻沒有這麼多，足見他整理過的道書並不限於這三組道經，而是包括他搜集到的所有道書。收集的範圍限於經書、藥方和符圖，“本無雜書諸於之名”（甄鸞《笑道論》）。由於具有明確的編纂意圖、收集範圍，並採用三洞十二部分類法總括眾經，因此事實上道藏已經初見雛型。
　　
然而除了《上清經》、《靈寶經》和《三皇經》分別歸人洞真、洞玄和洞神之外．其餘道書如何歸類，至今仍是一個問題。如果確認四輔分類法也是陸修靜的創造．那麼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道藏經已經形成。性陸修靜是否採用了四輔，還缺乏直接的證據。前面已經講過，四輔法最晚出現在梁代，因此即使作最保守的估計，道藏的形成也不晚於粱代。有一件重要事實證明這一點，即梁代的三洞四輔經書分出來是一部獨立的書，合起來則為某一部類的某一或某幾卷（例如《傳授經戒儀注訣》是《太玄經》第八卷），這清楚地表明是叢書之例。稍後，隨著南北的交流．三洞四輔分類法也為北方道士所接受，成為編纂道藏的依據。北周天和五年（570），玄都觀道士上《玄都經目》，著錄道書6363爸，實際只有2040卷見有其本，但較陸修靜時已增加了近——倍。建德三年（574）．周武帝又令道士王延校定三洞經書，遍涉經傳疏論，奏貯于通道觀。《無上秘要》即輯自這部道書，所收經書大多為南方所造，尤以。洞真”、洞玄”居多。北周時，收集範圍變得比較寬泛，諸子論也收入道藏。
　　
三洞四輔十二部分類法為歷代編纂道藏所沿用，也是南北朝以後經藏管理的基本依據。約成書于隋代的《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記載的道經作藏方法，就是按照三洞四輔之目，將眾書歸類收藏於櫥櫃，標明類別，以便檢索。書中還詳細規定了經帙、經函、經廚、經架等藏具制度，反映出道藏規制已比較完備了。合帙法大約出現在此之前。從敦煌遺書可考，庸寫本道經格式尚為明刊本《正統道藏》繼承下來。說明隨著國家統一，在官方的主持下也試圖統一道經的書寫格式，一是便於入藏，二是便於流通、管理。唐宋以後，道藏的編纂是由官方主持或資助進行的（這實際上從北周就開始了），體現出大—統特徵。官方以統一王朝的行政命令，抽調各處舊本道藏或道書，派大臣、選道土校定，以官方意識形態和政治需要決定取捨．並以王朝的名義頒賜各處官觀以道藏，這樣，道書的收集、流通範圍擴大了，管理水準也提高了。到北宋真宗時代，出現了以千字文為帙號的《大宋天宮寶藏》，徽宗時代又編纂成第—部刊本道藏，標誌著道藏的完全成熟。此後的幾部道藏皆沿襲弗替。早期的道書多為師徒間對天盟誓、秘密相傳，不僅限制了傳播，而且容易散佚。由王朝統一修纂道藏雖末完全打破這種局面，但對道書的保存起了積極作用。然而，統一思想、統一形式也窒息了個人的創新衝動。例如唐代以後道教發生了很大變化，道書的性質也隨之更新，舊的分類格局已根本無法容納這些書，結果造成混亂，原先明確的類別反而模糊不清。但直到明《正統道藏》，仍然承襲名存實亡的舊形式。

來源：紫雲居　

明苑藝坊

道藏是匯集所有道教經典書籍而分類編纂的總集。在唐高宗、武則天時，已有名為《一切道經》的道書匯編。開元年間（713年－741年），唐玄宗下詔搜訪道經，纂修成「藏」，名為《三洞瓊綱》，道教經籍首次正式成藏。此後，宋、金、蒙古、明四代均曾編修過全藏。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編修成《大宋天宮寶藏》，至政和年間（1111年－1118年）擴編成《萬壽道藏》，並首次全藏雕板印刷，到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又編刻《瓊章寶藏》。金代明昌元年（1190年）編刻《大金玄都寶藏》。元太宗九年（1237年）至乃馬真后三年（1244年），編刻《玄都寶藏》。明代正統十年（1445）及萬曆三十五（1607）年編刊了《正統道藏》和《萬曆續道藏》。清代沒有編刻過全藏，只有選刊明代《道藏》並加以增輯的《道藏輯要》。由於明代《正統道藏》並《萬曆續道藏》是古代《道藏》中唯一的全藏傳本，所以《道藏》一詞常用以指稱此二藏的合印本。近代以來，志於續補明代《道藏》者不乏其人，較重要的成果有民國時期出版的《道藏精華錄》，1950至70年代出版的《道藏精華》，1990年代出版的《藏外道書》、《中華續道藏》、《敦煌道藏》、《道書集成》。2004年，中國道教協會主持編纂的《中華道藏》出版。

早期對道書的分類和整理
道書的分類和整理工作，始於東晉。東晉葛洪《抱朴子內篇》已著錄道書670卷、符籙500多卷。南北朝時，陸修靜廣為搜訪，以「三洞」分類編成《三洞經書目錄》，著錄道書並藥方、符圖等1,228卷，是首部道經書目，又有孟法師按「三洞」「四輔」分類法編纂成《玉緯七部經書目》。此後，陶弘景又撰《經目》和《太上眾經目》。建德三年（574），北周武帝令道士王延校定三洞經書。隋朝官方也進行過收集整理道書的工作。

唐代至五代十國（618－960年）
一切道經
在前代的基礎上，唐代繼而大規模集結道經、編纂道藏。如前述，在唐弘道元年，道士王懸河曾在成都立《道藏經序碑》，而從敦煌遺書發現唐高宗所撰的《一切道經序》表明，當時應有名《一切道經》的道經匯編。唐玄宗即位不久，敕道士史崇玄等與昭文館、崇文館學士，據長安京中藏內見在經書2千餘卷，修成《一切道經音義》。《正統道藏》太平部收有《一切道經音妙門由起》。

三洞瓊網
開元年間（713年－741年），唐玄宗又發使搜訪道經，纂修成藏，目曰《三洞瓊綱》，後人用以指稱此藏本身，總計3744卷[1]（一說5700卷[2]，一說7300卷[3]）。天寶七年（748年），詔令繕寫分送各地。

天寶十四年（755年）爆發安史之亂，長安、洛陽兩京秘藏多遭焚燬。上元年間（760年－761年），所收經籙6千餘卷。大曆年間（766年－779年），道士申甫搜尋道經，於京中繕寫，至7千卷。[4]。及至黃巢之亂，「靈文秘軸，焚蕩之餘，散無統紀」，當時有道士神隱子「收拾餘燼，復為三洞經」，但再經五代變亂，「篇章雜揉」[5]。

宋遼金元時期（960年－1368年）
大宋天宮寶藏
北宋初年，宋太宗搜尋道書7千餘卷，命徐鉉、王禹偁校正抄寫，刪去重複，得3,737卷。至大中祥符初，宋真宗命王欽若詳定道藏，盡以「秘閣道書」、「太清寶蘊（亳州太清宮唐代道藏寫本）」出降於餘杭郡（今浙江杭州），由戚綸、陳堯佐、道士朱益謙、馮德之等專其修校，凡4359卷。大中祥符九年（1016），王欽若撰篇目上獻，宋真宗賜名曰《寳文統録》。

然而由於「綱條漶漫，部分參差，與《瓊綱》《玉緯》之目，舛謬不同，歲月坐遷，科條未究」[6]，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時，道士張君房得到戚綸、王欽若的推薦出任著作佐郎，專事修藏，據朝廷發到餘杭郡及江南各地舊《道藏》經本，銓次成藏。天禧三年（1019）修成，全書以「千字文」為函目，從「天」字到「宮」字，故題名《大宋天宮寶藏》。張君房又撮其精要，撰成《雲笈七籤》。

萬壽道藏
宋徽宗崇寧年間（1102年─1106年），又詔令搜訪道書，於書藝局令道士元妙宗、王道堅校訂，增至5387卷。政和三年（1113年），再詔搜訪道書。次年，接納黃裳建議，在福州閩縣刻版，完成進經版於京師，共540函，5481卷，稱《政和萬壽道藏》。這是《道藏》全藏首次刊板印刷。

瓊章寶藏
靖康之亂，北方各處《道藏》多燬於兵火，惟南方仍多有全本。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宋孝宗下詔把福州閩縣報恩光孝觀所藏的《政和萬壽道藏》送往臨安府（今浙江杭州），寫成數部，題名為《瓊章寶藏》並分賜各地道觀。

大金玄都寶藏
大定四年（1164年），金世宗詔以南京（今河南開封）的《政和萬壽道藏》經板付中都（今北京）十方天長觀。明昌元年（1190年），詔令十方天長觀提點孫明道搜訪遺經，重修《道藏》，補刻經板。此藏修成凡602帙6455卷，題曰《大金玄都寶藏》。金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天長觀失火，經板焚燬。

玄都寶藏
元太宗九年（1237年），宋德方遵從其師丘處機之遺意倡刊《道藏》，令其弟子秦志安在平陽玄都觀總領其事，至乃馬真皇后稱制的第三年（1244年），全藏刊畢，凡7,800餘卷，亦稱《玄都寶藏》。元定宗年間（1246年－1248年），經板移至永樂鎮純陽萬壽宮。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世祖詔令焚毀除《道德經》以外的其餘《道藏》經文印板，遂遭焚毀。

明代（1368年－1644年）
正統道藏
主條目：正統道藏
明成祖永樂年間（1403年－1424年），曾令第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重修道典。正統九年（1444年），令道士邵以正督校，增所未備，正統十年（1445年）校定付印。全藏凡5305卷，採用《千字文》為函目，自「天」字至「英」字共480函。因修成於正統年間，後世稱作《正統道藏》。

萬曆續道藏
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明神宗命第五十代天師張國祥續補《道藏》。在原《道藏》上續補180卷，仍以《千字文》為函目，自「杜」字號至「纓」字號，凡32函。總計明代《道藏》凡5485卷，512函。由於明代《正統道藏》並《萬曆續道藏》是古代《道藏》中唯一的全藏傳本。清末八國聯軍之亂，明代《道藏》經板悉遭焚燬。及至民國初年，上海涵芬樓據北京白雲觀藏本影印，得以流通至今。

清代（1644年－1912年）
道藏輯要
主條目：道藏輯要
清代沒有編刻過全藏，只有選刊明代《道藏》並加以增輯的《道藏輯要》。康熙年間（1662─1722年），彭定求選錄《正統道藏》的精要約2百多種，編成《道藏輯要》。嘉慶年間（1796─1820年），蔣元庭增輯清代道書。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賀龍驤等再行增輯並在成都二仙庵翻刻，新增道書114種。

近代（1912年至今）
近代以來，志於續補明代《道藏》者不乏其人。民國時期，丁福保精選明代《道藏》及藏外道書100種148卷為《道藏精華錄》。1952至1979年間，蕭天石編輯了十七輯《道藏精華》。1992年和1999年，巴蜀書社和新文豐出版社均以補續明代《道藏》為旨，分別出版了《藏外道書》和《中華續道藏》。1999年，又有編收敦煌考古發現唐代道經的《敦煌道藏》，以及遍收道書的《道書集成》面世。2004年，中國道教協會主持編纂的《中華道藏》出版，盡錄明代以前道教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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