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市開基老大公廟：2-2建廟以前的歷史背景

阿文ㄟ

一、漳泉械鬥

清代基隆與當時台灣其他地方一樣，也有族群間的械鬥發生，而基隆地區的械鬥主要是單純的屬於漳泉族群間的械鬥。清初，福建省漳州與泉州兩地的人口大量地移入基隆，而漳州人較早到基隆開發，於是居住在靠海的崁仔頂，即今基隆慶安宮一帶，而泉州人則較晚來開發，以地勢所限，只好迫往山區發展，約住在今基隆河岸的七堵與暖暖地區，而雙方主要以魴頂(今南榮公墓)與獅球嶺為界。雖漳泉皆為閩南人，然而卻常因細故而招致械鬥發生。

根據一些現存的日文文獻記載，彰人先到基隆，得海埔平野之地，而泉人後到，迫往山區，與平埔族商議共同開墾山地，後因彰人與泉人在土地開墾與境界劃分上起衝突，遂起爭鬥。[8]另有文獻則稱，因彰人在土地開墾與境界劃分上，壓迫泉人至甚，泉人乃與平埔族協力對抗之。[9]

另外﹐根據民國45年《基隆市志沿革篇》的記載：

雍正元年(西曆1723年)閩省漳州人，由八里坌移居於雞籠牛稠港，虎子山，稱為崁仔頂街(今慶安宮一帶)，是為市街創建之嚆矢。……嘉慶年間……泉州之移民，亦漸次北往，然以地勢所限，迫向山地發展。因之漳泉居民，或以土田境界，或以水道灌溉，時生齟齬，輒起械鬥。[10]

由此可知，當時漳泉間的械鬥，主要乃是田界，地利等經濟因素所引起的。此外，除了經濟因素外，漳泉雙方信仰方面的不同，也可能是導致紛爭的主因。因為信仰的主神不同，生活習慣也會略有不同，不同的迎神賽會活動，慶典日期，不同的精神支柱，族群間的隔閡也會跟著產生，尤其是在過去的社會中，信仰的不同更常是區隔族群的明顯因素，當然也就是族群間不能相容的因素之一。

根據現存一些耆老的口述資料，大抵可以得知當時雙方對立的嚴重性。當時曾流行一些俚語，「ㄤ王公不過獅球嶺」，「保儀大夫不過獅嶺(即獅球嶺)」，其中ㄤ王公指的即是泉州人所信仰的原鄉守護神保儀大夫，也就是說泉州人無法踏入漳州人的地盤。而雙方爭鬥的慘烈可以在另一句諺語中得知，「ㄤ王王沒頭殼，聖公沒手骨」，其中聖公指的是開漳聖王陳元光，也是漳州人的原鄉守護神。雙方人民為求神明庇護，在械鬥時都經常會抬轎上陣，打到激烈處連神明都會遭殃，才會有此句形容的詞語出現。[11]     

二、漳泉械鬥與基隆中元祭及老大公墓三者關係初探

清代基隆的漳泉械鬥大致起於清初，直到咸豐年間才始為嚴重。而老大公墓、漳泉械鬥與基隆中元祭三者有何關係呢？

根據近年來，基隆市政府與基隆市立文化中心，所推出的一連串基隆中元祭特輯的書中得知，在咸豐元年(1851年)八月，漳泉人在魴頂械鬥最為激烈，死者高達108人，於是有識之士者乃相約收集遺骸，集葬在於一處，名曰：「老大公墓」；咸豐四年(1854年)，漳泉士紳為弭爭鬥之陋習，乃倡議以普渡代替械鬥，以賽陣頭取代打破頭，並超渡抗荷、抗西之烈士與渡海、械鬥而死的先民，議定農曆7月舉行中元普渡，以字姓輪值主普，希望藉以宗氏，五百年前同一家為號召，來弭平族群間鴻溝。自咸豐五年起，中元普渡始具規模。[12]由此可知咸豐元年的漳泉械鬥，死者高達108人，是導致士紳起而呼籲以「陣頭取代拳頭」的近因，也因此才有基隆中元祭的產生，而這種說法是目前一般所廣泛採信的說法。但是，這樣的記載卻可能是有問題的。

首先，根據《基隆市志沿革篇》與《基隆市志年鑑第二輯》兩書中的記載，都和上述書籍有所出入。根據《基隆市志沿革篇》的記載：

咸豐十年，云有慶安宮之某僧，率先煽動，領導人至魴頂，與泉人擊鬥，焚屋劫財，血流溪澗，官莫能止。自是漳泉相仇，糾紛常起。如蚵殼港之義民廟（按老大公廟以前稱為義民廟），乃安葬械鬥而死者一百零八人之骨骸，誠為雞龍史實中之慘事。[13]

此兩書皆指為咸豐十年，若所言為是，那麼中元祭的舉行與漳泉械鬥就無相關，因為中元祭確定在咸豐五年就已舉行。另外在民國68年出版的《基隆市志風俗篇》中，則把時間改為咸豐三年。

……咸豐三年，漳人糾同鄉欲襲擊暖暖泉人，泉人預知，設伏，盡殲漳人於魴頂，死者連為首之慶安宮和尚計一百零八人。……[14]

……咸豐三年漳泉械鬥悲劇之後，……，乃由重望者呼籲，暫緩報復，先行收埋遺骸，超渡亡魂，以免冤鬼作祟，……。於是合埋於蚵殼港河畔（今之成功二路），後日人建築軍眷宿舍，迫遷於現址，安樂區嘉仁里石山，建義民公祠，俗稱老大公墓，自咸豐五年起，每七月中元由十一姓輪流主普，開關鬼門，即在此舉行，是本市主普由各姓輪值之緣起。[15]

    如果就時間上先後順序而言，這樣的說法可能比較貼切，因為咸豐三年發生械鬥後，立刻將遺體埋好立墓祭祀，而有識之士乃倡議以中元祭取代械鬥，得到迴響後才有中元祭的產生，如此的說法較為合理。再加上此說法乃引述自前基隆市區長之言，其生於清同治十二年，距該慘案不久，日據時已出任公職，係前清童生，故其說應屬可信，而且在較晚出版的《基隆市仁愛安樂區志》中，則採信了《基隆市志風俗篇》的說法：

清咸豐三年，基隆漳泉械鬥，橫死百餘人，雙方望重者及時呼籲暫緩報復，先行收埋遺骸，超渡亡魂，以免冤鬼作祟，眾和之。於是集葬在蚵殼港河畔……名曰「老大公墓」，自咸豐五年起每年中元祭由十一姓輪值主普，開關鬼門即在此舉行，……[16]

此外，筆者在日據時代所出版的《基隆誌》一書中，找到以下的一段記載：

自咸豐三年八月起，漳泉雙方械鬥，初漳人方面，係慶安宮一和尚，首倡當先，率漳人至魴頂，與泉（安溪人）擊鬥，雙方死傷甚多，血流溪澗，如此慘事，至咸豐十年九月十五日，計有發生三次，誠民族未曾有之憾事，如現在蚵殼港舊隧道口之義民廟(按蚵殼港舊隧道指清代劉銘傳所建的獅球嶺火車隧道，此隧道在日據時代即已不為火車行駛，而老大公廟的位置的確位在隧道口不遠處，故此廟可確信為老大公廟)乃安葬是等犧牲者百零八名之骨骸也。[17]

而這段記載是筆者目前發現，最早有關並提及老大公廟的正式文獻記載，其說法應有極大的可信度。[18]然而，此段文字卻未提到彰泉械鬥與中元祭的因果關係。

    另外，根據＜基隆普渡調查報告＞一文的說法，則認為漳泉間的械鬥後，漳人105人為泉人所殺，由一慶安宮之住持檢拾白骨，集葬於一處，後人為了追念這105名犧牲者的恩澤，於是為之建祠奉祀每年普渡，後來日移月遷，漸成慣例。[19]而這樣的說法有兩處值得注意，一則人數是105人，二則並未言明日期，也就是無法得知是何年發生此械鬥。

    但，更可惜的是，上述的種種說法都無法在老大公廟石碑中的略誌裡獲得證實。更加令人訝異的是，並無法在碑文中找到任何與咸豐年間漳泉械鬥相關的記載，其碑文節錄如下：

朔自明末因祖國外擾內亂西班牙於公元1629年乘機竊據本省北部淡水金包里雞籠等地恣意掠奪姦淫婦女殘殺善良我先烈不堪異族蹂躪激於義憤群起抗暴一時殺退群寇終因匪援強盛義士勢孤犧牲百餘位壯烈成仁地方民眾為感忠義鳩資集骸在本市原蚵殼港河岸(陸軍營前)建築義墳號曰（老大公墓）四時祭獻香煙不斷而本市每年慶讚中元拔渡水陸孤魂普施惡鬼恆例開關鬼門均以該墓為主體至民國七年日寇竊據本省因不願本省同胞存有漢族精神藉整修河岸為由迫令將該墓廢遷及由楊火輝善士倡首暗中捐款擇地在現址……[20]     

很明顯的，這段記載和其他文獻資料大相逕庭，而這段碑文卻又是廟裡的廟志，[21]然而，倘若廟志所言為是，那麼基隆市的歷史可能就要改寫了。在這段碑文中，很顯然的，老大公墓所埋的並非漳泉械鬥的先人，而是抗西的烈士，而且不是發生在咸豐三年，而是發生在17世紀初葉，連鄭成功都沒來台灣的年代，如此一來，又怎麼會和基隆中元祭產生關聯呢？唯一相同的是，死的同樣是百餘位，但疑惑是，這百餘位到底是誰？就算是百餘位，也不知是否如其他文獻所述的那樣為108位？

關於這個疑惑，老大公廟的秘書周東和先生說，這塊碑文當時會這樣寫，可能是為了求族群間的和諧，也有可能是受到政府的壓力，不希望重提不愉快的過去，所以才會把漳泉械鬥改為抗西義士。周秘書這樣的說法並不是沒有根據的，戒嚴時期的台灣社會，有關省籍衝突的問題，都是十分敏感。而且《基隆市志風俗篇》中也有類似的說法，皆認為是避免重提族群對立的過去。[22]因此周秘書的解釋很有可能就是答案。的確，如果這樣寫，後人自然不會記起前代族群間的不合，反而能因過去共同受異族迫害，而激起所謂的民族意識，達到團結抗外的目的。因此，這段老大公廟建廟前的歷史背景，很難有明確且強有力的定說出現。但是碑文中所寫的廟志雖不合史實，卻也使得我們無法更進一步地証實，年代是否真為咸豐三年，就算是碑文有寫的「死亡百餘人」，也不知是否真為108人。但是筆者認為108這個數字，其實很可能是虛構的，這是中國人常喜歡使用的一個數字，而且是一個相當特殊的數字，可是到底是真是假，我們仍然因無法獲得更進一步的史料，而得到解答。[23]

然而，儘管如此，我們依然可以相信老大公墓裡所埋葬的，的確是漳泉械鬥而死的先民。至於是否真是因為那場死傷慘烈的械鬥，直接促成了士紳的奔走，而有了基隆中元祭的產生，雖然仍得不到更加有力的證實，但應該也有足夠的理由，可以採信彰泉械鬥與中元祭的因果關係了。目前的老大公廟，其實埋葬的不只是漳泉械鬥而死的先人，根據周秘書所說，老大公廟過去還陸陸續續地，埋葬著一些抗法、抗日烈士的遺骸，到了光復後，則又多埋葬了一位女士的遺骸於此。[24]也因此，老大廟到底埋葬了多少人，就更加不能確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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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閱林富士著，《孤魂與鬼雄的世界－北台灣的厲鬼信仰》，台北縣：北縣文化出版，民84年6月初版，P14。

[2] 其實，目前台灣只要是無主的骨骸，不論是否為『強死』者，都會立祠祭祀。例如一般在造橋鋪路或營建新社區時，若發現有無主骨骸，都會立祠供奉。而且還有些有主的骨骸，在特殊情況下也同樣會集體葬在一起，並立祠祭祀。

[3] 參見高拱乾著《台灣府志》，卷6，＜典秩志＞中「邑厲壇祝文」一文。

[4] 目前台灣學術界對於有應公與大眾爺的差異，說法各異，例如仇德哉與黃文博就認為有應公就是大眾爺，兩者並無二致，而盛清沂與董芳苑則稱兩者並不相同。目前較常見的說法是有應公泛指「有求必應」的孤魂，通常此類廟中，有靈有聖者，都會被信徒掛上寫有「有求必應」四字的紅布答謝。而大眾爺通常都是有其規模，如台南四草的大眾爺廟，此類廟宇規模通常都比有應公廟還要大。

[5] 引自董芳苑著，＜第四十五次台灣研究研討會會議記錄－台灣民間的鬼魂信仰＞，《臺灣風物》，卷36，第二期，p56。

[6] 引自黃文博著，《台灣冥魂傳奇》，台北市：臺原出版社，民國81年12月第一版，p187。

[7] 參閱廖漢臣著，＜基隆普渡調查報告＞，《臺灣文獻》15卷4期，p124。

[8] 參閱石坂莊作編，《基隆港》，台灣日日新報社，大正六年第三版，p11。

[9] 參閱伏喜米次郎編，《    基隆》，基隆新潮社，昭和七年出版，p 。

[10] 引自基隆市文獻委員會編印，《基隆市志沿革篇》，基隆市：基隆市文獻委員會，民國45年4月出版，p16。

[11] 參閱余燧賓主編，《尋找河流的生命力：基隆河中游暖暖段、七堵段》，基隆市：基隆市立文化中心出版，民86年6月出版，p77。      

[12] 參閱《雞籠中元祭》，基隆市：基隆市政府，民國86年7月，p10-11；胡美蓮主編，《悲天憫人：中元民俗采風展專輯》，基隆市：基隆市立文化中心，民國84年10月，p30-31。            

[13] 引自基隆市文獻委員會編印，《基隆市志沿革篇》，p16。

[14] 引自基隆市文獻委員會編印，《基隆市志風俗篇》，基隆市：基隆市文獻委員會，民國68年12月出版，p430。

[15] 同上註，p431。

[16] 仁愛區公所、安樂區公所撰文，《基隆市仁愛、安樂區志》，基隆市：基隆市政府，民國85年6月，p102。

[17] 引自簡萬火著，《基隆誌》，基隆市：基隆圖書出版協會，昭和6年8月，p6-7。

[18] 事實上，在民國四十七年九月出版的《基隆市志文物篇》一書中，也有關於漳泉械鬥的耆老口述記載。書中稱咸豐三年時，漳泉兩派人馬欲襲擊對方，但在神明的庇祐之下避免掉此戰禍，文中記載帶有神話，故不加以採信。參閱基隆市文獻委員會著，《基隆市志文物篇》，基隆市：基隆市文獻委員會，民國47年9月出版，p144。

[19] 參閱廖漢臣著，＜基隆普渡調查報告＞ ，p124。

[20] 本碑原刻於民國55年，但於民國74年時，重新再刻了一座大理石的石碑，原文未動，而碑文下則書寫原刻者的姓名，與當時整建委員會的委員名單。碑題為基隆市老大公廟重建緣起。

[21] 事實上，老大公廟於近幾年，把石碑上的略志，又重新再寫了一段文章，名為基隆開基老大公廟略誌，文分四段，第一段與第二段的前半部份，乃抄自石碑碑文並稍作更改，餘則為老大公廟現任秘書周東和先生，根據近年改建的現況所撰寫。

[22] 參閱基隆市文獻委員會編印，《基隆市志風俗篇》，p431。

[23] 據周東和先生說，過去曾有一本名冊，記載著所有埋葬者的資料，以前老大公廟還只是座墳墓時，這份名冊一直放置於慶安宮中，後來這份名冊遺失了，也因此無法得知那時人數是否為108人，也使得研究起來備感困擾。

[24] 周秘書說，這位女士幾乎以老大公廟為家，經年徘徊於廟中，是故於其去世之後，破例把她也一齊放置於廟內，而光復後則只有她一人埋葬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