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市開基老大公廟：2-3老大公廟建廟沿革與今貌

阿文ㄟ

一、立墓地點考

前已陳述，老大公墓於咸豐三年立墓開始，老大公墓就開始和基隆中元祭產生了關聯，每年基隆中元祭的開關鬼門儀式皆在老大公廟舉行，然而當時老大公墓也不過只是座墳墓，並不是一間廟，沒有人管理，也就沒有自己的經費，當然也就不會有信徒在。在廟的碑文中記載，民國七年遷建後才開始有些許規模，也因此在未遷建前的資料可以說是付之闕如，也就因此老大公廟在還只是老大公墓時期的紀錄是相當地難尋，連個立墓的年代都會眾說紛紜。事實上，不只是立墓的年代，連老大公墓剛開始立墓的地點也似乎是莫衷一是，耆老所言與文獻所載皆有著一些出入。因此找出正確的立墓地點，也成為探討老大公廟沿革時，至為重要的一件事。以下圖表乃是各種文獻所顯示的老大公墓地點：

 

 

很明顯地，各地點似乎有些出入，但根據筆者比對其他相關資料與田野訪查的結果，筆者發現這些地點其實都相距不遠，如果把這幾個地點，交相對照今昔之基隆市地圖，再把這些點相重疊處找出，我們可以得知更為確定的地理位置，大致就是在(圖一、二)中A點附近。A點完全符合「忠四路」舊主普壇之後的說法，亦是前陸軍營區，當然也位在蚵殼港河畔，今自由街附近，是故A點應為正確的位置。另外，根據周秘書的考察，他認為應該是在(圖一)中B點（其實也是在A點附近）。然而不管是何處，民國七年的遷建距今已經是八十多年前的事情，除耆老難覓外，史料的眾說紛紜，因此僅能得到一個大致的地點，而無法找出更為確切的位置，實為一憾事。

另外，值得特別注意的一點是，咸豐三年的漳泉械鬥發生地點是在魴頂，也就是今南榮公墓，而魴頂到舊主普壇後的蚵殼港河畔相距起碼二公里以上，是什麼原因導致葬於離魴頂滿遠的漳人村落蚵殼港畔？而關於這點，最合理的解釋可能是這百餘人應該都是漳州人，而非泉州人。否則，泉州人怎麼可能或願意把自己同胞的遺骸，葬於相隔遠，又是屬於漳州人的土地上呢。況且，根據前一節所引的《基隆市志風俗篇》的記載，也有呼應死者皆是漳人之說。另外，耆老洪連成先生也是如是說。[1]而學者廖漢臣的說法也是如此。[2]因此，我們可以大膽推斷，這一百餘人應該皆是漳州人，而非泉州人，那麼，泉州人是否有人死傷，或死後葬到哪裡？這些卻又是未解的問題。[3]



二、遷建原因考

民國七年時，根據碑文記載，日人藉整修河岸為由，迫令將老大公墓拆除，然而，根據耆老洪連成所言，那是日人為建高砂公園而迫將老大公墓拆毀，他認為。

……民國二年，日人為紀念日皇登基，建高砂公園，墓將遭毀蚵殼港庄之士紳楊火輝，募捐移葬於今嘉仁里石山，民國七年完工，鑴墓碑曰：「老大公廟」，……[4]

而贊成這樣說法的，還可在前所提及的《悲天憫人：中元民俗采風展專輯》裡找到，但此書並未提及民國七年遷建與楊氏遷墓事蹟。又根據前文所引的《基隆市志風俗篇》之記載，遷建的原因乃是因為「日人建築軍眷宿舍」。另外，根據前文引的《基隆市仁愛安樂區志》的記載，則是因為「日人建軍營，整治河川」而毀去墳墓。由上述種種不同的說法，遷建原因似乎又陷入另一個和立墓時間與地點一樣的爭議，如果對照日據時代所繪製的基隆地圖（參閱圖一），我們可以看到圖之左下角為高砂公園，其位置的確就在今忠四路上，也是在蚵殼港河畔，所以洪先生所言亦當有其可能。另外，根據周秘書他的說法，他認為這些說法可能都有問題，他說老大公廟會拆去的原因，除了日人不願我懷有民族精神外，也因為當時日人為於此地闢一「式場」所致，因此老大公墓才只好迫遷他處。因此，民國七年之所以會拆去老大公墓的原因，仍無法得一定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前述碑文中的一句話，「因不願本省同胞存有漢族精神，藉整修河岸為由，迫令將該墓廢遷。」，這句話似乎把廢墓的原因歸咎於「民族因素」，然而事實上，日本人不太可能只為了廢個墓，而大費周章地以整修河岸的方式，花了一筆錢，一堆人力與物力來毀去這座墓，而且民國七年也不是皇民化運動的時期。也許，日人這樣做或許有些因素是「不願本省同胞有漢族思想」，但相信原因可能還是為了整修河岸或是其他的目的所致。



三、改遷後的老大公廟

老大公墓於民國七年被迫廢去後，由善士楊火輝先生倡議捐款遷墓至石山，也就是今日老大公廟之現址。在《基隆市仁愛安樂區志》中有如下之記載：

（楊火輝先生），蚵殼港人，從事煤炭包工業，為人慷慨重義，日人為闢建高砂公園，毀蚵殼河邊老大公墓之際，挺身出面捐款，遷葬至石山(今之嘉仁里樂一路)，日據時為方面委員，觀音區區長等公職，於光復前一年逝世，……，曾任中山區與一屆區民代表會代表並為主席。[5]

老大公墓遷墓後，中元祭於老大公廟祭祀的儀式，亦得以延續於此舉行，後來，「老大公墓」改稱為「開基義民祠」，[6]待重建委員會成立時，則稱為「老大公廟」，從一座墳墓成為一座廟宇，現在其正式名稱為「開基老大公廟」。目前廟內仍存有兩塊石碑（扣除前述的廟志石碑），一塊刻著「義民祠」三個字，一塊則刻著「老大公」三字，[7]這二塊石碑皆未刻有年代，無從查證刻於何時，但起碼在民國五十年代以前就存在著，[8]甚至可能是日據時代留下來的，因為前面提到的《基隆誌》一書即已稱為義民廟，所以很有可能此塊石碑是日據時代的東西，而這也透露出一個訊息，老大公廟於日據時代就已經升格為「廟」或「祠」，而不是一座「墓」，可惜的是，筆者無法在日據時代的基隆寺廟紀錄上，找到「義民廟(祠)」或「老大公廟」的記錄。[9]



四、光復後的老大公廟

1.改建經過

根據老大公廟石碑記載，老大公廟在遷建後，因年久失修及地基坍塌，雖然每年輪值的主普都會花錢小修一番。但因為基隆中元祭的恆例，每年由十一個姓氏(現已增為十四姓)輪流輪值主普，也就是要隔十多年，一個姓氏才會輪到一次主辦基隆中元祭，今年由這個姓氏承辦活動，而明年卻又換人，所以老大公廟才會每年到中元祭時，多少會由該輪值主普捐款小修，但總是無法大修一番，直到民國四十九年情況才有所改善。

據碑文記載，民國四十九年，輪值的林姓主普，依例邀集各姓商討，主普會議時決定成立「老大公廟重建委員會」，並呈請基隆市政府補助新台幣一萬元整，再加上主普各姓與地方人士等的捐款，於民國五十年元月動工，同年七月二日竣工。老大公廟始有一番新氣象。

然而，當時老大公廟地處偏僻，所在社區並未開發，人煙罕至，乏人照顧，十餘年後，雜草叢生，部分地基坍塌。當時，住在老大公廟附近的羅福全(曾任重建委員會的委員)、劉東海等人，見狀而四處奔走，招募善心人士四十三名，於民國六十四年出資捐款成立「老大公廟整建委員會」，推羅氏為主任委員，慨捐興工整建，稱為「開基老大公廟」，於是老大公廟由原來數坪整建為數十坪，並增建「同心園」與「壽山園」及廟邊環山道路。

老大公廟成立整建委員會後，整建不斷，老大公廟稱為「整建委員會」而不稱為「管理委員會」，即是認為其整建工作尚未完成，故不願稱「管理委員會」。民國七十年後，陳再添先生接任主任委員之後，老大公廟更擴建為如今百餘坪的廟地，並增建一門樓、洗果臺與聚寶亭，拓寬廟場，至此已非一般陰廟所能比擬，直到今年中元前夕，老大公廟仍正在擴建整修中。然而，現今的老大公廟，四周圍皆已為住宅區所包圍，又囿於地形限制，其能擴展的空間有限，而這也是老大公廟將來擴建時，一定會面臨的問題。

2.整建委員會之組織運作

整建委員會的建立，象徵著老大公廟已為一個獨立的寺廟單位，不受任何宗親會或其他單位所管轄。整建委員會成立後，有了自己委員會的規章與制度，而他在基隆中元祭的地位，也才由一個附屬於中元祭的角色，轉而變成參與者，在基隆中元祭中，有屬於自己主導的活動，下一章所談到的「開夜燈」活動，就是一個例子。

在其整建委員會組織方面，根據老大公廟整建委員會＜第九屆第二次委員會資料手冊＞上的記載，委員會本身分成許多的小組（工務組、總務組、財務組、祭典組、設備組、公關組）分組負責各項事務，除主任委員與副主任委員外，尚設有監察與總幹事各一名，而全體委員人數固定為34人，並額外聘請秘書與廟祝各一人，代為處理廟內常務。

整建委員會主要有六大會務，其中一項就是協助為每年輪值主普，辦理開關龕門的儀式，可見老大公廟與每年輪值主普間，一直都維持著一種很特別的、很微妙的關係，這在下一章中開關龕門儀式裡，會做些探討。另外，除了協助辦理開關龕門的儀式外，召募信徒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樣任務，而中元祭的舉行，也是促使信奉者增多的原因，而這亦將在下一章中一併探討，在此，只略提及老大公廟的經費來源。

一間廟經費的多寡，與信眾的人數絕對成正比關係，而老大公廟本身的經費來源，主要就是信徒們的捐款，以及下一章所提及的點燈費用，和一般廟裡常見的香油錢。信徒的捐款與點燈費用，廟裡每收一筆錢，都會開立收據以玆證明，而在收據上，廟方都會留下每位捐款者的姓名與住址，而這留下的姓名與住址，就是老大公廟與信眾溝通的管道。

  

[1] 參閱《耆宿懷雞籠》，p143-144。

[2] 參閱廖漢臣著，＜基隆普渡調查報告＞，《臺灣文獻》15卷4期，p124。

[3] 目前基隆市暖暖區與七堵區各地的陰廟中，根據筆者於民國八十六年七、八月間的調查，尚未發現有埋葬因咸豐年間漳泉械鬥喪生的泉人所立的廟。

[4] 參閱洪連成著，《基隆文心叢刊之35－滄海桑田話基隆》，p63。

[5] 引自仁愛區公所、安樂區公所撰文，《基隆市仁愛、安樂區志》，p104。

[6] 其實「老大公墓」這個名稱是碑文所寫(詳見本章第一節碑文內容)與耆老所言。過去是否曾稱為「老大公墓」，則不能得知。因此過去是否是由「老大公墓」改為「義民祠」，還是一開始就稱為「義民祠」，而不稱為「老大公墓」並不得而知。本文則根據石碑碑文，而使用「老大公墓」這個名稱，而且現今已不稱「義民祠」而稱為「老大公廟」。另外，為何稱為「義民祠」，根據洪連成先生的說法，那是因為老大公廟除了埋葬著百餘位因械鬥而死的先人外，也在改遷後，再把抗西、法、日的民族英雄葬於此，所以稱之為「義民祠」。
[7] 此兩塊石碑皆為觀音山石，皆未刻有年代。而「義民祠」碑字為橫寫，略小於「老大公」碑。「老大公」碑為直書，碑中僅刻有「老大公」三個字。
[8] 根據筆者於民國86年七、八月間，對全基隆市所有現存民國69年前的石碑，所做的調查顯示，觀音山石所做的石碑，大部分是民國四十年以前的，民國四十年以後，則漸改以磁磚，大理石，水泥等石材取代。因此，筆者大膽推算這兩塊石碑應為日據時代的產物。
[9] 雖然日據時代就已經稱之為廟或祠，然而，根據日據時代曾景來先生對全台陰廟所作的調查顯示，並無發現有關此廟的紀錄，而曾先生所引用的史料，乃根據日據時代，總督府所作的寺廟台帳資料增補而成的。詳見曾景來著，＜台灣寺廟總覽＞，收入氏著《台灣宗教迷信陋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