祀壺人家

絕對官僚

「祀壺」，是1940年代一個偶然機會下被發現的，並同時被視為探索西拉雅後裔分佈的一個重要文化標誌。當時，只是零零落落地在西拉雅的原鄉（台南平原）發現祀壺的村落，而稱之為「祀壺之村」。1960年代，更在台南與高雄的內山一帶發現了更多祀壺之村，這些祀壺之村與大武壟社群（被視為西拉雅族的亞群）有密切關係。近年來，除了台南、高雄之外，更多的祀壺之村在屏東、台東與花蓮被發現，有的與大武壟社群有關，有的與馬卡道社群有關。根據過去十多年來陸續的田野普查，至少二百五十處左右的祀壺之家或祀壺之村，分佈在北迴歸線二十三度半以南的台南、高雄、屏東、台東與花蓮一帶。我們所探索的已不僅只是西拉雅族後裔的分佈與遷徙。事實上，我們透過祀壺之村的分佈更加瞭解臺灣的獨特性。

然而，在「祀壺之村」的概念下，我們對祀壺行為的視角，僅是視之為探索西拉雅人的「文化遺跡」或「文化標籤」，其所存在的意義僅是文化特質、族群屬性。「祀壺之村」隱含著「文化行為」與「族群聚落」之間的等同關係，亦即，西拉雅祀壺行為的分佈等於西拉雅聚落的分佈。事實上，我們發現兩者之間的關係並不等同，而且相當複雜。根據這些年在台南、高雄、屏東、台東、花蓮等五縣市的田野普查，研究者發現各地方所表現出來的整體樣貌，存有極大的差異。

我們必須解「祀壺」，在當代臺灣的歷史文化脈絡下，並不等同於西拉雅族或西拉雅人。「祀壺現相」是西拉雅文化對臺灣本土文化的一項貢獻，這種文化現象，普遍地存在漢人與西拉雅人相互影響的地區，使得「祀壺現相」不是一種族群標誌而已，而是臺灣社會文化獨特的面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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