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衝突下的贈受財物關係

絕對官僚

利益衝突下的贈受財物關係

自從89年7月12日公布「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實施後，對於依本法第2條規定適用對象為「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2條第1項所定之人員」，使得原來在89年7月1日開始實施之「臺北市政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在需辦理財產申報之主管在贈受財物之規範部份亦有所變動。原規範第5點對於「正常社交禮俗標準」，只要不屬於同規範第12點之「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且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者」，依本點第（一）目：「屬機關公務禮儀之性質許可者。」；第（二）目：「長官對屬員之獎勵、救助或慰問者。」；第（三）目：「公務員因結婚、生育、就職、升遷異動、退休、辭職、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傷病、死亡，所為之饋贈且市價為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者。」；第（四）目：「符合社會禮儀或習俗者。」；第（五）目：「利害關係人之饋贈，市價在新臺幣二百元以下，或對機關內多數人為之，市價總額在新臺幣一千元以下。」

而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對於何謂「利益衝突」？在該法第5條明確定義：「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雖然所謂「執行職務時」在升遷的利害關係解釋上係以就職生效後發生效力，可是「公務員服務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有隸屬關係者，無論涉及職務與否，不得贈受財物。」，也就是說解釋上除非法令另有除外規範，否則只要會發生隸屬關係而且有利害關係時，是完全不能接受財物饋贈的。當然此一「饋贈財物」如果不合乎法令的規範，在財產申報的主管人員時就會成為違反利益衝突迴避法第4條定義的「財產上利益」，是會被依違反第14條規定可以處罰新臺幣10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鍰，雖然這類不法利益在與罰鍰金額適用上不太符合比例原則，但是這也是法律發揮嚇阻力量的所在。

在「臺北市政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5點第1項第（一）目對這類饋贈情形在處理程序上規定，對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除前點但書之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者情形外，應予以拒絕或退還，並簽報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退還有困難時，除簽報長官外，應於受贈之日起三日內，將餽贈之財物送交政風機構處理。」，第2項並規定「前項第一款退還有困難之財物，政風機構應視受贈財物之性質及價值，提出歸公、付費收受、轉贈慈善機構或其他適當建議，簽報機關（構）首長核定後執行。」本規範解決方案之一為提出「付費收受」即價購，而未提出「互贈」的模式，因為「互贈」除了相互間要有相當價值的衡量外，還可能涉及算不算「公務禮儀」的認定，而本規範對「公務禮儀」在有利害關係者之下，也必需是「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者」的。當然此一規範在送禮項目為花籃花圈時，也必須如此執行拒絕或退還的話，顯然也是過於吹毛求疵而未顧及人情面。

當然另外在由他人代為「關說」或「遊說」之時並代為饋贈，縱然該公務員在未接受對方條件之前，因為「關說」或「遊說」者並不是直接之利害關係人，在本規範下並非是完全違反的。可是在利益衝突迴避法上對該公務員，仍然是有本事件的間接利害關係存在的。此一關係在其他的法律關係上，「關說」或「遊說」者並非以本人之利害關係送禮，所以法律上屬於「白手套」的角色，則可以論以行賄罪在「犯罪對價」的不法利益歸屬本身上，除非具有共同的不法利益分配的犯罪行為分擔問題，否則在論罪上可能比較難以舉證；可是該間接實施不法饋贈之公務員，就會成為教唆行賄的犯罪實施者。另外常有官場上為充面子向他人要索花籃花圈場面禮，雖然因為還不足有刑法上「不法對價」的事證，也還不致於構成刑法上的「要求」的犯罪構成要件問題，構成不樂之捐（贈）的話，仍有違反本規範第3點之「公務員應依法正執行職務，以公共利益為依歸，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方法、機會圖本人或第三人之利益」之規定，在機關同仁獲通知時的相對態度不得不謹慎。所以在有利害關係者之間在為贈受財物時，就是要避免有對價的要求、其他的不法期約或「不法對價」的產生，才不會因誤認法律（令）不罰而誤蹈法網。

來源：台灣法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