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拉真在位時的情形

絕對官僚

圖拉真在位時的情形

關於迫害聖教會的因素是很複雜的，有很多情形，盲目的或由私人發動的仇教行為，往往是由神廟管理人、巫師或是外教司祭的挑撥教唆而引起。群眾的情感是很容易被激動的，於是就一呼百應，便發生聚眾搗毀信友舉行宗教儀式的處所、以及信友的公墓等暴動行為，事態一旦擴大，人們便把信友扭送衙門，控告信友不信國教，要求官廳支持群眾的行動，依法懲罰處理。發展到這個階段的時候，就發生了迫害教會的合法性問題，當然群眾情感一旦衝動起來，絕不會考慮自己的行動是否合法，而且根本將法律問題擱在一旁了。我們要問，事情一鬧到官裏，政府人員對這些個不法的暴動，採取怎麼樣的態度呢？關於這一點，羅馬官吏的態度一般來說，很值得我們的稱讚的，因為他們有守法的優良習慣，往往設法彈壓暴動，維持最低程度的法律立場，例如圖拉真皇帝時的畢利納，就是一位在迫害聖教會的教難中，奉公守法，主持公道的開明官吏。畢利納在西元112年任總督的任內，上書給圖拉真皇帝，詳細的報告了基督聖教發展的情況，請求皇帝決定處理的辦法，圖拉真也就根據畢利納的奏章，制定了對待基督徒的政策，這是基督徒在羅馬帝國的法律地位，第一次正式獲得確定。這個政策的主要內容有三點。第一點，政府當局不必主動地查緝誰是基督徒。第二點，如果基督徒被人檢舉，經過偵訊屬實的話，就應依法處罰。第三點，如果被檢舉者否認自己是基督徒，並且崇拜羅馬的神類，就應立刻銷案加以釋放。畢利納的奏章和圖拉真皇帝的詔書，是很重要的歷史文獻。這兩個檔，告訴了我們，耶穌死後八十年左右，福音在羅馬帝國發展的具體情況，同時也解釋了安東尼王朝對基督所采的態度。我們根據這些檔可以知道，安東尼王朝的四位皇帝，素以仁慈愛民著稱，為什麼竟縱容下屬屠殺教友呢？

圖拉真是羅馬帝國可數的賢君之一，他對百姓相當的寬仁。他曾說過，與其無罪的人受不白之冤，寧可使有罪的人逍遙法外。而畢利納呢，也是一個具有高尚道德的良臣，宅心仁厚，對待奴隸常慈愛，在他的信函當中，我們看到他多麼關心奴隸的生活，自動解放他們，看到奴隸患應而心生不安、看到奴隸天逝而心生悲哀。西元112年，畢利納以皇帝特使的名義，治理本都和俾斯尼亞兩省。畢利納辦起公事來，一絲不苟，非常有責任心，遇到了棘手的問題，就即刻向皇帝請示，而當時基督徒的地位確實是很微妙的，究竟如何處理？畢利納自個兒不敢擅作主張，於是就上書皇帝。在當時，小亞細亞地區，聖教會很發達，許多教會團體，還可能是聖保祿宗徒自己親手建立的，聖教會也給當地的社會生活，帶來了澈底的改革，人們不再到神廟去祭神，也不再信奉羅馬的國教，售賣祭品的商人，營業大受影響，若干基督徒被告下獄，解送到皇帝的特使畢利納的地方來。

第二世紀初期，教會團體就已經非常發達的小亞細亞地區，而這些團體，可能還是聖保祿宗徒當年親手創立的，領洗奉教的教友們，給當地的社會生活帶來了徹底的改革，他們不再前往廟宇去祭神，也不再信奉羅馬的國教，而使售賣祭祀用的牲口及和宗教物品的商人，在營業上大受影響，因此，招至某些教友就被告發而被逮捕下獄，又被解送到皇帝的特使畢利納這兒來了。我們就要看看，畢利納將會如何處理這些被告發而被逮捕的教友？以及這些教友的下場將如何？

畢利納接下了這些告發基督徒的案子，於是就非常仔細的審訊了被捕而解送到他這樣來的基督徒。他清楚的知道，控告教友們的罪，完全是莫須有的，但是從尼祿皇朝開始，法律上就曾經明定，嚴禁人民作基督徒，既然被逮捕來的人對自己的教友身份一再的直認不諱，畢利納呢，也就根據過去既成的慣例，將他們都判了死刑，而那些具有羅馬公民身份的囚犯，就解送到羅馬去，聽候皇帝的發落。可是，事情卻越鬧越大，問題也越來越複雜，群眾們看到這批基督徒被判處了極刑，得到了很大的鼓勵，膽子也大了，紛紛開始控告教友，還有許多是匿名的指控的，官廳接到了控詞，就去按著地方查訪，對那些被指為教徒的，不分男女老幼，一律逮捕後解送到畢利納這兒來，請畢利納依法裁判。

畢利納原是一個宅心仁厚的人，他實在不忍心將教友們不分青紅皂白的，一律送往刑場去處死，對每一個案件詳細的審訊。其中有一部份人，很英勇的坦白承認自己是教友，他就根據他們的供詞，依照法律既成的慣例辦理，宣判死刑；而另有一些人承認自己曾經一度進了教，但早已退出。畢利納想起，群眾們往往指控基督徒犯罪作惡，便查問這些先進了教，然後又叛教的罪犯，有沒有犯過其他普通刑法上的罪，他們一個個都堅決的說，過去他們從未觸犯過任何的刑法，若是有罪的話，那就是當他們還是教友的時候，曾經以基督徒的身份，在黎明之前參加集會，唱聖歌、讚頌天主，他們還在集會中發誓，永遠都不犯竊盜、兇殺、姦淫的罪，他們還共同舉行聖餐。畢利納審訊完了，心裏甚覺不安，因為實在找不出他們的罪狀，他就只有去向當時的皇帝圖拉真請示，是否基督徒的身份本身就構成一種罪？假如凡是基督徒都一律嚴懲，那麼不但承認信奉基督教的人都應處死刑，連那些背教的教徒也難逃一死。畢利納還在奏章中，勸圖拉真皇帝，採取寬大的政策，對背教者不咎既往，一律赦免。

圖拉真對畢利納的奏章的批覆，主要的可歸為三點。我們已經為談到過，下面再重複一次。第一點，政府當局，不必主動去查緝拿一個是基督徒。第二點，如果基督徒被人檢舉，經過偵訊確實無誤，應該依法處罪。第三點，如果被檢舉者否認自己是基督徒，並崇拜羅馬的各類神袛，應該即刻銷案釋放。根據圖拉真的詔令，我們可以獲得下面幾點結論，第一，信仰基督教的罪，是一種特殊的罪名，犯罪的人只要表示悔罪，並崇拜羅馬的神就可以獲得赦免，而普通的犯罪，像殺人、竊盜絕不能享受到這種寬大的處分。第二，基督徒的確是潔身自好的正人君子，而不是殺人放火的竊盜歹徒，在過去一般人對教徒的誣衊，也就不攻自破了。第三，政府機關，絕不主動的去查緝基督徒。第四呢，基督徒儘量在合法檢舉的情形下，方可予以追訴。最後還有一點，就是基督徒在沒有被追訴以前，以經退出教會或是在審訊當中，表示要退出教會，就應立刻案釋放，不再追究。

從政治的觀點來看，羅馬政府所頒佈的詔書，採用的辦法，是很聰明的，但是，宗教信仰對人的心靈具有偉大無比的力量，對於這一點呢，羅馬當局卻根本茫然不知，它以為這種聰明的措施，一定能夠遏止聖教會的發展，然而，事實告訴我們，它的估計錯了！再從歷史的觀點來看，羅馬政權在第二世紀初期，還沒有把基督教當作是自己的死敵，所以呢！還沒有採取有系統的辦法，有計劃的來摧毀聖教會。可是，我們必須指出，圖拉真的詔書在內容，有著前後矛盾、模棱兩可，未免近乎滑稽，所以戴爾都良以譏諷嘲笑的口氣說：“基督徒並不是因為犯了罪才被處罰，而是因為有人檢舉才被處罰，而政府方面，如果沒有人檢舉教徒，又不主動的查緝追訴，這豈不是矛盾到極點嗎？”

以後的每位羅馬皇帝對基督徒的政策，都以圖拉真的這個詔書為根據。例如亞細亞的一位總督向當時的哈德良皇帝上書，指出：一般人民對付基督徒的手段，過於殘暴，而基督徒呢！除了宗教信仰以外，就沒有犯下任何具體的罪行，而把他們都處死，似乎有失公平。而哈德良的批示，盡也是模棱兩可的，他表示：凡事應該依法處理，但不要輕信謠言或誣告，政府必須採取非常審慎的態度。這算是什麼回覆呢？對屬下提出的問題，不正是答非所問嘛！還有那位以虔誠出名安東尼皇帝，他對羅馬的神道固然非常尊重，對基督聖教，也只是蕭規曹隨，按既成之前例來辦理，從未採取有計劃的措施，企圖消滅聖教會。在安東尼的朝代，烈士普托勒美在羅馬法庭受審，審訊的話，由聖儒斯定紀錄下來，一共只有三句：“你是基督嗎？”“是的！”“去死吧！”

總之，安東尼王朝的反聖教政策，主要的原因是，維持秩序和避免觸怒輿論。為了這個緣故呢，第二世紀的教難，有著幾個共同的特徵，就是，教難大都屬於地方性的、偶然發生的，而不是全面性的、有計劃的來迫害教會，這些迫害也都來自群眾的告發，某些地區群眾和教友之間相安無事，沒有衝突產生，也就沒有迫害教會的暴行發生；相反的，如果群眾對信徒鼓噪暴動時，官廳便出面干涉，迫害教會。至於迫害的程度呢，又要看各地的行政長官而定，有的長官不願過於株連大興冤獄，便大事化小從輕發落；有的長官，辦事很認真，遇到有群眾告發教友的事發生，不肯輕易放過，就常是嚴刑拷打，必定將教友置之死地而後快。教友偶然觸怒了鄰居或親戚便可能被檢舉告發到官廳，民眾若稍稍有不滿，或在當地遇到了災難，便嫁禍于教友而觸發教難，甚至台伯河氾濫殃及羅馬時、尼羅河氾濫而損及糧食減產時、地震啦！天災啦！瘟疫流行啦！都將怒氣發在教友身上，將他們告到官廳，因此教難雖然不常是普遍性的，但為教友們來說，則常是一種威脅，人人都曉得奉教便是冒殉道的危險。

來源：天主教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