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相遠

絕對官僚

習相遠

心性之學，難說，難瞭解。老子曾說：「道可道，非常道。」老子所說的道，即指心性而言。心性實非言語文字所能詮釋，所以孔子只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子只把性與習分清楚，由學者自己去領會。  

孔門弟子，如顏子子貢諸賢，從孔子學道，或嘆：「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或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都是在修學的工夫中透露出幾句言語。後來曾子作大學，以及子思作中庸，始有較詳的闡述。孔子述而不作，所述的先王之道，除了祖述堯舜之外，最重要而且詳備的即為周易十翼。大學中庸所述的心性之學，自然以孔子所述的為依據，且都未對心性下以定義，只是提示如何用功修學。  

戰國時代，孟子學於子思的門人，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發表性善學說。在實行工夫方面，主張啟發良知良能，如孟子盡心篇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明朝王陽明即本此說而演為致良知之學。  

戰國時代另一大儒荀子，著荀子數萬言傳於世，其中性惡篇，提出與性善說相反的理論，而為性惡說。他以「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為主題，通篇反復議論，以證其性惡之說。他以為：「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如果飢時不敢先食，而讓長者，勞而不敢休息，以代父兄之勞，「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人之所以有孝弟辭讓之道，是學習了禮義之故，如不學禮義，完全順乎情性，則不辭讓矣，由此可知，人性是惡。因此，他主張用禮義來變化人的惡性，猶如以人工使曲木變直。  

孟荀二子，一說性善，一說性惡，韓昌黎曾評孟子為醇之醇者，荀子則為大醇而小疵。清儒也有認為，孟子言性善，目的在勉人為善，荀子言性惡，目的在疾人為惡。但荀子因為過於憤時疾俗，以致學說陷於偏邪而不自知。他的學生韓非與李斯，一則著韓非子五十五篇，成為十足的法家功利主義，一則建議秦始皇焚書坑儒。後人雖然不能以韓李之徒歸罪於荀子，但性惡之說的流弊則甚顯然。  

孟荀學說的本意雖然都是勉人去惡為善，性惡篇裡「其善者偽也」的「偽」字，古與「為」字通用，也就是為善的意思，但無論說善說惡，都說不到心性上去。善惡由學習而來，習是習慣，或是習氣，猶如虛空中散播蘭花的香氣，或是散播燃燒廢五金的臭氣，香臭都不是虛空所本有，同樣的道理，善惡都不是心性所本有，心性如孔子在周易系辭傳裡所說的屬於形而上學，是心的本體，光明清淨，人人相同。堯舜之性，桀紂之性，普通人之性，完全一樣。吾人學作聖人，沒有別的辦法，只是清除一切習氣，使復心性於本然。除一分習氣，近一分心性，所以說「性相近」，加一分習氣，遠一分心性，所以說「習相遠」。孟荀的性善性惡說，以及漢揚雄的「善惡混」說，除了孟子良知良能的學理有助於修學外，其餘所說的都是習。如果不從孔子把性習分辨清楚，便無從領會心性之學。  

——摘自《儒學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