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市普爱医院的问题看医患（医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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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纪委领导:你们好

武汉市普爱医院去年“引进人才”消化内科主任丁祥武，谩骂殴打老年病人，派出所立案，医院保释，不了了之，老人欲哭无泪路人皆知道。

丁祥武主任现在组织考察期间，大肆收受药械回扣，数量不菲，由吕飞医生出面收钱，几个人私分，万元左右不等，吃喝娱乐，我们医药公司不停轮流摊派，苦不堪言。

组织考察期间，利用职权，排除异己，疯狂打击迫害受害人，致多人精神心理障碍，家人处于破败的境地。。科室里趋炎附势，无耻者张扬，环境黑暗。

医院有领导坚持损害一部分人利益，不顾事实，一味打压，很多人都知道，敢怒不敢言，都是和谐社会，为什么这里没有阳光。

消化内科 吉马等 2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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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普爱医院医院的全方位服务周到又体贴，远不像某些私营民营改制医院那样粗暴而残酷。从医务人员的诊疗和后勤行政人员的服从很少需要自己动脑筋、负责任。“胡绍不会给你思考的时间，大多数人原本就不想思考。”他们“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却没有完全看清楚。看清事实需要更大的政治洞察力，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机会培养判断力。每一个步骤都微不足道，似乎不会产生决定性后果；要么理由充分，要么事出偶然。没有一个医患人员会反对这些微不足道的小步骤，正如你不可能从田里的青苗看出收成的摸样。”在凡夫俗子的眼中，医院的小动作（不合理不公平）和日常生活的其他小事区别不大。“每一步都会更坏，但也只会稍微坏一点点。你只会继续观望，等待下一步……你即使提出警告，也无法提出证明……一方面有胡绍权力和经济的威胁，另一方面有同伴的嘲笑。他们觉得你态度消极、神经过敏。”融入体制使人感到温暖、安全，仅仅怀疑就足以使人感到寒冷、孤独。在大多数情况下，胡绍直接动手是多余的（装傻就行）。医院人员害怕抱怨、抗议、抵制会导致经济等利益受损，患者害怕抱怨、抗议、抵制会导致暴力甚至生命财产损失。胡绍的聪明才智完全懂得怎样利用这种感情。他一面许诺“胜利的狂欢”，一面恐吓“叛逆的失败主义”。事情走到这一步，你只能选择一边倒。要么完全接受胡绍歪曲的逻辑，强迫自己永远保持信心，发明更多的借口协助胡绍欺骗自己，希望胜利最终能解决一切问题；要么把赌注押在胡绍将医院败光上，长期承受自我怀疑的折磨。事实证明：在普爱医院的许多人中，没有多少人敢想到后一种赌注，但已经在医院出现了某些苗头。 医患人员的切身体会就是普爱医院的黑暗及胡绍的迫害，赤裸裸的恐怖或压迫离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有很远的距离。他们能看到的医务人员都是外围群众组织，谈不上高尚或邪恶。他们嘲笑医院管理混乱，水平低下和价格昂贵，却又络绎不绝，私下里觉得自己蛮世故的。他们知道“胡绍领导下，没有挨饿的自由”和“以前的管理者有什么好，饭都吃不饱”。他们知道其他医院仍然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医患都沮丧而无奈地服从，阴郁的行列穿过萧瑟的街道。他们原本以为医院的复兴而不必付出伦理道德的代价以及制度的代价，现在转不过弯来。等他们有时间考虑的时候，考虑已经什么用处都没有了，即使成为受害者也不会有任何人为你而发声。

武汉市普爱医院里绝大多数人一下子都“被沉默”，这样的事情只能发生在一个权力能够对所有人拥有绝对掌控力的体制之中，拥有这种绝对掌控力的管理就是滥权。胡绍的滥权是一种极其“善于变化、适应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非常严密、细致、条理化、面面俱到，而且富有一种特殊的纠错能力。这种纠错不是改变滥权的目的，而是不断改变为维护管理而采取的手段和途径。胡绍所谓的“大家一致认为”让每个人都无法确定，他所不能看到的异议是否确实存在。这种对自己的怀疑和孤单的无力感，足以让绝大多数还心存怀疑和犹豫不决的人闭紧嘴巴，绝对不敢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告诉别人，并努力作出与所有其他人一致的样子。为了确保患者和职工能够发出同一个声音，胡绍管理使用的是贿赂（授权）与恫吓并用的手段，其效果，至少从表面上看，是颇为成功的。贿赂是让人们看到，顺从权力有好处，恫吓是让他们知道，不顺从权力就要遭殃。许多人就是在贿赂与恫吓的驱使下去按胡绍的指示办事，按胡绍的旨意选先进人物、投票表决等等，许多人也是抱着这种心态去要求胡绍利益集团。即使在这种所谓“光荣”诱惑已经失效的情况下，功利的分羹心理仍然能起作用。即使入了不一定有明显的好处，总比不入要强，因为不入差不多肯定会有害处。胡绍坑害患者，逆向淘汰，贪腐滥权，你不加入，有任何好处都没有你的份，入了才是明智的选择。中国的许多“无效”运动，如大炼钢铁、“除四害”、“大跃进”“反左反右”，并不纯粹是一种浪费和迫害，而是对管制民心、统一意志很有助益的集体活动。

一般人渴望过“太平日子”，不喜欢“无事生非”，“庸人自扰”，喜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坏事（被压迫，被侵犯、被惩罚）发生时，总是先责怪“不识相”的人自己招惹了胡绍的权力，无端多事，不自量力。这种普遍的“责怪受害者”心理便是由“合理恐怖”所造成的，也是胡绍管理精心培植、鼓励和利用的一种大众心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沉默和顺从成为交换安全无事的代价，每个人都变得能够接受统治权力的“合理要求”：别人的事情，你不要多管闲事，他倒霉是因为他咎由自取，你不要像他那样，就自然能平安无事。很多医患人员自以为自己的沉默和服从不是出于恐惧，不是由于自己“胆小”、“懦弱”，而是因为自己“识大体”、“不死板”、“聪明”。用这类的说法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可以让人比较体面地面对自己的沉默和顺从。这些人并不是从来未曾想过要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只是经过思量后决定还是不做为妙。人并不是一下子从不沉默变成沉默的，也不是一下子从不顺从变成顺从的，人是一步一步变化的，每跨出一步，下一步就变得更容易一些。察觉自己如何一步步走向顺从是一件令人沮丧、没有尊严、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事，所以大多数人也就选择干脆不去想它，也不去说它，就这样，通往彻底沉默和顺从的路也就越走越顺畅无阻。一个人一旦走上这条不归之路，他就已经丧失了保存思想自觉的意志，也丧失了表达自觉思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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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问题出现时，胡绍等人并非不清楚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但是，什么信息要往上呈送，是一定要有选择的。所以最后上级领导看到的医院情况报告，通常都是过滤后的信息。这样做的原因不外有二：一不能让责任归口到自己头上，二不能让自己及相关利益团伙承担责任。武汉市普爱医院的上级部门对于“信息过滤或屏蔽”后的汇报，当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会使矛盾越来越尖锐。没有制度上对权力进行制衡和监督，医患双方没有明白甚至捍卫自己的权利，胡绍在普爱医院的胡作非为和欺上瞒下永远都不可能得到解决。即使换个人来估计也就是胡绍第二，事实上胡绍对某些科室负责人的调整就是同样的效果，甚至过犹不及。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一个好的制度强过一百个圣贤明君，也可以遏制无数的无道昏君。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不要寄希望于权贵们知错能改，而要相信一个好的制度才能根治胡绍等人的无耻和残暴。多元的、重叠的、强大的、自主的自愿社会团体的存在和发挥作用，可以对胡绍权力构成一种社会制衡,使得权力从医院领导向外扩散，助长了民主习惯和文明氛围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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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胡绍而言，他肯定知道药品加成的灰色收入用于何处，甚至一些患者也愚蠢的认为，是因为药价导致医疗费用的急剧增长。但是胡绍应该比患者更清楚地知道，药品的费用相对于耗材，医疗器械而言，灰色收入（利润）要小得多。为什么一些支架，手术器材等总能闹得整个社会沸沸扬扬就是这个道理。而作为胡绍这个层面而言，除了对药物，耗材和器械等利益的把控之外，还有后勤基建等方面的利润，加上人事权等权力的变现，并不能改变武汉市普爱医院的一些现状甚至罪恶。从媒体报道的一些三甲医院院长落马情况而言，大多数是在后勤基建以及权力滥用等问题。所以，如果要减轻患者的医疗费用，除了取消药品加成之外，更应该取消价格更贵，用量并不少的医用耗材和器械加成。胡绍放着显而易见的惠民措施不做，抛出点无关痛痒的小恩小惠，愚人愚己，“聪明之极”。如果取消药品加成是为了防治医疗系统贪腐，平息老百姓的怨言，那就更是无稽之谈。武汉市普爱医院权力小团体的核心利益根本就不在药品加成上，该作恶多端还是可以作恶多端的，不会有任何的约束和限制。以医院职工收入等方面无意义的牺牲，激化医患矛盾，怎么可能让职工更具有幸福感？当然，取消药品加成也不可能让患者就医更放心，更安心，更舒心！首先，规则的不对等性。胡绍被患者或者医务人员投诉了，是不会被扣钱等惩罚的，甚至会对患者或医务人员发飙，就医能放心，能安心吗？为了应付医保智能审核系统，连享有重症病历的患者都知道自己的药物丢失了，怎么保证患者的医疗安全？武汉市医保局就更是搞笑，看见这么多药物丢失了是不是很开心？如果不合理用药机器就可以智能识别了，那还要人看病做什么？真正浪费占用广大民众医疗资源的是特权阶层和权钱交易的关系。胡绍通过体制剥夺异己的权力，来实现小团体的利益攫取和转移，这种违背基本人性的制度运行，能保证每个患者的安全吗？医院有些人认为，每一个小小的进步，往往都是以一些患者的伤亡为代价；每一位医生的成长成熟之路，也同样履步为艰，除了青春、汗水和泪水，还有无可避免的鲜血和生命的代价。问题在于，为何有些医生可以以患者伤亡为代价，另外一些医生就不行呢？另外一些医生为何就不能以患者的损失来逐步成长呢？胡绍就这样也能保证患者的安全？再如医保定额的对策，完全可以通过增加自费项目来补充，自费多了，患者能舒心吗？但自费多了，各个科室肯定能够完成医院交给的各项任务，胡绍也就能够完成所谓的增长业绩了。其实，取消药品加成也不过是精神和物质相结合的小手段。即除了意识形态上的高调与洗脑之外，还有特别接地气的给点小恩小惠，而实际上就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胡绍对医院中层干部（奴才）的驾驭手段，还停留在系统性的利益馈赠和收买水平，冬季供暖不足的低级错误，随意封堵医院的正常疏散通道，弄些听话的奴才给患者看病，能保证合理医疗及医疗安全吗？

实际上，取消药品加成是一个伪命题。真正的命题是人对权力恭敬顺从、没有自尊、羞耻心尽失所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极权制度诱发和利用人性的黑暗面，完全侵蚀掉人类美好、高尚的一面，让几乎每一个人都随时可能充当恶势力的附庸和作恶机器。就算不直接作恶，作恶情境对人的心智、良心和道德判断的控制也能造成严重而长远的伤害。患者如此，医务人员如此，不受监督的威权领导更是如此。选择武汉市普爱医院试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普爱职工奴性十足、可以无所不为，还是胡绍等人选择的投名状。而患者无正当理由的投诉和举报，就像生活世界里有太多平庸一如邻人的告密者，加上医院内部的一些眼线监视别人，也是对医务工作者人性的扭曲和摧残。无论患者还是普通职工在目前医院的环境里，都不可能存在能够独自对抗极权邪恶的英雄，因为人性之中本来就有足以供极权统治控制和利用的私欲和软弱。这样的苦难让熬过来的和还未熬过来的人们思考，是否有一个能让所有人自由、平等、有尊严的生活世界，是否有一种人与人能够彼此信任，而不是相互背叛、出卖的生存方式。这应该是所有人，无论权力大小，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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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绍等人已经被权力的腐朽毒药所毒化，其证明就是他们对待常识的可耻态度。盲目的技术狂热者和无耻的管理者在玩命地发展经济，好像是沿着‘医院改革的道路’——但这实际上是通向奴役和滥权的道路。出于对生计、地位或前程的恐惧，武汉市普爱医院的大多数人不得不保持沉默。这既是道德的懦弱和自欺欺人，也是用沉默来掩饰缺乏勇气达到伪善的面目。医院的每一个人要去除不必要的愧疚心理，要在“杀人或害人”中培养人，经济目标要以最大的行政压力来实现。胡绍对于武汉市普爱医院最严重的毁坏是什么？绝对不是害了多少患者，压迫了多少职工，而是对人性、精神、伦理和思维的毁坏。

胡绍顽固的接受自己的态度，忽略或无视那些与自己态度倾向不同的信息；同时，又本能地会高估与自己态度倾向一致的观念的重要性和价值，而严重低估相对的观念。当胡绍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团体的和睦以及达成门派朋党共识的压力而压制常识，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公共决策。让人失望的不是一个屈从权威的人，而是屈从权威的特性在人群中普遍存在。也许只有通过制度来限制权威，才可以最大限度避免极权主义下的悲剧。

在现代民主政治的背景下，医院管理合法性的基础只能诉诸每一个职工的理性认可，用萧瀚的话说就是“对话是通往合法性的途径”。这首先需要我们真正接受现代社会的平等观念，充分认识到无论体力还是脑力人与人是平等的，此处的平等不是指“绝对值”上毫无差别，而是说大致平等，也即没有人在体力或者脑力能够强大到足以成为别人的主人。既不是“我是你爸爸”，也不是“我是专家”，更不是“我比你更强大”，管理就具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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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绍为什么总犯错？第一个原因就是由于无知，胡绍个人能力或智力不足，但又高度自信，且独揽专权。既有管理用人上的失误，又有专业知识的欠缺。第二个原因就是无耻。即胡绍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但还是要做。例如一个墙每年要刷几遍，一个标识一年要换几次，同一类型的设备重复建设，通过不受约束的公权力损害医患双方的利益等。第三个原因是某些医院的中层干部利用了胡绍的无知，无耻和专权，他们或心怀不满，而且通过彼此之间形成“联盟”，设局迎合胡绍的专权。医院的某些中层干部共同来承担风险，共同来出谋划策。这样就没有谁是单独面对风险。而且他们在“联盟”中各司其职，分工合作，把医院的一些政策搞得天怒人怨，对患者或职工有意无意的伤害更是数不胜数。

在胡绍长达近十年的普爱医院管理过程中，几乎不曾有一个知情人士或受害人站出来有效揭露这一现象，并阻止罪恶事件的持续蔓延。无论是患者及其家属，还是医务人员都不曾真正采取有效措施干预并加以阻止。医院的人都是共犯，甚至某些患者，他们的沉默就像是为强盗敞开的大门，让恶人大摇大摆地进屋掳掠，再心满意足地扬长而去。对于这些共谋的帮凶，我们甚至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所以整个社会只能以医院这个“集体”进行谴责。良知的冷漠之所以受到了良好的保护，甚至被认为是理所应当，是因为在“集体”概念的掩护下，即便犯下的是滔天罪行，也显得不那么不堪与难以承受。对于被孤立的恐惧表现为一种驱动力，它促使沉默的螺旋启动起来。“与狼共舞”是一种较为幸福的境地，但是某些医务人员或患者由于无法认同在公众中被广泛传播的意见，而无法说服自己人云亦云时，只能将永远沉默的做法作为使自己能接受的第二选择。

有人把医务人员看成医院这台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只是随着机器运转的惯性发挥自己的“传动”作用而已。这种比喻的内涵是什么?就是人不称其为人，不再是由血、肉和思想所构成的生物，而彻底沦为了没有思想、生命与价值的工具。而“工具”所隐含的意义又是什么?工具就是可以报废，可以被替代，被改进的物品，一个零部件的损坏、丢弃，对于整个体系，整个机器的运转没有任何影响也没有任何意义。毫无疑问，这样的类比是泯灭人性的。但事实上，在一次次的历史悲剧与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或多或少不自觉地沦为了“工具”，我们将思想与选择拱手相让，放弃了生物性，选择了对自我的“物化”。

胡绍可能在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这种不假思索与批判的行为，恰恰是“集体罪行”最可怕的部分。它以强大的环境压力，迫使个人放弃了思考与选择的能力，滑入了旋涡之中，被彻底吞没。它让人彻底丧失了最根本的判断力，麻痹了一个人对于善、恶的基本感知，从而也丧失了对自身行为的掌控能力，并以“集体”为天然甲胄，安心于挥刀屠戮患者和某些职工。

即使沉默的患者及家属在法庭上打赢医疗官司，但没有针对体系的审判，法庭只审判一个个具体的人，于是，责任转嫁便成为维护体系完整性的最常用手段。每一个接受审判的人，每一个被绳之以法的人，都只不过是整个体系运行崩溃的“替罪羊”。人们通常十分短见地选择了“冤有头、债有主”的最直接报复，他们不曾循着这一条条蛛丝马迹，去诊断系统的病灶，去与体制抗争。体系碾压个体（患者），而个体（医闹），只会碾压另一个个体，在这场纷争中，体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逃脱法庭的制裁，逃离所有人的法眼，依然是个人（医者或患者）代替了整个系统，承担了所有的“罪责”，体系又一次完美地演绎了“危机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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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塑造医院职工的忠诚，胡绍总是必须不断制造对外部世界（患者）的残害或内部职工的仇恨，因为只有这种残害和仇恨，才足以维持胡绍管理的权威和凝聚力。一旦这类关于残害和仇恨的谎言破灭，欺骗游戏就难以为继，黑社会就可能土崩瓦解。这是胡绍在武汉市普爱医院残害和制造仇恨的根本动力。在医院内部的某些科主任，并不愿识破胡绍散布的谎言。因为这些谎言不仅是他们的保护伞，更是他们参与分赃的前提。他们害怕面对各种真相，这样在分赃机制中，他们才能让掠夺得心安理得。他们相信权力和经济等暴力对人的控制，因为他们自身就是被这样的暴力控制着的。对患者的残害和煽动内部职工的仇恨可以隐藏得更为巧妙，只需要借刀杀人就可以了，甚至并非来自胡绍的直接授意，而是胡绍治下比胡绍更残暴的奴才们就可以了，或只需要让民众变得麻木不仁，似乎就实现了它的目标。如阿伦特所说的，它在制造一种“平庸的恶”。虽然，这种平庸的恶不像希特勒这类“极端的恶”那么容易辨识，但医院体制中的人完全没有思想，这种公文机器同样可能成为恶的化身。当这种“平庸之恶”成为普遍现象时，民众需要罕见的勇气和真正的思考，才能不被卷入这种不假思索的医院里的漫延。今天想起希特勒，或许也是想警示自己，要当心各种恶的化身，即便它已经衰老了，也并没有消亡。

尽管武汉市普爱医院在宣传中投入了巨大的资源，但实际的宣传效果却收效甚微，也就是说，胡绍并未能成功地把正统思想灌输给患者和职工，并以此将他们“社会化”为胡绍所要的那种“人”。宣传得到的只是患者和职工的表面顺从，这种顺从包括了“行动”的两个方面：按照胡绍的意志和命令，顺从地有所行动（让职工多收患者）或避免行动（让患者放弃合理医疗的权利）。宣传的目的主要不是影响人们的想法，因为想法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想法是否真的受到宣传影响，是无法有效测定的。宣传的主要目的是影响人们的公开行为，如果能够做到让患者和职工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不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不做什么，宣传就算收到了成效。但是，成效不等于成功。成功是指形成或改变人的想法，然后再有相应的行动。宣传的悖论是，它一开始就以行为而不是思想为影响的目标，那它注定只能是不成功的。它所改造成的患者或职工的“新人”，他们那种没有思想来源的行为只是一种动物性的条件反射。胡绍的宣传是以禁止医院中的自由对话为先决条件的，它必须严格控制医院中的自由言论和理性的平等讨论。它既然不可能改变这个先决条件，也就必然只能寻求宣传方法和技术的改良。但极权宣传体制本身有三种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是任何技术性的改良都无法克服的，也是它注定不能成功的原因。

第一个内在缺陷是为自己设置了不切实际的目标。要证明其领导的绝对英明、制度的绝对优越、政策的绝对正确等等，并以此为理由要求所有人的绝对服从。绝对的正确必然需要绝对的权力来支撑，而绝对的权力又必然带来绝对的腐败。第二个内在缺陷是自我评估机制失灵。人们知道在公开的场合下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如此集体行动的人越多，愿意或胆敢有不同行动的人就越少，这便是假面社会的特点，每一个生活于其中的人都不得不戴上同样的假面。不只是受宣传的群众，就连做宣传工作的干部也都是戴着假面。如何评估宣传的正确性？第三个内在缺陷是，胡绍逻辑的意识形态无法控制人对经验世界的感受。宣传必须与事实相符才能取信，“碰到了很多、很具体的事实不符，就再难相信”。 当然，由于宣传的力量， 人们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得不充分“自觉”而“积极”地配合，不得不在公开场合有正确的表现和正确的行为。所以，对维持胡绍的管理，这样的宣传也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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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绍领导的普爱医院医院为了应付检查，很多准备其实是造假，有的连“患者”都是医务人员扮装的。职代会更是奴才的天下，连造假都没有必要。医院的所谓中层干部在胡绍等面前常常失去了自己的基本人格，奴颜婢膝者有之，人身依附者有之。

胡绍通过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来推动所谓公立医院的改革，实际上是继续维护各种利益集团和权贵掮客的掠夺敛财格局，大多数医院职工或患者享受不到任何名义上抑或实质上的发展成果，普爱医院很难避免人为灾难，所谓的变革也将是一个虚无飘渺的中国梦！把医院反腐百斗争寄托在某个领导身上，是很荒谬，与民主法制背道而驰，不过是封建皇权思维的延续。普爱医院现在的腐白，是制度性的腐百，不是医务人员的道德问题，也不是患者及家属思想觉悟提高的表现（能够认识到腐摆现象），建立监督腐拜的制度才是根本，仅靠运动式的反覆或所谓患者媒体揭发式反覆爆料都是远远不够的。

武汉市普爱医院的用人也存在严重问题，平庸之人、昏聩之人在医院畅行无阻，靠金钱，跑关系，熬年头，凭资历而升官晋职的，却不想做事，其结果是使选人用人制度形同虚设，人才的选拔无从着手，久而久之，这些在胡绍纵容之下平庸作恶之人，“利己至上”属性对体制内的优秀人才和良好品质的排斥却是根本性的。平庸作恶之人或许并不会也不愿意对医院体制带来直接威胁，但是他们对医院体制的危害远比批判者甚至反抗者更严重。从现象上来看，当胡绍小集团能够将人才逆向淘汰，那么剩下的就必然是“唯唯诺诺”，甚至对胡绍“好评如潮”。但是，从心理学角度，禁止或消灭批评的“好评如潮”没有任何意义，也不能作为任何有价值的社会舆论样本予以分析讨论。在一个没有压力的情境下，人们无论表达批评和赞美都不会感受到任何威胁，那么他们无论是表达批评还是赞美都可以作为他们对于特异性对象的态度数据，可以进行有效的统计和分析。但是，如果人们感受到压力时（精神压力或经济压力），哪怕是微弱，而且不会有任何威胁和风险的从众压力，人们都可能会扭曲自己的真实态度，而迎合调查者或大众的权威或主流态度倾向。更别说受到实际的压迫和威胁利诱的平庸之人，他们所表达的态度已经失去真实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平庸之恶的人没有将专业知识用于社会及医院文明而是成为胡绍权力的帮凶。

在武汉市普爱医院赏罚倒错和逆淘汰的情况下，也就是，在作坏人总能如愿以偿，并被半公开的“潜规则”认可为“正当”、“正常”，而作好人却往往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时期，广大患者仍然指望医务人员都能抵御诱惑而继续作好人是不切实际的“幼稚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绍等领导更要为医院长期以来日甚一日的腐摆或滥用职权状况承担主要责任。不论是医院采购、招标、人事安排、基建、设备、高值耗材等方面的腐百以及对患者权益的胡作非为，都是如此。

为什么武汉市普爱医院的变革总是走了样？因为反人类良知和常识与胡绍权力来源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也就是说只有违背良知和常识才能稳固权力），加之胡绍等人已经获得的利益如果超越了民众放弃清算的容忍度，那么就会遭遇特权阶层（泛指既得利益者）的集体抵御，变革怎么会不走样，甚至更恶劣呢？从历年反覆中频繁揭露的“一揪揪一串”的“串案”和“一端端一窝”的“窝案”来看，由于自身不干净的特权人数众多，不免人心惶惶，他们或是无心工作，或是消极怠工，或是结成互相包庇的抗反覆同盟，或是弄出“选择性反覆”、“政斗性反覆”之类说辞攻讦反覆，而不少基层群众，也往往鉴于自己身边的腐摆分子一直还未被查办而或是相信了这样的攻讦，或是对反覆败的诚意和决心产生了怀疑。这就是说，医院的变革不仅尚未全面见效不说，还生出了一些不好的结果。如果医院缺乏公平正义，权力缺乏监督，武汉市普爱医院的任何变革都只会是自欺欺人，甚至更严重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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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武汉市普爱医院不分青红皂白的赞扬歌颂，看似正能量，实则高级黑。对于一些意见，很多时候是可以纠正一些偏颇的急进的做法的，实际上是起到了正向的作用的。物理学上的例子就更明显了，比如一辆车抛锚了需要大家推，向前用力的是正能量，向后拉的是负能量，这个似乎没有疑义。但是，有没有人看着很用力，但是实际上只是做做样子呢？看着像正能量，其实他占了一个推车的位置又不管用，实际上不是正能量。更重要的是，车向前推还需要摩擦力（也就是负能量），没有摩擦力，车子能前进吗？

然而胡绍的做法是，对于所谓负能量的人，将会被贬低为一个无能的人，或者限制他们的发展，或者用权力加以打压。谁要是对医院的坏事提批评意见，那就一定是在唱衰、抹黑、造谣、污蔑，一定有不可告人的动机。谁要是同意批评的意见，也同样会被看成是心术不正、心理阴暗，看不到光明的一面。所以，大多数医院职工就会自动转而维护一些被批评的坏事，并对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理解和反常识的过度乐观。对现实生活中的苦难（无论患者还是自身的）、不义和虚假装聋作哑，甚至能让一个人自以为见识超凡，与众不同，因此对别人改变生活世界的要求和努力嗤之以鼻，认为那不过是庸人自扰。当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可能改变普爱医院现状时，他们就要千方百计为处境辩护，使其合理化；即使什么时候可能通过努力可以改变处境时，他们已经习得性无助，不相信努力了。医务人员（尤其是护士和新来的职工）将认同不合理的压迫，他们甚至会倾向于认为那些一直不认同的其他人是“咎由自取”。特别地，当这种“合理化”后的认同与其他的既得利益（胡绍所给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之，就会形成所谓的“胡绍管理合法性神话”。他们不仅会为自己认同不合理的压迫合理化，而且还会为不合理的压迫本身辩护，认为就应当这样，既不需要对患者负责，也不需要对自己负责。也就是说，他们从受压迫者转变为压迫的维护者。尽管非契约社会都会出现类似的现象，但武汉市普爱医院尤为典型。照这样，你若是每日三省吾身或洁身自好的主，自己的收入少倒是其次的，若影响到科室同事的收入，你不仅要看上司的脸色，还可能要面对同事们的冷嘲热讽。医护人员在一起所切磋的不是医技和医德，而是创收的技巧和体会。而行政后勤人员在一起有时候切磋的不是如何为临床和患者服务，而是如何学习厚黑，谄媚，耍滑的技巧。不知道普爱医院和武汉市急救中心是否存在利益关联或者说是垄断，患者可以送到普爱医院来，但是想送走到其他医院救治却不是那么容易，难道普爱医院赚钱一定要赚到患者死亡为止吗？普爱医院为了维护所谓的医院利益，不断推行愚民政策，想方设法让医院职工处于亢奋状态而失去自己的思想，做出某种利益正确实则放弃承担良心的义务，更掩盖了医院一些小团体的利益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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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医院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的环境里，在一个医患双方无法有效组织共同表达、共同争取利益的情况下，弱者既包括我们日常所说的经济上的贫困者（如患者），还包括社会的边缘化群体（如某些医务人员）。面对失范的公权力，每一个个体都是弱者，患者要求合理医疗，医者要求拒绝暴力。但医院里缺乏公平正义，大家心中都充满了恐惧。这些恐惧要么使人成为潜在的破坏者，要么成为医院管理者的替罪羊。尤其是弱者与弱者之间的互害，将会把整个医院拖入灾难的深渊。在武汉市普爱医院面对各种各样的“荒唐事”，也许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很无辜”，特别是一旦卷入因职务或角色而导致的冲突，大家经常会很无奈地想起这样一句话：“请理解，我只能对胡绍负责！”言外之意，我虽然无意冒犯于您，例如伤害患者或其他医务人员，但我吃的“这碗饭”要求我必须这样，我也只好如此。鉴于武汉市普爱医院这种“奴才”习惯已经足以扰乱人们的心境，加上胡绍等领导为了对上“邀功”而进一步强化医院的官僚主义风气，身处其中的人们就更没有好日子过了。医院的各个行政管理部门已经为医务人员布下了权力的“天罗地网”，让大家无处可逃，医务人员既是受压迫的对象，也是冷血地、有效地、系统地残害他人的帮凶。普爱医院里有些人惧怕胡绍的权力选择消极逃避或沉默，有些人彻底的转身，去拥抱胡绍权力的裙角，同流合污，剩下极少数人默默地坚守，默默地付出，坚守理想。这些人依然不会获得多少鲜花与掌声，但也唯有他们的坚守，还在守望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