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父親告別

ryang

接到媽媽的電話時，我正在婦產科專治不孕症的診所裡，穿著白紙袍、裸著大腿赤著腳，靜靜地等著醫生進來。

手機響時，我看到紐約家裡的號碼，心裡有了不安的預兆。媽媽很少在加州時間的早晨打來，她總是擔心我在開車，害怕電話聲會影響我原本就蹩腳的駕駛技術。

「喂，媽，怎麼了？」我盡量放鬆口氣。

「妹妹，妳在開車嗎？在看醫生啊，喔，醫生還沒來，講話方便是嗎？」媽媽熟悉的口氣帶著嗚咽聲，聽得出來她在強忍著哭泣。

「妳爸爸不大好，雙腿不能動了，今天照了斷層掃描，醫師說腦瘤擴大了，壓住脊椎神經。治療的風險大，就算穩定後，也得送往療養院。若不治療，就這麼幾天了。」最後幾個字時，她已是泣不成聲了。

「他的神志還清醒嗎？醫生有沒有說治療方式是化療或輻射？副作用如何？現在是送急診室還是直接住院？」我職業病反射性地問道。

媽媽支支吾吾地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我告訴她，醫生來了，我十分鐘後回電。

原本談妥的試管嬰兒計畫，下個月再說，我直截了當地說。醫生會心地點點頭，要我多保重。我們兩人是多年前住院醫師時期的同事，如今在人生的交叉處，他目睹著我與上一代生離死別、與下一代遲遲無緣的痛楚。

這一切發生在早晨八點四十分。起床時，我以為這只是個尋常的星期二。

我回電給媽媽，告訴她我請假立刻飛回紐約。她客氣地說，不用麻煩，診所的工作那麼忙。我不耐煩地要爸爸聽電話。他接過電話，遲緩但清晰地說，妳能回來，那當然是好的。他這般直爽，倒替我省事，免得多費心思。

大夜班剛結束的外子，接到我的電話時趕緊回家與我會面。沒吃早餐的我，頭腦一團亂，打電話給醫院請假、找同事值班、訂機票，忙得一塌糊塗。外子進來家門，撞見如此不堪的我，便做了簡便的早餐，一邊強迫著面無表情的我吞食，一邊在電腦上幫我訂機票劃位子。

我若有所思問道︰「若這是最後一次了，我該和爸爸說什麼？醫學院沒教過這門學問。」

「妳通常都和妳爸爸說什麼？」

「他很拘謹，是個中國傳統大男人，我們很少談知心話。」我想到小時候，他會叱責我坐沒坐相；考試不好時，會甩我巴掌，火辣辣地在面頰燒燙著；他喝醉酒後，嗓門很大，我和哥哥都很怕他。

「妳可以問他一些你們從未談過的話題，譬如說，他和妳母親相識的過程。或是，他有什麼忠言，可以給予他未來的孫子孫女。還有，妳應該感謝他為妳所付出的關懷和犧牲。」外子歪著頭建議著。

我皺了皺眉頭，中國人是不說這種露骨的話的。我們和美國人表達愛的方式不同，藍眼睛的外子不會瞭解這種外表冷漠尷尬、內心炙熱的親情。

飛機上的五個小時，許多積藏在腦海裡久久沒被翻動的回憶，像雨後春筍，挖掘後開始一一現形。

我看到了梳著辮子年幼的我，等著爸爸下班。他知道我愛看書，總會帶本故事書或兒童樂園刊物回家。周末，他和媽媽老愛帶我和哥哥去台北榮星花園騎三輪車，好幾次車子翻滾，大夥兒摔個四腳朝天，哈哈大笑。

我看到了十來歲的我，與媽媽、哥哥遠赴紐約留學，爸爸則獨自留在台灣辛苦工作。他做了這般艱絕的抉擇，和家人過了十多年聚少離多的日子，只為了兒女有更美好的前程。

我看到了青春期的我，因為長久與爸爸分離，相見時無話好說。他裝得滿滿的行李，裡面是台北街頭搜括到的衣裳，喜孜孜地想幫女兒裝扮。而這些花花綠綠的衣服，在我眼裡卻土氣得不敢穿到學校去。

我看到了我醫學院畢業後，任性地遠離家人，飛到美國的另一端。在婚禮時，爸爸把我的手交給那個棕髮的陌生男人後，向來賓鞠躬時，哭得身子微微顫抖。那時，他的脊椎骨已經痛得站不直，他還是執意和我跳完〈田納西圓舞曲〉。我們當時不知道他的癌症已經很嚴重了。

我看到了……。

飛機抵達後，十萬火急地驅車到醫院，心情忐忑地步入病房。病床上的爸爸，疲倦地蜷縮在被單裡，頭髮掉光了，眼神倒是明亮的。他看見我時，對我微笑著。

我轉過身，沒有讓在眼眶打轉的淚水流下。回過頭，我熟練地和他商量著腦癌的療程、醫院的費用、療養院的安排。

這樣一對拘謹理性的父女，是不用刻意感傷道別的。

三十多年的恩情緣分，早就刻印在心版上，一切盡在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