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見與分歧

鈞蝦逵人

異見與分歧

伊斯蘭信仰教導我們，在做出任何涉及他人或公共事務的決定之前，我們務必要與他人進行商討，如古蘭經所言：

“他們的事務，是由協商而決定的。”【42:38】

既然有協商，那我們就要直面任何可能出現的意見分歧甚至爭端。然而，真主也告誡我們，穆斯林“應當以最優美的態度與人辯論”【16:125】，我們與人辯論時務必要做到有理有據，也要做到合情合理，不論引用何種論據，我們務必要保證它們不會與古蘭經與聖訓產生任何抵觸。

伊斯蘭教導我們，夫妻之間也需要不斷協商。我們認為，夫妻協商議事的意義尤為重大，和睦的家庭，是和諧社會的基礎。同時，父母親也要不斷鼓勵並訓練子女學會抒發己見，讓他們學會明辨是非。須知，抒發己見不僅是一項權利，也是一項道德義務。在這樣一個崇尚自由的時代，我們每個人之間自然會產生諸多分歧，我們要做的，就是以最合理的方式去求同存異，而非無視或抑制分歧的存在。

縱觀伊斯蘭的歷史，穆斯林內部曾經產生各類分歧，縱然是在人人嚮往的穆聖（願主福安之）時期，穆斯林群體也在分歧中不斷前進。每當人們在穆聖（願主福安之）面前產生分歧，穆聖（願主福安之）在作出決斷之前也會聆聽不同的意見。

穆聖（願主福安之）歸真後，穆斯林群體即刻集體協商討論了後繼者的問題，這一問題也引發了大規模分歧，從個人分歧，到群體性分歧，新生的穆斯林群體似乎在那一刻危在旦夕。不論是遷士還是輔士，每個人似乎都堅信新領袖應當來自他們的群體。這也是“政治派別”在伊斯蘭歷史上的首次出現。就一個集體而言，不同派別的存在，其實也可以更好地集思廣益。

早期哈里發們曾經面對不同程度的反對，有些來自於個人，有些來自某個群體，其反對方式也不盡相同，有些是通過和平方式，有些，則充滿暴力。

當伊斯蘭史上第一任正統哈里發艾布•拜克爾決定武力打擊那些拒絕繳納天課的部落時，他遭遇了大量反對，其中就包括第二任哈里發歐麥爾。哈里發艾布•拜克爾堅信，拒絕繳納天課就是拒絕接受伊斯蘭信仰，就是在挑戰伊斯蘭新生政權的權威。

艾布•拜克爾歸真後，歐麥爾就任哈里發。歐麥爾在處理日常事物時，也會面對不同聖門弟子們的反對，人們總是會表達不同的意見，對此，哈里發歐麥爾就充分利用“協商制度”（shura），竭盡全力以集體的力量去求同存異。當歐麥爾決定向新加入伊斯蘭的信徒徵收土地稅（哈拉吉，kharaj）時，聖門弟子們也表示強烈反反對，反對者認為，除天課外，領導者不應再徵收其他雜稅。歐麥爾不得不在十位仲裁者面前進行論述，力圖說服他們同意這一決定。

第三任哈里發奧斯曼也曾遭到不少傑出聖門弟子們的反對。他指出，穆斯林群體應當收集一本經過考證的完整古蘭經，然後銷毀其餘不能被證實其權威性、原始性的版本，從而做到保護古蘭經不受篡改，也避免書寫或誦讀錯誤的出現。對此，著名聖門弟子伊本•馬斯伍德就提出了異議。

作為奧斯曼的繼任者，第四任哈里發、穆聖（願主福安之）的堂弟阿裡也曾面對來自不同層面的反對。當他和穆阿維葉因哈里發人選問題產生分歧甚至爆發軍事衝突時，穆阿維葉命令士兵把古蘭經挑在槍尖上，要求阿裡接受安拉的裁決。阿裡無奈地接受了這一要求，而裁決結果是“雙方均放棄哈里發職位”。部分支持者要求他接受該裁決，而部分人則公開表示反對，最終導致了穆斯林群體的分裂，後者，就是歷史上的哈瓦利吉派。

哈里發阿里在清真寺演講時，哈瓦利吉派打斷了他，聲稱“除了真主，再無裁決者”。哈里發阿里承認他們所言不假，但他也指出這些人目的不純，他同時表示自己不會打壓這些人，不論他們如何反對自己，他都不會禁止他們參加清真寺集體活動，他們可以自由參與公共事物，他們依舊可以領取公共津貼，他們的財產不會受到任何侵害……這是伊斯蘭史上對於敵對者人權的最早闡述，可令人心痛的是，就是從這群人中，走出了一個尤為極端的叛亂分子，他在哈里發前往清真寺的途中殺害了他。

雖然古蘭經明確指出協商制是伊斯蘭公共事務的一大基本原則，然而，鑒於早期阿拉伯穆斯林依舊保留著很多部落習俗及傳統，這一制度的具體實施其實也充滿挑戰。因此，很多情況下，公共事務的決斷，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統治者的個人意願，以及民眾的積極配合。久而久之，隨著哈里發制度被君王制度所替代，早期的協商制就與民眾漸行漸遠，民眾表達不同的意見與觀點也變得愈發有風險。

簡而言之，民眾可以自由探討、可以自由表達異見的領域，只剩下信仰層面及教法方面。哈瓦利吉派的異見導致了數次暴力衝突，誠然，叛亂分子並沒有長存，可是，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似乎也變得無足輕重。直至十八世紀九十年代，隨著一批近代伊斯蘭學者及伊斯蘭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人們才逐漸尋回了逝去的權利與自由。

我們必須承認，異見與不同是構建多元社會不可或缺的元素。當我們可以自由且平等地表達異見與分歧時，多元、和諧的社會才會變得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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