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教派關係

鈞蝦逵人

“現代”教派關係

有人問我，你們穆斯林如何處理遜尼派與什葉派，以及蘇菲與瓦哈比之間的矛盾。我說，伊斯蘭奉行宗教自由，這項信仰原則，不僅適用於伊斯蘭與不同宗教之間，也適用於伊斯蘭內部各派。信仰是人內心的事物，是不能通過強迫或鬥爭改變的。人的信仰不會因外在的壓力而改變，除非這個人根本就沒有信仰。人類近代，一些專制主義政權，曾試圖通過政治手段來強行改變人的信仰，但是，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信仰者，即使肉體被消滅了，但信仰依舊保留在他的心裡。所以，一個人的信仰，只能交給人自決，而無法強迫。

對教派的信仰也是如此。教派鬥爭除了產生悲劇及削弱其宗教之外，沒有改變任何事物。歷史為我們提供的偉大經驗是，絕沒有一個教派可以通過教派鬥爭來消滅另一個教派。什葉派的歷史，就是造反和準備造反的歷史，是主流的“異端”，但並未在歷史上消失。相反，宗教壓迫，只會強化人的信仰。宗教鬥爭，只會激發人的反抗意識。這就如哲合忍耶的歷史。這是人與生俱有的意志所決定的。因此，安拉在古蘭啟示中就人的信仰問題訂立了這樣一項原則：宗教絕無強迫。

從伊斯蘭精神上來講，教派不應出現。就像人類社會中很多事物都不應該出現一樣。但教派又是客觀存在的，我們必須面對現實。在宗教內部，當一個教派產生時，所有人就面臨非此即彼的選擇。“什葉派”出現後，剩下的人就成了“遜尼派”。如果你拒絕，從中採取第三種立場，那就是第三種教派。所以，在此問題上，沒有中間道路可走。每個穆斯林都有一個身份，遜尼派、什葉派，蘇菲、瓦哈比，哈乃斐、沙斐爾，古行、新行……

這種現象說明，沒有任何穆斯林能壟斷對《古蘭經》及伊斯蘭歷史的解釋權。這種現象也說明，雖然出現了教派，但各派仍有對彼此信仰的認同。教派間的爭論，從另一種意義上講，是彼此仍將對方視為一個宗教團體（整體）。若彼此不再有認同，就將是真的決裂。如伊斯蘭各派與巴哈伊之間的關係。何況，歷史地看，伊斯蘭主要派別，都是由政治分歧產生。這與基督教各派在其信仰原則上產生的分歧，有本質區別。學派就更不相同了。

就人這種生命形式的複雜性而言，教派的產生是必然的。安拉造化了一個五彩繽紛的世界，有春夏秋冬四季，這種多樣性正是因為人的不同。安拉允許不信仰他的人存在，因為有人天生要走不同的道路。安拉也允許人從不同的道路走向他，因為他能海納百川。而這正是伊斯蘭的偉大之處，以及它作為人類終極信仰的本質。各派應求同存異，尋求彼此能夠認同的信仰，並保留自己不同的立場。對於彼此分歧的問題，以一個信仰者（穆斯林，信主的人）應有的素養，有理有據、溫文爾雅地敘述清楚自己的立場足矣。

艾什爾裡與穆阿台吉賴，歷史地解決了彼此關於真理問題的分歧。當時，雙方始終恪守的一個原則是，絕不把內部矛盾擴大為敵我矛盾。大伊瑪目艾布•哈尼法向其子哈瑪德講述這場論戰時說：“我們每一個人，就像是鳥兒落在他的頭上，唯恐這件事情，一不小心會傷到他的同伴。而你們今天的論戰，你們每個人都會傷到他的同伴，並在乜貼（動機）上就是要傷他的同伴，甚至要斷他的同伴是庫夫勒（無正信，伊瑪尼的反面）。當他要這件事情，他斷他的同伴庫夫勒了，那麼在他斷他的同伴庫夫勒之前，他自己已經是庫夫勒了。”

我們常犯的一項錯誤是，認為自己有權將自己所奉行的信仰強加給別人。這種行為，與政治權力的持有者壓迫不同信仰者強行使其改變信仰在性質上是一樣的。“一台”讓“三台”必須“一台”，“三台”讓“一台”必須“三台”。這是信仰上的專制主義，是對旁枝末節的上綱上線。將博大精深的伊斯蘭，詮釋為一個抬手問題。在伊斯蘭法學史上對這一問題的蓋棺定論，不再被尊重。伊斯蘭的寬容精神也喪失了。也不再有穆斯林兄弟情誼。

再有，就是對問題不能就事論事。個別人的激進言行，總被從這個人的身份來解讀，然後上升為教派意識形態問題或學派路線問題。這種邏輯思維，就像一國政府，對個別人的行為，從這個人的宗教身份解讀，然後上升為宗教問題，搞宗教壓迫，其性質是一樣的。這與當今“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思維也一樣。

當人們說，你們穆斯林如何處理遜尼派與什葉派，以及蘇菲與瓦哈比之間的矛盾時，說明伊斯蘭被視為是當今世界的一個問題。認為伊斯蘭不止對世界是這樣，其自身也混亂不堪。這種伊斯蘭處境，與其要拯救眾生的崇高目標相去甚遠。

穆斯林應認識到，他們正處在一場由“現代”引發的歷史危機中。這不只是伊斯蘭的危機，而是所有宗教的危機。它源於西方資本主義和工業化的發展，而後從經濟領域向社會領域擴張，並由西方擴展至全球，成為一種全球性的歷史現象，史無前例。這個時代，由宗教以神聖方式所建立的秩序世界分崩離析。我們看到，伊斯蘭史上組織結構最嚴密的蘇菲教團如今也失去活力。如馬克斯•韋伯所言，這個時代的命運，是一切終極而崇高的價值從公眾生活中隱退了。

黑格爾將之稱為“現代”（moderneZait），即“新的時代”，它“賦予整個過去以一種世界史的肌質”，“人的精神已經跟他舊日的生活與觀念世界決裂，正使舊日的一切葬入於過去而進行他的自我改造”。據這種德國日爾曼世界歷史哲學觀念，這是歷史的“最後階段”。黑格爾直到晚年依舊相信，“突然升起的太陽”會照亮它。但是，在此之前，就必然是黎明前的黑暗和混亂。

現代世界，就是宗教的反面。它不斷解構與革新，與一切歷史和傳統決裂。若我們對此尚缺乏認識，那麼，最直觀的說明就是，當前我們正經歷著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它的世俗性。國際主義和現代民族主義，普世主義和階級政治，都體現著一種反傳統宗教的世俗性，並感染了社會和文化生活的各個領域。一個處在威權現代化過程中且是西方文明另類形式的國家所展現的世俗性，往往更強烈。面對這場危機，不但各教派要凝聚在一起，建立一種新形勢下的教派關係，在關鍵時刻，不同宗教的信仰者也要團結一致。這不是別的，只是生存的前提。

安拉說：“你們的這個民族，確是一個統一的民族，我是你們的主，故你們應當崇拜我。他們分成了若干教派，各派都要歸於我。誰通道而且行善，誰的功績絕不遭否認，我卻是記錄他的善功的。我所毀滅的市鎮，想反復人世，那是不可能的。直到雅朱者與馬朱者被開釋，而從各高地蹓向四方。真實的應許將近了……”（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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