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人心壞了，是社會"亂"了！

阿拉布拉

摘
對我們當下這種生存狀態，已故德國社會學家貝克十分睿智地概括為“風險社會”。這裡的風險，從純粹技術性的角度說，是一種冤無頭、債無主、啞巴吃黃連、打碎牙齒和血吞的結果。
中科院的一位元老友發來一張圖片，並附言：“北京公交安保全面升級，每車配備保安，所有人與所有人的戰爭為時不遠。”這顯然是日前發生的寧夏縱火案的後續全國性影響。
雖然很多具體事例都提示我們，可憐之人往往有可恨之處；理性和良知也告訴我們，以暴制暴、傷及無辜是何等殘忍與不可饒恕。然而此類情狀的頻頻發生，多少也反映了社會層面的一些深層問題。

▍風險社會的邏輯
對於我們當下的這種生存狀態，已故德國社會學家貝克十分睿智地將其概括為“風險社會”。這裡的風險，從純粹技術性的角度說，是一種冤無頭、債無主、啞巴吃黃連、打碎牙齒和血吞的結果。
簡言之，在前風險社會，或者叫工業社會、階級社會中，社會衝突的解決方式是簡單的，基本就是遵循財富生產和分配的邏輯，訴諸於階級鬥爭、階級結構調整和財富再分配。有產無產，高下立判，清晰可見。工人失業了，就可以開展罷工、衝擊工廠、打砸機器、揪鬥老闆，因為他確信自己目睹了整個過程並找到了導致悲慘狀況的“元兇”。
風險社會的邏輯就不同了。經濟和交往的全球化、政府對社會數目字管理的精細化是系統性的，社會矛盾是多維、隱性的。不再能清晰地區分出兩大陣營、兩大階級，一事當先，也很難快速鎖定罪魁禍首。一個人失業了、失意了，卻很可能完全無法對自己的老闆產生恨意，因為他平時對自己很關照，態度也很和藹，但自己就是莫名其妙被大時代的洪流偶然沖出了軌道。
他無法找到一個具象的復仇物件，於是接下來就有兩條路。一種是轉向社會，轉向與自己毫無瓜葛的陌生人群，以一種破罐子破摔的姿態對整個社會隨機地實施自我毀滅性報復。
另一種則是轉向這個社會的“管理者”，如果正巧這個“管理者”無所不能、大包大攬、對社會成員的生產生活極具干預的能力和意願，那麼也就自然地承擔了無限責任。如果這個“管理者”仍不清晰，那就繼續層層卸載到具體承擔社會公共管理與提供社會公共服務的某個或某些工作人員的頭上。就這樣，一場“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叢林戰爭”不期而遇、悄然而至。
在制度建構還不完善甚至缺損嚴重的背景下，遭遇風險社會的“風蝕”，其最嚴重的後果，就是把此前經年累月鑄就的社會資本、構造的信任基礎逐漸地蛀蝕一空。
當一個國家的“首善之區”需要“武裝到牙齒”，以給每個公車配備保安這種方式來捍衛其共同體成員的生存權時，可以料想，整個社會的軸承系統必已出現了嚴重老化，摩擦係數越來越大，運轉成本越來越高，以至於到了必須逆轉技術進步和管理制度變革的成果，不惜重新退回雇工模式，以此替代“自動售票”、“無人售票”，只為求得一個心安。
類似的“倒退”也發生在七八年前。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其顯性的損失是一家企業的倒閉、一個行業的全行業虧損，隱性的社會成本則是迫使人們逆市場分工而動、退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儘管這種退步是局部性的，其社會心理效應卻不能小覷。君不見，自那之後，各類或真或假、亦幻亦真的“有機農業”大行其道；城裡人上趕著去農村的親戚討要農副產品；更不乏大費周章跑去郊區租一小塊口糧田的主兒，每週精心伺弄，只為吃上一點放心的食物。
市場起自分工，分工帶來了勞動力的解放，也促進了生產效率的提高。但是，在巨大的威脅面前，人們逆這股現代潮流而動，不再相信市場和分工的力量，慌不擇路，手足無措，成了驚弓之鳥，寧可承受各種不便，也要“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造成這樣尷尬的後果，責任並不在於市場本身，而在於制度建設的瘸腿與社會信任的羸弱。

▍社會信任的邏輯
關於信任，有人說它產生於理性。父母為什麼信任子女，按照貝克爾的家庭經濟學模式，子女是父母自身效用函數的一個內生變數，父母對子女進行投資的目的是在於從中獲得自身滿足程度的提高。因而父母是債權人，子女是債務人，他們之間這種緊密的債權債務關係把他們捆綁在一起，密不可分，互不背叛。這是極端理性主義的解釋。

實際上，信任遠非理性主義所能涵括。信任有一種簡化功能。它是知識和無知、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半搭子組合。
現代社會是一個充滿複雜性的系統，在既有認知水準下，世界變得越來越複雜，遠超出人的有限理性的把握程度。人的知識系統始終處於理論上臻于完善，而實際上永無止境的積累和演化過程之中。無論科學技術怎樣進步，人們想在對世界的完全確定性狀態下採取行動，都永遠是一種奢望。因而，人們把信任寄託於專家系統。從另一個角度說，則是反求諸己——通過簡化認知模式的徹底性來消解現實世界的複雜性。說白了，就是“難得糊塗”、“不要較真”。惟其如此，才能做出迅捷的反應和決策。
比如說，我們走進一部電梯，在理論上它的確存在著墜落的可能性；我們坐上飛機，聽著乘務員講解逃生技巧，在理論上它也存在著失事的可能性；甚至於我們晚上閉上雙眼進入夢鄉，也存在眼睛一閉就再也睜不開了的可能性。可為什麼我們仍然能夠心安理得地搭電梯、乘飛機、睡大覺呢？
這說明，有一種信任機制的存在，它源於對過去發生的歷史事實的歸納和總結，以過去推測未來，以熟悉推論不熟悉，以大概率推演全過程。儘管這樣做並沒有足夠的依據，甚至是一種誇大和冒險，但是它有助於化解人們主觀上的疑慮、顧忌和恐慌，使人們擺脫杞人憂天的庸人自擾狀態，有勇氣地、積極樂觀地行動起來。從這個角度看，信任更多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是很脆弱的。
把信任擴展到經濟領域，就是信用。消費者去餐館可以先吃飯後付錢，可以賒帳；上下游企業之間在供貨機制上有一系列靈活的交割方式；銀行、證券、保險，各種金融創新都離不開信用的支撐和發展。有什麼樣的社會信任程度、社會信用水準，就對應著什麼樣的交易成本和效率損失，就孕育了什麼樣的社會交往關係。
如果一個社會的信任成本極其高昂，社會犯罪、官員貪腐、個人自殺、家庭破裂頻發，大量資源被投放在維持社會穩定、化解社會衝突的防範性行為上，甚至這類保守性、防禦性的資源配置，竟成了社會發展的重要議程和中心工作，這個社會實際上就在面臨著“不進則退”的巨大風險。
信任缺失不僅會導致經濟秩序的混亂，也會帶來政治博弈的瘋狂。歷史上的叛亂與鎮壓，歸根結底是執政者與民眾之間極度的不信任，雙方都無法獲取足夠的資訊、形成足夠大的交集和共同知識，來清晰地預見對方下一步的行動，只能零和博弈、魚死網破。

在我們的傳統文化脈絡中，信任、信用首先建立在個人、家族的基礎之上，並由之推廣到熟人之間。在這種原始信任狀態之下的無條件利他行為，進一步增強了親族和血緣體系的內在凝聚力，促進具有共同基因的同胞的繁衍和發展。在這種社會中，經濟組織的形式多以家族企業、家庭經營為主，而對非家庭的其他社會成員採取普遍不信任和排斥的態度。這便形成了一種以特殊關係（血緣、親緣、地緣等）而非普遍關係作為信任載體，以約定俗成的前現代道德傳統作為信任保障的特殊信任結構。
在當下，上述傳統正在被社會轉型的疾風暴雨所打破。每一個社會階層，都被裹挾進時代變革的浪潮之中，接受新制度環境的洗禮。一方面，一種適應市場經濟的、建基於契約意識與法治精神之上的制度信任尚未形成——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爾虞我詐自不待言；另一方面，建基於傳統熟人社會的特殊信任、人格信任也逐漸解體——熟人之間亦不能赤誠相見，“殺熟”竟也見怪不怪。這是中國快速轉型過程中信任狀況的真實寫照。
鄭也夫先生曾言，一個社會的信任基礎一旦被破壞，要修復起來恐怕要以“代”來計量。在這樣的生存境遇中，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就不免成為常態。每個人就只能“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以最低的人性來揣度他人、防範他人。每一次公車門關上的片刻，每一個苦雨淒風的夜路上，恐懼惶惑、魂驚目斷的情緒都會無限蔓延、逆流成河。經濟快速發展的成果，不斷轉化為人們求生命安全、求精神慰藉的防禦性投資，最終被風險社會中的信任缺失病症徹底吞噬。
在這樣有如盲人摸象的環境中，呵護那揣於胸中的一顆善心，著實不易。於是，對大多數人而言的一個合理應對便是，與其在無數次被騙中讓那善良的心漸漸失望而至哀莫大於心死，何妨一開始就把這個世界看得稍壞一些？
又想到了信樂團的那首歌——“如果還有明天”，以及，梁漱溟先生的那句天問：“這個世界會好嗎？”
本文原標題：風險社會的社會信任問題



作者：曹東勃騰訊•大家專欄作者，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