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哈德」概念的泛暴力化

李洪元

「吉哈德」概念的泛暴力化

「吉哈德」的阿語本意為「奮鬥、努力」等，細分為：心（自我反省）、口（宣傳正教）、筆（勸善戒惡）、劍（為主道而戰）等四類。最後一類為訴諸武力的「聖戰」，即小「吉哈德」，第一類為大「吉哈德」。但在現實中,「吉哈德」概念的泛暴力化已成為宗教極端主義話語牢籠的重要現象之一,且大體歷經如下幾個衍化階段:首先，自第一任哈里發阿布·伯克爾至8世紀前半葉阿拉伯帝國疆域基本形成，「吉哈德」概念解讀凸現兩大特點：一是概念體系進一步被規範與充實。伊斯蘭教義學家以經訓為指導充實「聖戰」思想，對戰爭中的對敵策略、作戰武器、對婦女兒童等非戰爭人員的態度、戰利品分配等都做了具體規定，使得訴諸武力的「吉哈德」成為穆斯林對外征服的軍事綱領而被納入法律範疇予以規範，甚至因其具有不容爭議的權威性而成為伊斯蘭基本信條之一。二是行為主體由個人躍升為國家。儘管「吉哈德」屬於穆斯林個體的宗教義務之一，但它愈益成為穆斯林社團的集體行為，或國家對外征服的群體行為，這是從宗教角度對當時現實所做的一種「認定」，即世界上只有一個大一統的伊斯蘭帝國，所有臣民都必須聽從國家元首哈里發的召喚，在哈里發的統率下對不信「正教」的「異教徒」進行聖戰，直到在大地上普遍建起「真主的統治」。其次，在倭馬亞王朝後期至阿巴斯王朝時期，隨著穆斯林對外征服的停止和伊斯蘭帝國疆域的逐漸固定，「吉哈德」解讀中很多直接要求戰爭的含義被弱化，特別是蘇菲派的出現進一步強調了大「吉哈德」觀念，軍事含義被弱化。但「吉哈德」思想中某些觀念仍在廣大穆斯林中具有廣泛影響，這也被後來某些伊斯蘭極端分子所利用，成為其鼓動、唆使其他穆斯林為之賣命的「吉哈德」口號，如將世界分為「伊斯蘭地區」和「戰爭地區」，穆斯林有為信仰而奮鬥的義務，其中包括「以伊斯蘭名義」向敵視伊斯蘭教的地區進行擴張的義務等。再次，自10世紀下半葉起，防禦型的「吉哈德」思想已逐步形成，尤其是伊本·泰米葉的「吉哈德」思想影響甚廣，且被伊本·凱伊姆和伊本·卡希爾所承襲,均強調以「聖戰」來捍衛伊斯蘭信仰。可見,中世紀進一步發展了「吉哈德」思想體系，還使武力「吉哈德」表現出三大功能：動員穆斯林積極參加反對異教徒的戰爭；借「聖戰」之名增強封建君王的合法性；為處於敵對狀態下的伊斯蘭國家提供對外關係的基本準則。這些對宗教極端主義話語牢籠的形成影響深刻。

近代以來，伊本·瓦哈比、哈桑·班納、賽義德·庫特布及毛杜迪等程度不同地豐富了「吉哈德」思想體系：首先，伊本·瓦哈比認為，蘇菲派的「人神合一論和對早期穆斯林聖徒的崇拜」損害了「一神」觀的純潔性，是伊斯蘭世界衰落的主要原因。他譴責奧斯曼帝國統治者「腐化墮落」、助長了「異端邪說」，並對伊斯蘭國家進行欺掠，完全背離了伊斯蘭教。因此，他一方面號召穆斯林像伊斯蘭教初期那樣嚴守「認主獨一」，堅持以《古蘭經》和「聖訓」為伊斯蘭的根本大法，提出「恢復正教，回到《古蘭經》去」的思想；另一方面，他不承認土耳其素丹為伊斯蘭教領袖的地位，不承認土耳其政權，主張用「聖戰」來爭取阿拉伯半島統一和民族獨立，並最終成功將其「聖戰」思想與沙特家族結成宗教、軍事聯盟，在阿拉伯半島確立了獨尊正統地位。此外，其他學者從「定性叛教」範圍的不斷擴大化和發動武力「吉哈德」條件的不斷簡單化方面予以進一步論述，如賽義德·庫特布將實行政教分離的埃及納賽爾政府稱之為「賈希利亞」，意即埃及社會仍處在伊斯蘭教前信奉偽神、愚昧無知的狀態；而後又將「蒙昧社會」的概念擴至「全世界」，斷言世界上只有兩類政府、國家和社會，不是伊斯蘭的，就是蒙昧的，兩者間矛盾不可調和。毛杜迪在界定伊斯蘭國家時，把那些無視真主主權、先知權威、拒絕以宗教法為國家根本大法的伊斯蘭國家一律定性為「非法政權」，將「伊斯蘭教制度視為人類唯一理想的制度，其他一切制度都是『邪惡和專制的』」。哈桑·班納力主自下而上的伊斯蘭化（通過宣教和教育的方式，首先改變個人、家庭，然後社會，最後水到渠成地改變國家），但毛杜迪主張自上而下（即以暴力政治革命為首）的策略，與哈桑·班納恰好相反,他直接宣揚武力「吉哈德」，將它與伊斯蘭信仰緊密相連，認為武力「吉哈德」是實現伊斯蘭教在全世界處於領導地位的必要手段，並強調現代穆斯林對武力「吉哈德」的需求和義務，其「對於穆斯林的重要性，就和每天的禮拜或把齋一樣，逃避它的就是罪人」。因為，武力「『吉哈德』的目標是消滅一切非伊斯蘭教的統治，建立伊斯蘭教的政治」。賽義德·庫特布在武力「吉哈德」問題上走得更遠,認為將聖戰式「吉哈德」局限為「帶有自衛意義的防禦性行為」是狡猾的西方的「東方學家」的陰謀，在理論上限制了聖戰式「吉哈德」的發展,故他將聖戰式「吉哈德」概念延伸為「解放人類即擺脫人奴役人，確認安拉對全世界的唯一統治權，從而實現在人類世界建立伊斯蘭國家的目標」。可見，近現代以來「吉哈德」概念解讀的泛暴力化傾向日漸顯現。

造成當代「吉哈德」概念泛暴力化的原因，除4次中東戰爭的失敗，尤其是耶路撒冷聖城丟失使得武力「聖戰」奪回聖城成為伊斯蘭世界的「核心利益」與穆斯林的「重大使命」、泛伊斯蘭運動與泛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的相繼失敗以外，毛杜迪、庫特布等人的伊斯蘭極端思想更為「吉哈德」概念的泛暴力化提供了話語基礎。即：「他們提出的基本理論觀點包括：一是伊斯蘭教根本目標是創建一種以宗教教義為基礎的『伊斯蘭秩序』」；二是伊斯蘭教作為一種普世宗教,倡導『天下穆斯林皆兄弟』,號召全世界穆斯林聯合起來,共同實現自己的目標；三是以《古蘭經》和聖訓為基礎的「沙里亞法」為「安拉之法度」,一個名副其實的伊斯蘭國家必須以『沙里亞法』為基礎，實行伊斯蘭法治；四是只能在伊斯蘭文明基礎上實現國家體制和社會經濟的現代化。」可見，在當代國際衝突的背景下，「吉哈德」常被用作利益集團實現各自目的的工具，「吉哈德」概念泛暴力化傾向日益明顯即為宗教極端主義在當代發展的必然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