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戰」內外張力的緊張化

李洪元

「聖戰」內外張力的緊張化

據聖訓記載,先知穆罕默德就「哪一種善功最高貴」時作答：「為主道吉哈德」是「按時禮拜」與「孝敬父母」之外的第三選項；就「哪一種人最優越」時作答：「以自己的生命和財產為主道奮鬥的信士。」正是由於伊斯蘭教對「聖戰」賦予的崇高地位,使得其在伊斯蘭上千年發展進程中,「早已超出純宗教的意義和範疇,不僅是對外征服和擴張的代用語,還是反抗壓迫和邪惡的同名詞；既是文化傳統,也是伊斯蘭精神的體現。它融合、沉澱於穆斯林潛意識中,不時顯露出來」,內外張力緊張化即為其影響產物之一。

第一，「聖戰」與「遷徙」結合後向外擴張。據《聖訓》載,先知穆罕默德指出:光復麥加之後「再無遷徙了,但還有吉哈德和舉意。當要求你們出征時,你們應當出征。」早在伊斯蘭教上升期,一些穆斯林思想家就主張「伊斯蘭國家與非伊斯蘭國家不能永久共存」,「伊斯蘭教最終目的是將全世界都改變為伊斯蘭地區」等,影響了穆斯林處理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且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武力型「聖戰」與遷徙型「聖戰」的濫觴。「伊吉拉特」的阿語原意為「遷徙」,特指622年先知穆罕默德遷至麥地那之舉,其對穆斯林的重大意義在於：「標誌著政教合一伊斯蘭社會的建立；展示強大的宗教認同和團結；擺脫迫害桎梏」,故「穆斯林每年都要在伊歷新年舉行慶祝遷徙的活動」,且將622年定為伊曆元年,逐漸形成穆斯林特有的「遷徙理念」，影響至今。這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成功的遷徙實踐具有深遠的輻射效應，如10世紀什葉派遷徙非洲後在突尼西亞建立的法蒂瑪王朝（909～1171年）、伊本·沙特於1932年9月成功遷徙內志農業區後建立了沙烏地阿拉伯王國等，對不同時代的「遷徙」與「聖戰」極具示範效應。二是庫特布「聖戰遷徙」說影響巨大，其在《路標》中強調，擺脫「蒙昧狀態」的辦法就是採取行動建立真主的絕對主權和統治權。為此，穆斯林要「遷徙」以徹底擺脫「蒙昧狀態」，重建一個不受污染和完全遵行伊斯蘭方式的社會。這種「遷徙」並非地理上的遷徙，而是要穆斯林以行動向「蒙昧狀態」開戰，在清除現存的非伊斯蘭秩序的基礎上建立「伊斯蘭社會」。三是「伊吉拉特」組織的全球性發展。埃及穆斯林兄弟會極端分支——「遷徙社團」頭目之一的穆斯塔法於1971年創建了「伊吉拉特」,吸引近4000名追隨者宣誓效忠,並尊其為「馬赫迪」,由從事非暴力、非政治的宣教活動逐漸走上以暴力推翻埃及政權的極端主義道路,因殺害政府高官等行為,穆斯塔法為首的5個頭目被政府處決,更因涉嫌參與1981年10月的埃及總統薩達特遇刺事件而遭政府嚴打,轉入地下活動後不斷分化並向全球蔓延,甚至造成「每一個擁有阿拉伯或穆斯林移民人口的國家,都蟄伏著『伊吉拉特』成員」的隱患,形成3次大規模遷徙潮：20世紀80年代，自埃及向葉門、沙特等遷徙後轉赴阿富汗參加抗蘇「聖戰」；1989年，隨著阿富汗戰爭的結束，「伊吉拉特」成員重返西亞北非，頻繁發動恐怖襲擊以「凈化穆斯林同胞和伊斯蘭社會」，結果在埃及、阿爾及利亞、約旦、黎巴嫩、利比亞、摩洛哥、蘇丹、沙特和土耳其等國均遭政府鎮壓；1999年以後，「伊吉拉特」開始支持「基地」組織並聯手合作向西方「遷徙」以發動「聖戰」，並且採取了靈活策略滲入其中，「不僅不同異教徒社會決裂，新一代『伊吉拉特』成員反而向西方『異教徒社會』滲透。『九·一一』事件後，『伊吉拉特』在歐洲向恐怖組織提供後勤保障的網絡曝光，執法部門發現，『伊吉拉特』涉嫌走私武器、販毒、窩藏和轉移恐怖分子及參與恐怖行動等。」此外，「伊吉拉特」成員再次向阿富汗遷徙，並與「基地」正式結盟滲入中國及其周邊地區。目前，「伊吉拉特」、「東伊運」、「伊扎布特」已成為新疆維穩的三大主要威脅。

第二，「個體聖戰」論使「聖戰」向內退守。「個體聖戰」理論源於法拉葉的《被疏忽的職責》一書，強調「聖戰」是每個穆斯林個體應盡的職責，穆斯林應從國家手中奪取「聖戰」職責，通過合法的暴力手段挑戰國家和政權的合法性，以打破國家對「聖戰」職責的壟斷。因此，他將「聖戰」列為穆斯林「五功」之外的第六大功修，法拉葉的「聖戰」私有化理念影響甚廣，並推動了當代「獨狼」理論的產生。作為「獨狼」理論的集大成者,塞特馬里阿姆系統勾勒的「未來『聖戰』運動將是一個由遠離『基地』組織指揮層、打入敵人內部的個人或獨立活動的小團體組成『群龍無首的抵抗運動』（leaderless resistance）。這樣不僅能消耗敵人實力，還能實現抵抗運動的終極戰略目標——建立伊斯蘭國家。」為此，他主張「自我驅動式」的國際「聖戰」運動，號召自發的個體「聖戰」行動，但其成功的暴恐行動還應歸功於「基地」組織，以利於推進全球國際「聖戰」事業。一些激進的穆斯林學者發布「法特瓦」，宣稱「聖戰」是每個有能力的穆斯林義不容辭的責任，為「聖戰」私有化傾向推波助瀾，使得「『聖戰』沒有疆界，成了一個『露天市場』，不論是個人還是組織，都可以隨時、隨便出入。」在美歐發生的「聖戰私有化」現象，加大了反恐的難度，尤其對國際反恐合作造成重大衝擊,近年來相繼發生的國際空難也難脫「獨狼」式「聖戰」的陰影。

由此，在「聖戰」雙向論的影響下,宗教極端主義沿著兩個路向泛起全球:一是隸屬「基地」、「伊斯蘭國」等的有組織、成規模的「聖戰」,二是不屬於任何極端組織的個人化、小規模的「聖戰」,並在內外兩個方向間形成張力，使得20世紀80年代阿富汗一國的「聖戰」向90年代西亞北非的多國「聖戰」，再向「九·一一」事件後的全球派生性「聖戰」轉變，直至巴格達迪宣布建立「伊斯蘭國」。

總之，「道成經典」的伊斯蘭教，因不同的闡釋主體參與解經，話語權的爭奪便成為不同闡釋主體背後的利益集團相互博弈的核心所在。因此，正確解讀《古蘭經》和聖訓是關乎正確解讀伊斯蘭文明核心價值觀的大事。宗教極端主義話語牢籠的形成，助推了宗教極端主義的全球泛起，極端化與「去極端化」間的鬥爭,實為宗教話語權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