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中的道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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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中的道教文化

道教以自身悠久的歷史背景、文化底蘊、信仰儀軌等影響著我國民俗的形成和發展，從而民俗在歷史的發展中留有道教的影子，二者也保持了千絲萬縷的聯繫。我國古代許多文人的筆記小說都對民俗中的道教因素有過記載，比如：宋代吳自牧的《夢梁錄》、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清代潘榮升的《帝京歲時紀勝》、察敦崇的《燕京歲時記》等，其中都闡明了道教對民俗的影響。道教對民俗形成和發展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民間節日、民間神信仰、禁忌、祈求等方面。

民間節日 《燕京歲時記》中記載春節是這樣說的：「京師謂元旦為『大年初一』。每屆初一，於子初焚香接神，燃爆以致敬。」這其中的「焚香接神」就是受道教的影響。除春節外，中國的其他傳統節日如元宵、清明、端陽（端午）、中秋、重陽等也受道教之影響。

以端午節為例，其來源有紀念屈原說、紀念伍子胥說、紀念曹娥說、三代夏至節說、惡月惡日驅辟說等，最主要的還是以紀念屈原說為主。道教奉屈原為神，「五月朔，家家懸硃符」，天師府更是「每至端陽，市肆間用尺幅黃紙，蓋以硃印，或繪畫天師、鍾馗之像，或繪畫五毒符咒之形，懸而售之，都人士爭相購買，貼之中門，以辟祟惡」。

端午節在完成從單純信仰儀軌向紀念屈原的轉變過程中，形成各種具有不同時代特色和區域特色的習俗規範，比如吃粽子、賽龍舟等。在川西等地流傳的「打李子」風俗則增加了去病強身、孕育子女的功能。

民間神信仰 民間神靈眾多，這些神靈有些既是民間世俗神又是道教中的神仙。比如財神、八仙、碧霞元君、藥王、關帝等。其中財神作為主管財富的神明被民間普遍供奉。關於財神的傳說和種類在民間有許多說法，在此列舉說明。

道教奉「正一玄壇大元帥」趙公明為財神，其傳說較早，在東晉干寶的《搜神記》中就有記載，說上帝差遣3個將軍督鬼下凡間取人命，3個將軍督鬼里就有趙公明，此時他還只是取人性命的冥神。隋唐時期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趙公明正式被封為正一玄壇大元帥，真正具有了財神的職能。

此外，還有五顯財神、財帛星君、關公以及公正無心的紂王叔比干、生財有道的陶朱公范蠡、撒錢濟貧的准財神劉海蟾等。在財神分類中，也有把比干、范蠡歸為文財神，趙公明歸為武財神的說法。

禁忌 民間過年有掛桃符、貼門神和祭灶的習俗。西漢劉安的《淮南子》中說：在上古時，有神荼、鬱壘兩兄弟善於抓鬼，於是民間就在每年過年時，於大門的左右兩側，各掛長約七八寸、寬約一寸余的桃木板，上畫這兩兄弟的神像，以驅鬼辟邪，即所謂「桃符」。東漢以來，又出現了在「桃符」上直接書寫「元亨利貞」等表示吉祥如意詞句的形式，名曰「題桃符」。唐太宗以後，道教奉秦叔寶、尉遲恭為門神。掛桃符和貼門神是道教「符」的一種轉化形式，體現了民眾驅邪辟惡的心理需求。

而祭灶則更能反映出民眾通過對道教神——灶王的祭祀，以求達到保佑全家、上天言好事的功效。宋代范成大的《祭灶詞》云：「古傳臘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雲車風馬小留連，家有杯盤豐典祀。豬頭爛熟雙魚熟，豆沙甘松粉餌圓。男兒酌獻女兒避，酹酒燒錢灶君喜。」這體現了民間祭灶的生動場景。《燕京歲時記》中有更加具體的描述：「民間祭灶唯用南糖、關東糖、糖餅及清水草豆而已。糖者所以祀神也，清水草豆者所以祀神馬也。祭畢之後，將神像揭下，與千張、元寶等一併焚之，至除夕接神時，再行供奉。是日鞭炮極多，俗謂之小年。」這樣大肆地討好灶王，用糖瓜粘住他老人家的嘴，為的就是「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

祈求 與其他方面相比，民間祈求的範圍更寬泛，內容也更多，有求雨、祈晴、祈福、祈豐收等民眾參與性很強的活動。這些活動中，許多祈求形式都和道教科儀類似，有些活動甚至就是由道士主持的。

道教是我國自發孕育的本土宗教，對我國傳統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魯迅先生說：「中國文化根柢全在道教。」當代道教不再只將視域局限在宗教信仰和神學研究上，而是開始積極尋求更多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宗教文化因素，特別是用人文學科術語闡釋宗教教義，讓更多的道教文化合理因素髮揮積極作用。通過民俗這一中介，讓道教文化入乎其內、出乎其外，以點帶面重新審視道教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極作用。

來源：名人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