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脫努力的包袱，不要再當好孩子

阿良車輪餅

擺脫努力的包袱，不要再當好孩子

「努力學」，就是只要努力讀書，就可以進好高中、好大學、好公司。升上課長之後，就可以買車、買房子。也就是說，只要一輩子當「好孩子」，幸福就在前方。

「努力學」的包袱

我在擔任和田中學校校長期間，遇到了一位校友，名叫島田裕巳，他是位宗教學家，從他那裡我聽到了一個有趣的說法。他說，日本人不可能無宗教，只是加入了名為「無宗教」的宗教，日本應該大力標榜自己「無宗教」。雖然並沒有特定的宗教名，大家也沒有意識到那是宗教，但其實這就是一種宗教。

日本人信奉的其實是「現世利益」。為什麼連基督教在內的所有世界性宗教都無法在日本普及？有人提出了一種假設，認為日本人追求的是現世利益，希望看到立竿見影的結果。因此聽到「上天堂就可以得到幸福」，會覺得非常不實際，因為日本人努力後，就立刻想要得到成果。

現世利益的宗教到底有哪些教義呢？

「努力學」，比方說，只要努力讀書，就可以進好高中、好大學、好公司。升上課長之後，就可以買車、買房子。也就是說，只要一輩子當「好孩子」，幸福就在前方。

可怕的是，日本社會有足夠的基礎讓這種「努力思維」傳播擴散，學校這個牢固的機構成為傳播「努力學」的巨大裝置。日本在戰後更是大力推廣「努力學」和「做好孩子」，日本民眾也乖乖地成為這種宗教的信徒，舉國上下都一起努力再努力，完成了奇蹟似的經濟成長，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許多人努力之後，確實也得到了很多現世利益，包括升遷、加薪、房子、車子、最新家電、名牌精品......，但結果日本變成怎樣的國家呢？

日本的高度成長期已經在一九九七年宣告結束，然後，我們才終於發現「努力學」並非萬能。因為從小在豐衣足食的環境下長大的孩子，漸漸對物質失去興趣，他們不再只追求物質的滿足，也想要追求精神上的充實，而這正是成熟社會的象徵。在「好孩子」世代仍然滿口「趕快做」、「要做好」和「做乖孩子」時，社會的價值觀卻正發生巨大的改變。

曾經身為「好孩子」世代的我，後來清楚地認識到，只要放棄當「好孩子」，就會獲得更多人生寶物，於是，就開始放手去做了。

小公司、小工作的意外收獲：不當「好孩子」獲得更多

我第一次脫軌，就是選擇進入當時還是中小企業的Recruit。大學時代，我一直是「好孩子」的代表，成績優異，總共有超過二十個「優」，以我的成績，要進日本銀行，或是日本數一數二的民間企業並不難，甚至可以成為公務員。

有趣的是，我脫離「好孩子」軌道的契機竟是拜「好孩子」之賜。我在大學時代徹底實踐了「趕快做」、「要做好」和「做好孩子」，大學三年級時，我就已經修完所有學分，也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我打算找一家能夠讓我在大四那年的四月，提前進入的公司。那時，「趕快做」的咒語仍然對我發揮作用。我想要趕快進公司做真正的工作。我想要快步調地向前走，快步調地過自己的人生，但沒有公司願意接受我。

就在那個時候，剛好遇到Recruit在招募工讀生，對我來說，穿西裝、打領帶、帶名片工作的生活太刺激了。

最後，我當了兩個月的工讀生後，就決定大學一畢業要進入Recruit這家公司。理由有很多，包括公司的氣氛很不錯、前輩和上司都不是權威主義、每個人都活潑開放、負責人事的人很熱心、女性員工都很漂亮、開朗，很希望可以和他們一起工作，而且，董事長也令人印象深刻......。

其實，當時我內心也覺得這家公司可能隨時會倒閉。前面提到的那些理由是充分的條件，但並不是必要的條件，最大的理由其實是，我想知道不當「好孩子」會怎樣。當我回到大學，向指導教授報告時，教授和助教都笑我。

我想要遠離「要做好」的世界，在大量生產「好孩子」的時代，我一路都贏了，但在選擇公司時，第一次勇敢地跳脫了大量生產「好孩子」的生產線。

對我來說，在法院工作的父親是「要做好」世界的最佳榜樣。父親是耿直老實的國家公務員，我無法違抗父親，也一路耿直老實，但內心卻一直有著想要從耿直老實的框架跳脫的衝動，在人生最重要的求職階段，這個衝動終於表現出來了。

那時候我一直以為自己已經跳脫了「好孩子」之路，但其實並沒有。無論是大企業，還是中小企業，當我選擇成為白領階級時，看似是憑自己的意志決定人生之路，但其實只是在有限的範圍內進行選擇。直到很久之後，我才發現這一點。我以為自己至少在公司這個舞台上沒有隨波逐流，沒想到還是繼續貫徹「趕快做」、「要做好」和「做好孩子」的價值，我仍然沒有擺脫這些束縛。

Recruit這家公司有著強烈評價體系和稱讚文化，這種公司文化讓「趕快做」、「要做好」和「做好孩子」的華爾滋跳得更出色了。我在這家公司八年之後，升遷和收入也跟著三級跳，我內心充實滿足，也以為這就是自己的人生。

但是，我最後還是清醒了，當我清醒之後，發現了之前不曾想過的各種價值觀。然而，我的清醒卻是用我的健康換來的。我在三十歲時罹患了一種身心症─梅尼爾氏症。文／藤原和博

摘自《愈活愈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