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儒道合一的醫藥學家

嗜酒態睡

葛洪：儒道合一的醫藥學家

葛洪画像

中國傳統醫學有一個有趣的稱謂——杏林，醫生醫術高明被稱為“杏林聖手”，醫者宅心仁厚被稱為“杏林春暖”，中醫學界的人士則以“杏林中人”為榮。杏林文化自晉代發源以來，傳承發揚已近兩千年，其開宗者就是著名的晉代醫藥學家葛洪。

葛洪出身江南名門，祖父、父親都曾在東吳官居要職。他從小就刻苦好學，年輕時相信仙道學說，拜名師學道。葛洪性情清淡寡欲，“誹來不戚，譽至不喜”，故自號抱樸子，得《道德經》“見素抱樸”之意。曾于太安年間（302年-303年）擔任將兵都尉，在平定農民起義時立下戰功，年僅21歲。葛洪不戀功名，將時間和精力用在博覽群書、精研道儒理論和醫藥、進行煉丹實踐上，並在醫學、天文、軍事兵法方面著述宏富。“杏林”的典故即出自葛洪的著作《神仙傳》。

《神仙傳》彙集了葛洪採擷的84位仙人的奇聞異事。其中一篇《董奉》講述的是閩籍道醫董奉起死回生的神奇故事：交州刺史杜燮中毒病死已經三日，董奉從外地趕來，將三粒藥丸放入死者口中，讓人把死者的頭抬起來搖動著讓藥丸消化，結果只半天時間，杜燮就能坐起來，四天后就能說話了。董奉不僅醫術高明，而且為人治病不收取錢物，只讓重病患者治癒後種杏樹五株，病情輕的種一株。數年後，十萬餘株杏樹蔚然成林，鬱鬱蔥蔥。杏子成熟後有想買的，只需用一瓢谷米換一瓢杏即可。董奉用谷米救濟那些窮苦百姓和有需要的人，一時傳為佳話。由此，“杏林”成為中醫的代名詞，“杏林春暖”成為對高尚醫德的讚揚。葛洪還用“虎守杏林”這一故事構建公義、公平的道德社會。

《神仙傳》中還有一個人們耳熟能詳的故事——“懸壺濟世”，講述行醫者費長房治病救人的高妙醫術。該故事被成書于南朝劉宋時期的《後漢書•方術列傳》收入，傳播愈加廣遠。直到今天，有的藥店門口仍懸掛葫蘆作為標誌，有的醫院懸掛“懸壺濟世”的匾額，象徵用醫術普救眾生的醫者仁心。

葛洪所在的魏晉時期，社會上談仙論道風氣頗盛，人們對神仙是否可得不死、神仙是否可學以及如何成仙的問題十分熱衷，竹林七賢中的阮籍、嵇康、向秀以及名士何晏、郭象等都是當時的代表性人物。葛洪認為凡人可以通過學仙修道而長生不死，向宿命論提出有力的挑戰，他深信“我命在我不在天”（《抱樸子內篇》），即一個人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必外求。這一信念肯定現世人生的價值，蘊含著強烈的生命自主精神，勇敢的生命超越思想，是道教重要教義之一，顯示了道教不同於其他宗教的獨特氣質，因而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秉持這種貴人重生、人道自己的思想，葛洪積極探索各種養生、延生方法，從事煉丹、醫藥研究的實踐活動。“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葛洪認為，長生成仙最重要的是金丹大藥。金丹大藥不同於草木之藥，後者可除疾病，但不能排除外來的災禍，只有服食金丹大藥，才能使百邪不近身，而得長生。這說明葛洪的丹鼎道術內外兼顧，對內修煉“形神，使延命愈疾”，對外攘除“邪惡，使禍害不幹”。他煉製的丹藥中以“金液還丹”為上品。葛洪將“金可作”與“世可度”聯繫在一起，認為金具有百煉不消、不會腐朽的特性，若服食金丹，就會使人體傳染到金不朽的性質，即“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這是中國人吃什麼補什麼樸素觀念的反映，是古人認識客觀事物的一種方法，即所謂類比思維。為了追求長生不老，當時貴族社會中服食丹藥可謂蔚然成風。書法家王羲之、針灸鼻祖皇甫謐、北齊顯祖高洋及許多名士都是道教服食丹藥養生益壽的追隨者。

現代科學技術昌明，從今人眼光來看，燒煉長生不老的神丹是不可能實現的，但煉丹的過程卻包含著豐富的化學意義。在這一過程中，葛洪發現了化學反應的可逆性。比如通過加熱丹砂（即硫化汞）可以煉出水銀，而水銀和硫磺化合，又能變成丹砂。他在《抱樸子內篇•金丹》有記錄：“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葛洪當時還注意到雌黃（三硫化二砷）和雄黃（五硫化二砷）加熱後成為結晶的現象。煉丹術還促進了火藥的發明和應用。客觀上看，煉丹術使人們積累了對自然物質世界的認識經驗，豐富了化學知識，可以說，煉丹術是近代實驗化學的先驅。葛洪系統總結了晉以前的煉丹成就，介紹古代的丹經、丹法，對一些煉丹方法、配料和過程加以具體記錄，為人們提供了珍貴的原始實驗化學的資料。杜甫也因之留有“未就丹砂愧葛洪”（《贈李白》）的詩句。

金丹雖是長生仙方，但煉丹成本昂貴，普通人只能望而卻步，而且金丹不能速成，所以葛洪還提倡一些切實可行的道術和養生方法，如導引、行氣、寶精、飲食有度、控制情緒、清心寡欲等，以幫助人們祛禍避害、增壽延年。其中，導引就是模仿鶴、龜、虎、蛇等動物的動作，活動、調理人的筋骨。華佗的“五禽戲”就是根據古人的導引術，通過觀察禽獸的活動姿態，模仿虎、鹿、熊、猿、鳥等動物形象及其動作編創的一套養生健身功法。

葛洪在醫藥學上的努力和成就引人注目。中國自古就有“十道九醫”的說法，道教與醫學有著很深的淵源，所謂“凡學仙者，皆當知醫”。陶弘景、張仲景、華佗、孫思邈、張伯端、李時珍等都是道士兼醫者。葛洪精曉醫學和藥物學，認為修道者應兼修醫術，否則一旦自己患病，便無法治療，不僅不能長生成仙，甚至有性命之憂。葛洪一生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徐、豫、荊、襄、江、廣諸州之間，所到之處，對各地的藥用植物的產地、形態特徵、生長習性、入藥部分及治療效果等深入探究，並作了詳細的記載和說明。其中的一些藥物如枸杞、菊花、茯苓等，至今仍是人們常用的養生藥物。他記錄的藥物知識，在今天仍具有借鑒作用。葛洪還指出一藥多名和多藥一名的問題，這在中醫藥界確實應該重視，不然將會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將葛洪譽為“道家中最偉大的博物學家”（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確是中肯的評價。

葛洪的醫學、藥物學研究成果主要保存于《抱樸子內篇》《肘後備急方》中。其中《肘後備急方》是中國第一部臨床急救手冊，書中收集了大量急救醫療的藥方和簡要灸法，許多驗方至今有效，非常實用，就像書名所表示的一樣，是應當放在肘後（即帶在身邊）以備急用的書。2015年，我國藥學家屠呦呦憑藉其創制新型抗瘧藥即青蒿素和雙氫青蒿素的突出貢獻，成為中國首位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這一使全球上億人受益的新藥的研製就受到《肘後備急方》的啟發。葛洪在書中的《治寒熱諸瘧方》寫道：“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大意為取一把青蒿放在二升常溫的水中浸泡，然後取出來，擰出汁液服用。屠呦呦從這裡記錄的青蒿以及浸泡（即低溫萃取）方式獲得了靈感。

作為出身官宦世家、有仕宦經歷的學者，葛洪重視養生的同時也重視治國。在他而言，治身與治國是一致的。因為葛洪認為，身與國是相通的，兩者有共同的原則，即都遵循“道”。葛洪主張儒道合一，聲明他的仙道不違背儒家的忠孝倫常，稱“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不忠不孝，罪之大惡”。葛洪將神仙方術與儒家的綱常名教相聯繫，作惡多端的人不能長壽，更不可能長生。在葛洪的思想體系中，無論儒家道家，都要講求仁、善、忠、信，就像“杏林春暖”和“懸壺濟世”所體現的道德精神一樣。

作為一個儒道兼修的思想家，葛洪深深紮根於生活和社會的土壤，對世情、對人性有非常透徹的洞察。他說“盛陽不能榮枯朽，上智不能移下愚”（《抱樸子內篇•金丹》），是對孔子“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的深化。葛洪有許多至理名言，如“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道乖者，不以咫尺為近”“志堅者，功名之柱也。登山不以艱險而止，則必臻乎峻嶺”“安貧者以無財為富，甘卑者以不仕為榮”“雲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等，充滿睿智的哲理，富於啟迪，令人茅塞頓開。

位於廣東羅浮山的葛洪博物館展出有關葛洪醫藥方面的書籍、器物等，如切藥器、搗藥器、盛藥器等。

東晉鹹和二年（327年），葛洪聽說交趾出產丹砂，遂請求出任勾漏（今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流市）縣令。途經廣州時，遇刺史鄧嶽挽留，便入羅浮山隱居煉丹，著書立說。葛洪81歲仙逝，世稱小仙翁。後人在葛洪結廬修煉的地方修建了著名道觀沖虛古觀，羅浮山因此成為嶺南道教第一聖地，葛洪至今廣受嶺南民眾的崇拜和祭祀。“葛洪藥”“葛洪藥膏”，今天一些中藥甚至醫藥公司直接以“葛洪”命名，足見葛洪對我國中醫藥傳統文化影響之深遠。服務社會，與儒相融，葛洪可稱道教中國化歷史上的重要人物。

(道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