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君父師”，道教中的倫理綱常具有雙重意義

個人言論

“天地君父師”，道教中的倫理綱常具有雙重意義

從漢武帝與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歷史文化思潮受到了儒家思想極深程度地浸染。眾所周知，儒家最講究的是禮樂，希望能夠保持人與人之間的規則和秩序，維護的是以“天地君親師”為基本綱常而構成的社會體系。與之相比，道教更加追求身心上的逍遙自由。南華真人莊子在喪妻後，不但不悲傷，反而鼓盆而歌，這與儒家禮節是完全相悖的。莊子曰“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惽惽，久憂不死，何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認為一切外在的限制都是人生之苦，都應該及早剔除，以追求超越於禮法的人性解放之快樂。莊子本人抨擊儒家的最大原因，是認為儒家思想使人受制於禮儀，但其觀點是帶有明顯時代特徵的，是針對禮樂崩壞且世風日下的年代而發出的感慨。而隨著秦漢王朝的大一統進程，國家機器需要在思想和行為上做到高度統一，所以儒家提出的“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觀便具有了進步意義。這一人生道德觀的提出，在道教的宗教倫理中也有明顯體現，並且還有了進一步的發揮。追溯“三綱五常”的緣起，要從儒家二聖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中去探尋。先秦時期，孔孟宣導的綱常體現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和朋友五倫。後經董仲舒從神學人性論進行發展，演變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以及仁、義、禮、智、信的“五常”，並以神權、天意的權威使之成為服務於社會統治的基本思想。因為這一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安定社會和穩定民心的作用，所以“三綱五常”的思想就被當朝統治者接納、推廣，並作為中國社會體系中最基本的道德關係而在歷史長河中固定下來。在道教經典中，並沒有明確提出過“三綱五常”的說法，但從其教理教義及一些具體的宗教組織原則的制定，都可以看出受到了儒家綱常倫理的影響。如《太平經》中曾提出：“人亦天地之子”“子不孝，則不能盡力養其親；弟子不順，則不能盡力修明其師道；臣不忠，則不能盡力共敬事其君。此為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天地憎之，鬼神害之，人共惡之，死尚有餘責於地下，名為三行不順善之子也。”早期道經中提出人人都要盡節於天地君父師，這一觀點與《荀子·禮論》中提到的“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的思想有一定的相通性。由此可以判斷出，早期道教所崇尚的價值觀，與儒家禮法所希望起到的教化作用有異曲同工之妙。

天地君親師，這是一套基於人本而設的綱常。但隨著禮教的過度闡讀，服務於人的思潮反而變成了禁錮思想的枷鎖。但在道教中，人之綱常有了適應宗教信仰的深度。作為一門宗教，必須要承擔起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安撫人心的社會意義；一是因信仰而產生的形神超越意義。道家對綱常思想的再發展，同樣也受到了董仲舒的宗天神學和隨之而起的讖緯神學的影響。把人們在世間的德行功過，與神仙信仰關聯起來，道教便完成用宗教理念教化民眾的神學理論準備。道教對綱常倫理思想的再發展，在於與本教團長生成仙思想的結合，這使道教信仰兼具了神明的超越性和人間的普善性。這也是道教宣導的綱常脫胎於儒家卻又超越儒家之處，其不但可以是人們為人處事的根本，更能夠使人因信仰的力量而修煉出超越於肉體的真靈性。早期天師道開創性地提出的綱常法則，上承於儒家，卻又反哺了儒家。《太平經》中首次提出的“天地君父師”，則是後世“天地君親師”世俗倫理規範的源頭。一直到北宋初期，儒家“天地君親師”的表達方式才正式出現。而最早可追溯到明朝後期，民間才普遍把“天地君親師”作為祭祀的對象。這說明，儘管歷經了千百年的發展，儒家對綱常的理解和應用還僅限於對社會生活的規範。但道經中提出的綱常，不僅僅只是一種禮節，而是和修道相聯系的，並在此基礎上產生了承負和因果思想的萌芽。道教修行理論還認為，遵守並完成身為一個人的綱常，是得道成仙的基本前提，因此尤為強調人們在世間的德行。《抱樸子內篇·對俗》中寫道：“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這一觀點更是被後世興起的全真道和儒道合一的淨明道全盤吸收，並由此而生出功行雙修的證道思想。

《丘祖懺悔文》中提到，凡是“逆辱父母、悖負君師，不敬天地神祇”之人，必定會受到輪回升沉之苦，唯有“思沉淪苦，發清淨心，皈奉聖真，特求懺悔”，思考清楚為人的根本是什麼，才能建立起“證無上道”的修行前提。在完成了宗教肩負的社會作用的同時，道教神仙體系的建立也反映出人間倫理綱常的重要意義。為參訂神仙位序，陶弘景作《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其提到“搜訪人綱，究朝班之品序；研綜天經，測真靈之階業”，是把人間世界的品第等級映射到了神仙世界，從而建立起一套體系嚴明的神仙系統。由此也可以反證，天地君父（親）師的綱常倫理不僅是以人情為出發點的，也是基於眾等靈類所具有的自然屬性而推衍出來的，所以才會成為講求以人為本的儒道二家共同尊奉的圭臬，並最終成為人、仙二道的行事基準，成為奠定東方文化色調的基石。

來源：道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