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內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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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制是在明朝永樂時期建立的。

　　朱元璋統一中國後，為建立中央集權的體制，以胡惟庸案為藉口廢除了丞相，設殿閣大學士，作為皇帝的諮詢機構，這就是內閣的雛形。

　　大明永樂帝雖有洪武帝一樣獨攬大權的雄才偉略，但一次又一次的御駕親征讓他不能真正意義上地總攬政事（想像一下從京師到漠北運送文書的荒謬），於是一個幫助皇帝的「助手」機構——內閣應運而生。

　　內閣制在最初的時候只是皇帝秘書性質的機構，但很快到了大明宣德朝時期權力開始上升（三楊輔政），雖有大明正統朝末年的反覆，但到了大明成化、弘治朝之際，內閣制已經成為足以對抗皇權的文官政府代表。大明正德朝浪漫好戰，卻因為有楊廷和等閣老主撐內閣未成大亂，經過大明嘉靖、隆慶朝的發展，大明萬曆朝早期應該是內閣權力極盛的時期，張居正改革讓內閣成為政府運轉的中樞，而內閣首輔變成為實際上的宰相。

　　大明永樂帝實際上是中國最後一個成功的專制皇帝，在永樂朝以後，專制者必誤國，分權者必振興。中晚明的歷史可以看出，只要內閣中人才濟濟，皇帝再怎麼蕭灑都無所謂（如隆慶帝和英國女王）；而內閣權力被虛化，被剝奪（如大明崇禎十七年換52任內閣），那就是再勤政也是要誤國！ 大明朝時，即使皇帝不上朝理政，國家機器也能依靠一班大臣和一整套政務流程維持正常運轉（這就是後世專制獨裁的清朝評說明朝皇帝的「昏庸」與「怠政」）。

　　明朝內閣制為後世效仿如日本的政體，明朝皇帝不需要勤政，可以全面休假，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去，想行使權力時還要和大臣們激烈爭辯，甚至需要培植利用親戚、黨羽、太監等幫助自己行使權利，但往往越是專制的時期民眾越不買帳，行政機器出現故障，國家越搞得一團槽。

　　清朝則與明朝不同，大臣們只是奉命辦事，皇帝則往往是把權力全部抓在自己手中，因此專製成為大多數清朝皇帝的特點。 西元1402年，大明成祖永樂皇帝為了鞏固權力，做出兩個重大決定，一是把首都遷到自己的勢力範圍北京，二，成立內閣制，這樣，一個國事諮詢機構正式建立了。

　　過去，宰相擁有決策權、議政權和行政權，明成祖成立內閣以後，把原來宰相擁有的決策權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議政權分給內閣，行政權分給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軍事、行政，直接對六部負責。

　　在明成祖掌控之下，內閣與六部各司其職，國家最高行政命令從紫禁城發出，通過全國1936處驛站，全長143700公里的驛道，層層下發到帝國的每一個角落。

　　後來，大明宣宗朝時期形成了更為完善的政務流程：全國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給皇帝提出的建議，都由通政使司匯總，司禮監呈報皇帝過目，再交到內閣，內閣負責草擬處理意見，再由司禮監把意見呈報皇上批准，最後由六科校對下發。

　　內閣大臣的建議是寫在一張紙上，貼在奏章上面，這叫做「票擬」。而皇帝用紅字做批示，稱為「批紅」。按照規定，皇帝僅僅批寫幾本，大多數的「批紅」由司禮監的太監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筆。以往，按大明祖制，太監讀書識字是被嚴令禁止的。大明宣宗不僅改了這個規矩，而且在他的鼓勵下，宮裡還成立了專門的太監學堂。後人猜測：明宣宗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讓太監牽制內閣的權力。久而久之，一種奇怪的政治格局出現了。

　　我們發現明朝內廷、外廷的機構完全對稱。外有內閣，內有司禮監，外有三法司，內有東廠、錦衣衛，外廷有派往地方的總督、巡撫，而內廷派往地方的也有鎮守太監、守備太監等等。這樣，內廷、外廷相互制約，才能確保皇帝的決策地位。但是，這也造成了內外兩大政治勢力的爭權奪利。

　　北京紫禁城東部的這片建築在大明朝叫做文淵閣。明朝的內閣就設在這裡。在明朝萬曆年間，內閣首輔張居正讓這個紫禁城裡最不起眼的房子成為聲名顯赫的所在。在文淵閣辦公的內閣成為實際上的政務決策者。

　　表面上，例行的政務流程似乎並沒有改變，但決策權卻出現了轉移。張居正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
　　首先，當時的大明萬曆皇帝還是個孩子，張居正身為皇帝的老師，很容易影響皇帝的決策。
　　再者，萬曆帝的「批紅」是在司禮監馮保指導下完成，而馮保跟張居正關係密切。

　　內閣首相張居正把自己的意見授意他人，寫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擬」贊同。幼年皇帝的批紅自然毫無問題。

　　就這樣，大臣的「奏章」，閣臣的「票擬」，皇帝的 「批紅」，由內閣首輔張居正一手操控，達到空前一致。他的新政也就毫無障礙地順利推進。 自明朝初期以來，明朝的政務中心就在紫禁城這幾個地方轉換，權力的交替，左右著明朝的國運。宮闈重重之中、爭權奪權的陰謀時有發生。

　　通過明朝幾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內閣政務體系，它在權力平衡方面堪稱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