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和珍之死與段祺瑞終生食素

絕對官僚

　　1926年，中國現代史上發生了“三一八慘案”。當時的北洋政府是段祺瑞執政。在官邸前鎮壓徒手請願的學生，打死47人，傷200多人，死難者中有一名女學生叫劉和珍，魯迅為此寫下沉痛的悼文，中國學生都是學過的。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中國知識份子和媒體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社會良知，用同仇敵愾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蔣夢麟、王世傑、聞一多、梁啟超（剛剛動過手術、正在住院）、許士廉、高一涵、楊振聲、淩叔華 等著名知識份子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唱 遍京城；魯迅先生更是激憤不已，為此而終止正常創作，就此慘案連續寫 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紀念劉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當時，諸多媒體加入譴責屠殺暴行的行列，如《語絲》《國民新報 》《世界日報》《清華週刊》《晨報》《現代評論》等，特別是邵飄萍主持的《京報》，大篇幅地連續地發表消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 報導“三。一八慘案”真相，在慘案發生後的12天內，就連續發表了113篇有關“三。一八慘案”的消息、評論、通電，《京報。副刊》也發表了有關文章103篇。
　　
　　慘案發生後，北京各高校和大學校長、教授也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的。時任北大校長的傅斯年在昆明見到對慘案負有直接責任的關麟征，傅斯年第一句話就是：“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沈默嗎？”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大會。北大代校長的蔣夢麟在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裏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強大的民意壓力也啟動了半死的國會和司法，曾被譏為“花瓶”的國 會也破天荒地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 ；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並發表正式檔認定：“此次集會 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條之重大嫌疑。”由此可見，當時中國，還多少有些議會政治和司法獨立。最後，國務院總辭職，段祺瑞執政頒佈“撫恤令”。
　　　　　　
　　儘管如此，也沒有最終保住民心盡失的政權。因為，對於一個政府來說，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學生與平民百姓開了槍，不僅踐踏了為政之德的最低底線，也越過了維護社會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為三月十八日國務院殘殺事件忠告國民軍書》中所言：屠殺學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與期望之損失是無可估量，也無法挽救的”。所以，在屠殺發生後不到一個月，段祺瑞政府就在遍佈全國上下的抗議聲中於1926年4月倒臺 。而國民黨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軍事上獲得蘇聯的大量支持之外， 國民黨相對于軍閥政權在政治道義的優勢，也是其取勝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說，段祺瑞政府的合法性資源，已經因“三。一八慘案”而喪失殆盡。
　　　　　　
　　儘管，當年的北洋政府是軍閥政權，段其瑞本人也是著名軍閥，其執政時期的**和亂相頗受病垢。然而，段祺瑞執政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處罰了兇手，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
　　
文出：歷史迴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