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與中華民族

絕對官僚

道教與中華民族

一個民族的形成，大多淵源於一個宗教，所以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裏說到：「民族形成的因素，就離不開血統、宗教、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等等。」所以先總統 蔣公在「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訓詞裏，就說到：「漢唐以下，外來的宗教如景教、釋教、回教等，認為這些都不是我們本國的宗教，故可不計，但我們至少不能不承認道教是我們中國固有的宗教。」 我們就可以體會到中華民族人民的心靈共同體，並不是外來宗教，而是固有宗教的道教。我們本於道教是多神的心理，凡屬有神的資格者，都是道教徒供奉的對象。又本於「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精神，所以極端主張民族平等、宗教自由。不但不反對任何宗教，還有接受其他宗教的長處，成為一個大同體的宗教。這裡有一點要注意的，就是信宗教，不要忘記了民族本位，專祇「好高騖遠」「好大喜功」或「趨新厭舊」「崇洋媚外」，這都是有毛病的！我們專跟著人家走，就會改變原來的本質，埋沒了傳統的精神，這是很危險的！所以我們「虛己容人」則可，「數典忘祖」則不可！

  道教是民族文化形成的，他是講求「重本」的，所以禮記上說：「天地者，生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祖宗者，類之本也。」為重本，就得報本；為報本，就得要答報神恩，弘揚祖德。所以道教以「敬神拜祖」為教條。任何宗教，大致都有拜神的儀式，但無拜祖的規儀，所以我們問人家拜不拜神，如果祇說拜神，那不一定是道教？再問人家，拜不拜祖，如果是說拜祖，也不足以證明他是道教，因為儒家也是講慎終追遠的，若是神也拜，祖也拜，這兩種心靈，兩種祀典，連合起來，就是道教了。這也就是道教的特點，也可以說是我中華民族的特點。

台灣原係道教區

台灣拜神敬祖的習俗，是很顯著的。你看那一家沒有家神？那一家不供奉祖先的？雖然有少數人家，信仰外來宗教，但到了大拜拜時節，或者逢年過節時候，還是禁不起考驗的！還是不敢在眾人面前，作出不拜神、不拜祖的表示。

  台灣從前雖然是福建一府，但是遠隔海外，交通不便，心想回家，實非易事，「既來之」「則安之」，往往藉道教的崇拜，以安慰自己的心靈。因為宋朝末年，大移民，以帶有土地神和祖先牌位當出國護照，也就是帶著民族宗教思想出國，所以自宋朝到現在一千多年，還有華僑的存在，而且華僑雖過若干代，還是「出國懷鄉」的意念；這就是保有民族宗教思想的緣故。

  當時來臺的先民，除了信奉道教以寄託的心情外，還希望「葉落歸根」，所以認定「宗教還是道教好，風光還是家鄉好。」於是交代兒孫，修廟就要修道教廟；死後祭祀，要用道教儀節：埋葬要用道教的葬法，一律土葬。道教為「死不欲速朽」，不用火葬，最好「墓墳入祖」葬在祖墳一處。後人為遵奉遺囑，所以六、七年撿骨一次，用罈裝好，以備船運還鄉。厥後六、七年撿骨，成了台灣習俗。又因為日據時代，台灣先民痛恨日本帝國主義，除生前盡量抗拒，作出若干可歌可泣的事蹟外，死後也於入殮前，頭戴箬笠，表示與仇人「不共戴天」；腳穿木屐，表示足不履敵人土，顯出至死不屈的民族精神。一直等到光復後。這一習俗就自然的廢除了，年紀稍大的人士必可尚能回想得到。而今像那撿骨裝罈，屍骨歸故土的想法，也就大可不必了！像前面這些習俗的形成，莫不與「民族道德」「宗教文化」攸關。

  鄭成功以滅清復明的民族思想崛起於台灣，號召天下有民族思想同志，齊圖大舉，當時一般有志之士，承襲了道教的政治改革思想，用道教組織方式，創立若干教派：無為教則盛行於長江一帶，天理、八卦、白蓮教等，則盛行於北方各地，清廷對這些社會組織，防治甚嚴。鄭成功用陳永華當香長，奉祀關公（台灣稱恩主公），創洪門會，組織民眾，與青門，理門（即今之理教）遙相應和，互通聲氣，當時有「紅花、綠葉、白蓮藕，三教原來是一家」的口號。凡屬這一些在大陸的社會組織、地下團體，由於清廷的嚴厲偵辦，幾乎無法容身，鄭成功一概歡迎來臺，所以當時道教思想格外興盛，遍及台灣廟宇幾乎全是道廟，尤其南部地區最為顯著，拿中國各省道廟的密度來比，沒有一省可以比得過台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