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族(Thao)社會運作

絕對官僚

政治運作
邵族今日的社會經濟生活已融入於漢人之間，在政府的行政系統上亦已歸入普通的行政範圍內（即非保留區行政），故其部落組織早已蕩然無存，不過從故老口中，尚可追尋其若干殘缺的舊制。依據故老的報告：邵族原有的部落組織與氏族組織一致，即一個氏族的成員多聚居一地而構成一個部落，每一部落常有一、二小氏族依附其間。因為氏族與部落多少可謂一致，故氏族族長亦為地域領袖，族長是由長嗣繼襲，稱為頭人或頭目，通常頭人擁有助手一、二人，助手也是採世襲制。但是村中有要事，頭人不能作單獨裁決時，得召開部落會議。部落會議由各戶戶長為其成員（陳奇祿，1996）。邵族的政治運作如下（陳奇祿，1996）：

（一）頭人制度
邵族的部落組織以頭人為中心，頭人之職位是世襲的，由父傳子，若無子則傳於弟。現在僅剩德化社的邵族仍然維持頭人制度，但是功能已經不如從前了，僅僅剩下主持祭祀的功能，而無司法與軍事指揮的功能了。頭人在平時是部落的祭儀決定者與社務執法官，部落族人之間有糾紛，都是由頭人來仲裁。

邵族的三大氏族在昔日各有其領地，以袁姓的領土最大，日月潭周圍皆是袁姓之領地；石姓氏族祖先擁有魚池、司馬鞍一帶的土地，毛姓領地則在水里方面，陳、高兩姓並沒有土地，所以依附著大姓而居住。

（二）二頭人的產生
二頭人的產生是因為日治時期，袁姓頭人率領其族人從石印搬遷至竹湖，此時恰恰值石姓長老率領搬遷至石印，於是石姓長老帶職成為頭人，爾後袁姓族長又率領族人回石印，因此形成了二頭人制度。政治仲裁、軍事領導的功能在今天的邵族部落以消失，現在二頭人的功能僅在祭儀的主持方面。

在以家族為社會政治單位的民族間，家長同時就是聚落領袖；在以親族群（氏族）為社會政治單位的民族間，族長同時亦是聚落領袖；但在由若干親屬群聚居而形成部落時，則自然產生地域領袖。邵族數氏族聚居於一地，乃晚近之事，在不久以前，每一氏族占居一地，故其時氏族領袖亦即等於地域領袖；換言之，這裡所稱之頭人，實為大氏族之族長而已。



在政治上，職務與權限的劃分，其舊制很早就已經廢除，如果欲清楚詳盡的了解當時頭人與助手間的職務劃分實有其困難性，因此我們只能了解一個當時的概括情形（鄧相揚，2000）：

（一）頭人在平時為部落的仲裁者和執法官
社內間若有糾紛，均訴於頭人，由頭人制裁。殺同族、放火、通姦者均為罪。殺人者罰田和牛，其數量由頭人決定；放火者，則以其已有的財產賠償；通姦者如果男女均未婚，可令成婚，未視為嚴重犯罪，如果男有婦、女有夫，普通罰酒或豬，強姦者則與殺人罪同為重罪；上述嚴重者，除了處罰之外，還可以依其罪之輕重，處以笞杖之刑。

（二）頭人在戰時為軍事領袖
頭人為全族的領袖，平時處理社務，一旦有事，與外族發生兵戎，當由頭人率領族眾與他族一較長短。例如史籍上曾記載水沙連頭目骨宗曾率族人抵禦外侮，不過，邵族在數十年間，未曾與外族抗爭，頭人的軍事領袖地位，已無法詳查。

氏族職務分工
日月村卜吉、德化社是由邵族的聚落所整合，亦因此形成了二個頭人系統，每遇族中舉行重要歲時祭儀，日月村的各氏族，皆有不同的職務分工。由於邵族的經濟生活已融入於漢人之間，在行政系統上亦已歸入普通行政的範圍內，即今魚池鄉日月村，其村長亦由村民所選出，不僅邵族的部落組織蕩然無存，其原有的頭人已不見政治行政權力，目前僅保留祭儀的功能而已（鄧相揚，2000）。

 
邵族民族議會
圖片來源：網友黃經理拍攝

日月村邵族保有兩個頭人系統，分別是姓袁和姓石。姓毛的氏族，亦是日月村的三大氏族之一，早期水里附近的土地皆屬於姓毛的。當邵族勢力強盛的時候，姓毛的名字，諸如毛天福亦數見於清代的文獻。姓毛的氏族在歷史上亦數度易居，其中一個系統先定居頭社，後來移居大平林。每一氏族皆具有部落政治，經濟及宗教職務上的分工與合作（鄧相揚，2000）。

早期邵族人講求合作與分工，舉行大型祭典時唇齒與共，無論是同一家人、同一氏族、或是同一部落，可以說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在部落的事務上，邵族更講求合作與分工。早期邵族的社會石印在部落政治上具有相當優勢的影響力，如石朗觀或農觀、袁改旦或改旦的名字數見於史籍裡。而德化社的姓毛專司祭曆，並且從事冶鍛和武器的製作，姓陳及姓高兩姓分司若干祭儀上的職務（鄧相揚，2000）。

 
邵族祖靈祭
圖片來源：網友黃經理拍攝

由於邵族人數度易居，亦數度整合，到目前為止，邵族的社會雖然已是高度漢化，但他們仍然保有合作與分工的美德，尤其是在舉行傳統的歲時祭儀，除了女祭師負責祭祀的工作外，各氏族亦各司各職，諸如「毛姓」專司祭曆和除穢祝壽，「陳姓」及「高姓」專司鑿齒師，即鑿齒、歌舞領唱、供奉日月盾牌等事務。雖然有職務分工，但邵族人同心協力，並以虔誠的心，將隆重的祭儀及邵族內的工作完成（鄧相揚，2000）。

人際關係
村落中邵族與漢人除了共同居處於一地之外，其日常生活也緊密而頻繁的互動著。人類學研究生周美淑（2004）曾在《人、家戶與爐主》的田野日誌中，詳盡地記錄了邵族人一天的生活，她描述：九二一地震之後，居住在組合屋裡的邵族人，早晨依然會到下面部落走動購買所需物品，或與人閒聊，或做生意。村落中沒有菜市場，社內義勇街上部的黑松商店，早晨老闆即開著菜車沿街叫賣，街上最大的雜貨店富產商店是村人一般需求用品的購買處，倘若村人需要更多新穎的物品，則前往魚池與埔里地區購買。

村中的生活由早晨四、五點展開，老人上山去山林耕作或巡視田地，六點多時，中學生則在車站等待南投客運，或由父母接送上學。八點多年輕人外出上班，九二一地震前，部落中的年輕人一部份留在埔里、臺中等地從事商業與服務業，留在村中的部分村人則從事日月潭周邊的觀光產業，例如開遊艇、廚師、飯店人員或歌舞表演，少部分人則在各建地裡打零工。九二一地震之後，特別是居處於村外的年輕人，部分回到德化社中從事組合屋的建造，目前部落的年輕人也與建築師合作，從事建築材料的加工（周美淑，2004）。

總括來說，在地震前，村落中的漢人與邵族人生活非常緊密而且融洽，生活型態也受到現代經濟與流行文化的影響相當高，加上兩者在外型上同質性相似並長期通婚，我們只能在商店街的招牌標榜邵族、體質上的特徵、語言上的腔調，以及偶發性不同語言的使用才能分辨出彼此。這樣緊密的族群關係，在九二一地震之後受到了極大的挑戰，首先原本式微的觀光業已雪上加霜，二者原本依存的關係日漸衰弱，另外，在邵族組合屋的興建之後，村中的兩個族群隔為明顯的上下兩個不同群體，加上邵族文化協會進行文化復育園區計劃，以及爭取邵族成為第十族的過程中，更強化了邵族人對於自身的意識（周美淑，2004）。

文出：臺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