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書法及其當代性價值

絕對官僚

　　眾所周知，胡適是中國現代史上的著名學者，他以研究歷史、哲學而聞名，同時，又是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在自由主義的思想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學術地位。不但如此，胡適在文獻考證與歷史研究上還有精深的造詣和重要的貢獻。他對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對古代文獻尤其是晚年對《水經注》的考證，可以說，填補了《水經注》考證和校釋的空白。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胡適是兼攝中西、包容古今、對中學西學皆有所長的學者。

　　胡適一生以學術為伴，又是報人，還服膺於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早年曾任國民黨駐美大使，晚年又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是個不折不扣的“書生論政”的典型。他的一生是學術的一生，也是政治的一生，他自始至終都沒有脫離學術和政治。這是胡適作為一個傳統中國文人和現代中國文人的典型特徵和宿命。歷史、政治與學術所賦予他的多重使命，也使他承擔了太多的歷史重荷，從而使其思想構成與人格構成極具複雜性，他的一生，是中國社會現代性轉型的典型表徵。

　　胡適坎坷、曲折的一生，實際上是中國現代文人的一種縮影。在胡適身上，我們能夠尋找到處於社會劇烈變革時期，一個中國文人的全部思想脈絡及人生軌跡。

　　從胡適的人生軌跡中我們可以看到，胡適在很年輕的時候即接受西學教育，留學西洋，師從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杜威先生，從而獲得了系統的西學研究法。因此，有很多人都認為胡適是典型的“西化派”。在文化保守主義的“挑釁”下，胡適在很長一段時間成了被攻擊、被打倒的對象，以至於解放後，在“批判胡風浪潮”中，胡適也被作為了反動的標靶而被批判被攻擊。其實，很多人都被現實的表像所迷惑，陷入了歷史的迷障。事實上，胡適本身就是一個中西相容的大家，他的學術研究思路，既有對傳統經典文獻的考證和注疏，也有對西方哲學、政治學思想的系統研究。所以，無論說他是文化激進派也好，還是說他是文化保守派也好，都是有失公允的。

　　胡適的內心其實是非常矛盾、非常痛苦的。這種矛盾和痛苦體現在他的政治信仰與政治抉擇的錯位與膠結之中。他的政治信仰是美國式的自由主義與憲政民主，然而其政治抉擇卻是依賴於蔣介石的專制政府，所以，他痛苦地將自己的自由主義思想嫁接於國民黨的專制統治之上，並企圖用自己的憲政民主思想來改造這個專制而腐朽的統治，然而，卻往往事與願違。他一方面想真正進入體制，但另一方面，他又進入不了體制，想極力地超越，這種進入與超越的矛盾，綜合地體現在其遺留下來的《胡適文存》及《胡適手稿》中了。因而，從這個角度，我們說，胡適的書法是對沉重政治現實的超越與解脫，他的書法線條中，沒有一絲沉重的東西，這與他的學術研究似乎恰恰相反。或許，他的書法審美觀，恰恰在某種程度上暗合了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自由主義者。他在自己的書法創作中，極力地追求內心的舒緩、超脫與釋然，追求個體的自由與放達，這些都是在現實的政治社會中難以實現的。既然不能在現實政治社會中實現，那麼，便只好以藝術的形式在書法線條中實現。這便是我們解讀胡適書法的意義所在。

　　因此，從這點來說，胡適的一生是沉重的，而書法卻並不是一個很沉重的話題，它更多的是具有審美功能和愉悅功能，它的審美愉悅性大於批判性和反思性，因此，對於胡適來說，書法與學術似乎是一對矛盾。前者對他來說，完全是一種遣興和釋放，而後者於他來說，則完全是一種歷史重荷。但是，我們從胡適所遺留下來的筆跡當中可以看到，胡適的書法並沒有他的學術和文章那樣沉重，而是充滿了清新、雅逸和空靈，充滿了如釋重負般的風流神采。相比于他的學術和人生，我覺得談論胡適的書法，不免是一個異常輕鬆的話題。

　　中國近現代史上，很少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專業書法家，但是，卻出現了一批國學功底深厚、兼融中西、橫跨古今的大學者大文人，如王國維、章太炎、沈曾植、陳獨秀、李叔同、沈尹默、梁啟超、于右任、郭沫若、魯迅、胡適、錢玄同、馬一浮、董作賓、丁文江、白蕉、謝無量、陸維釗、柳亞子等等，這些學者文人，對書法都有很精深的造詣，他們並不以書法名世，然而，他們的書法卻有著極高的審美價值、文化內蘊和文獻收藏價值。胡適即屬於這批人中的佼佼者之一。胡適所傳世的純粹的書法文本並不多，但是，其留下的手稿文獻卻汗牛充棟。現存的《胡適手稿》就是一部民國書法史的典型文本。《胡適手稿》中包含了胡適生平的研究文字筆記如手劄、隨筆、信函、公文、注錄、校釋、日記等等，既記錄了胡適生平的研究軌跡和思想脈絡，同時也記錄了不同時期胡適與各種不同社會要人的歷史關係，因此，這部手稿就不僅具有較高的書法審美價值，也具有較高的實用價值和歷史文獻價值，它所提供給我們的是，民國不同時期的社會變遷與文化觀念變遷記錄，同時也提供給我們胡適的文人性情和書法審美觀。

　　從現有的資料看，我們很難找到有關胡適學書經歷及取法用筆的文獻記錄，但是，從其所遺留下來的書信及手稿、各種實用文書當中，我們可以看到胡適書法的審美風格及取法用筆等等。胡適書法同民國時期的學者書法一樣，具有相似的審美特徵，但各自又有著不同的取法、用筆和審美追求。胡適書法是典型的學者書法，學者書法的特徵是文雅、含蓄、雋永、流暢，無雕琢氣、造作氣、浮躁氣和江湖氣，學者書法很少注重對線條的單純錘煉，而更為重視內在的氣韻和整體的表現力。在胡適所遺留下來的書法筆跡當中，其表現形式多為信劄、小品，而很少有廳堂式巨作，也很少有用於應酬或人際交往的所謂的書法創作。從胡適手稿的筆跡上看，我們很難看出胡適書法的師承淵源和所屬流派，但是，從整體上看，胡適顯然有著較深厚的書法功底，尤其是他對魏晉小楷及唐楷的臨習功夫尤為到家，且能化之。胡適的信劄多用工整的小楷或行楷書之，其小楷線條流暢、筆墨奔放、溫文爾雅、不激不勵，深得魏晉及宋明小楷意趣，尤其能與北宋蘇軾楷書媲美，若非有對傳統的臨帖之功及多年的學識積澱，斷不可有如此之氣象。有人評價，胡適的墨蹟，舉重若輕，條理分明，不拘不泥，一筆帶過，天生是個“博士”而非“專家”。確非妄評。胡適精通各門學科，中西相容，其實他既是個專家，也是個雜家，故而其書法線條中，也體現出一種儒雅、雋秀、通靈、放達、超逸的筆墨韻致。

　　眾所周知，胡適的學術研究理路是實證派，注重對傳統文獻的考證與西方嚴密邏輯的推理論證相結合，他能把中學研究法與西學研究法很好地結合，並推崇“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理念，因而他做學問的方式是不慍不火，不疾不徐，這與其書法又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或者我們可以說，其書法的底蘊正是得益于其治學的心態及理念。胡適給人的總體印象是溫文爾雅，頗有古文士及古君子之風，而這正是其書法審美風格的最大體現。他的楷書極為工整，線條柔軟而具有彈性，既有對傳統帖學的吸收，也有對碑學的借鑒與臨習，可以知道，胡適書法的取法與其畢生致力於傳統經史文獻的考證是分不開的。他曾撰寫文字多達千萬字，而這千萬字，幾乎都是由其親筆手抄而成，從存世的《胡適手稿》遺跡可以看出，儘管胡適著述繁富，然其抄寫字跡均筆筆不苟，而且多有劃掉、刪除的痕跡存在，可見其治學態度之嚴謹。

來源：拙風文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