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後經學

絕對官僚

隋唐經學
唐代則基於取士的需要，以國家的力量來推行經學，孔穎達的五經正義是這時代的代表著作。它的編纂一方面成為士人的教科書，另一方面則象徵著政府在聖統上的合法性建立，影響了後來明代《五經大全》、《永樂大典》以及清代《四庫全書》等等政府主導下的經典編輯，這個時期的經學也進入了韓國以及日本，成為諸國所仿效的法典，日本天皇更運用經學確立了他的政治法統地位。

宋朝經學
宋代理學興起，理學家們以重新詮釋古代經典的方式，以闡發他們的主張，以《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合稱的「四書」也在這個時期，因為還原聖人思想的需要而被重新定位，成為超越五經的思想著作。

明朝經學
明代延續了宋代的理學路線，一方面政府編纂官方版經典文本，另一方面南方的經學力量逐漸抬頭，例如王陽明即是最為重要的明代理學家。明末經學家幾乎都帶有王陽明式的豪氣，紛紛組織學社，發動朝野清議、輿論、彈劾，與腐敗的政府、宦官對抗，形成激烈的流血黨爭，種下明朝滅亡的內部因子。另外一部份的明朝流亡者、海盜、商人與士人，以日本為重要根據地，進行活動，連帶將日本的經學進一步推展，例如孔子、孟子、王陽明皆被各糲與幕府所尊崇、朱舜水以《春秋》為核心的「尊王」、「攘夷」思想，影響了水戶學派的政治論調，進而在明治維新引起了重大的思想浪潮。

清朝經學
清代初期受到明朝滅亡的影響，士人開始思考王陽明路線的弊病，另一方面因為清朝皇帝實施文字獄、編纂《四庫全書》、《明史》等思想控制手段，經學中較不介入政治的的實學與考據路線，遂特別發達，尤其重視以大量的古代典籍以及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等方式來研究經書，甚至進一步考證某些經書的真偽、劃分學術流派，可以說，清代初期的經學思想是被明朝遺老們如黃宗羲、顧炎武等人所影響主導的。清末基於時代需求，主張激進改革的公羊家大盛，其中又以常州學派的康有為、梁啟超等最為有力活躍的人物。

民國的經學
到民國時代以後，由於大量的西學、政治運動取代了原來的經學思想，古代經書的權威性遂下降，經學也就逐漸式微，兩岸分立之後，中國大陸對於經學的打擊不遺餘力，特別至文化大革命期間，經學在中國大陸上更是受到毀滅與破壞，相對之下，當時的臺灣對於經典思想的保存較為完整妥善。今日，中國大陸面對西方人權思想的衝擊與改革開放的社會需求，開始重新檢視經學內容，企圖以經學立場建立足以與西方價值對抗的中國價值，併在二十一世紀初葉逐漸建立學術研究單位，這個動作引起了東亞文化圈的重視，包括日本、新加坡、越南、韓國等國，皆對此價值的建立表現了高度的興趣。臺灣方面則因政黨輪替，在去中國化以本土化的思維下，經學反而顯得低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