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的內容

絕對官僚

經學研究的工作，主要就是注疏經書。所謂「注」，就是對經書文字的意義、意義等加以解釋，但有些注因為太簡要或年代久遠，因此後人為注再作解釋，稱作「疏」。除了注疏之外，其他如「解」、「考證」、「集解」、「正義」等等，名雖不同，但作法大多類似，都是對於經書的一字一句詳加研究，希望能了解它真正要表達的意思。

經書的內容難以理解充滿爭議，但卻又是包括解釋宇宙秩序、政治、道德規範、甚至日常生活等等一切的準則以及正當性來源，所以研究經書便成為漢代以來最重要的學術活動。加上漢武帝對於經學的獎勵推行，使通曉經書的人獲得禮遇，使投入經學研究的人更多。在東漢時因此有「遺子金滿盈，不如教子一經」的說法。《漢書‧藝文志》中，五經與儒家著作仍分列在兩個類別，六朝時，逐漸產生從七部圖書到四部的過渡，到了《隋書‧經籍志》，正式把當時的學術按「群經、史學、諸子、文集」區分為四種，即以經學為首，這種分類方式，一直到清代仍為人所接受。

但是以歷史觀點來看，經學的研究是透過不可更動的文本，來闡發可以更動的註釋，註釋活動等同於士人思想的發表與闡述，考慮到經典的神聖性，便可發現政治層面的經學活動是十分複雜的。歷代政府取得「法統」之後，均希望能取得經學研究者，也就是知識份子的認同與支持，即為「聖統」，聖統的取得象徵著一個政府除了在武力上取得統治權之外、同時也在社會文化、價值認同上取得合法性。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朝，以異族的地位，要突破「華夷」的春秋思想並不容易，他們以政治力積極運作，或殺戮（如文字獄）、或籠絡（如開科取士、獎勵學術）、或詮釋（如編纂《四庫全書》、《明史》、《大義覺迷錄》）、或禁焚，以取得聖統的承認。士人要施展政治抱負，一方面要取得法統上政治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要尋求聖統上的立論依據，因此往往透過對神聖經典的詮釋活動，來影響執政者的施政思考，在「士人與國君互相影響」的前提下，經學成為重要的政治互動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