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臺灣儒教運動

絕對官僚

日本佔據時期的臺灣儒教運動是傳統文人自發捍衛中國文化和革新圖存的文化救亡運動。在儒教人士的推動下，詩社、文社、善社、鸞堂以及其他新興儒教團體紛紛成立，人們通過祭孔、宣講孔教、發行刊物及徵文，表揚忠孝節義等活動，保存和發揚中華傳統文化。

        從1895年至1945年，統治臺灣的日本殖民主義者以明治維新以來的“現代化”（西化）經驗，試圖從政治、社會和文化等全方位地將臺灣人改造成“新日本人”。然而，臺灣除了少數原住民以外，幾乎全為大陸的移民，他們保持著祖先帶來的漢文化傳統。
        面對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關閉書院、打擊私塾，並擬以“國語（日語）學校”全面取代傳統的漢語教育等壓制漢文化的措施，有良知、有勇氣的知識份子遂召集同志，結成社團，以保存漢文化與儒教思想為己任，挽救傳統漢文化的危機。
        於是，臺灣早在清代就已萌生的文社、詩社、善社與鸞堂等儒教組織，在異族統治下反而更加蓬勃興盛。

“新文化運動”影響臺灣

        日據時期，臺灣的儒教運動大約興盛於1919年至1930年間。這一時期，大量的新興儒教組織成立，相關的文化活動也很盛行。
        20世紀初，民族解放運動風潮在全世界掀起。1919年3月1日，朝鮮爆發了以獨立、民主為目標的“三．一事件”；三四月間，朝鮮爆發332次暴動以及757次示威運動。同年，中國大陸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而在此之前，高舉科學、民主大旗的“新文化運動”已在中國蓬勃展開。
        為了應對世界範圍內的民主潮流，日本政府被迫重新調整其殖民政策，實施殖民地文官總督制。1919年10月，臺灣第一位文官總督田健治郎上任，開始所謂“大正民主時期”。這期間，日本當局對臺灣政治、社會活動管制較為放鬆；同時，臺灣留日的知識青年，把大量的世界新思潮、新文化帶回臺灣，並成立各種政治、文化團體：如1921年成立“臺灣文化協會”、1927年成立“臺灣民眾黨”、1928年成立“臺灣共產黨”。他們積極鼓吹民主、自由、社會主義的新思想，包括白話文運動、男女平等、自由戀愛、新文學、新戲劇等。單說“臺灣文化協會”的演講活動，從1923年到1926年就舉行過798次，聽眾近30萬人次，聲勢十分浩大。
        在傳統儒教人士的眼中，新文化的大舉湧進，對他們所傳承的儒教文化也是巨大的威脅。正是這種文化危機感，使他們發起儒教運動，緩解“歐風美雨”的攻勢。因此，在這一個時期，既是新文化大舉湧進的時期，也是儒教運動發展的高峰時期。

抵抗殖民政權廢漢文行徑

        漢學在臺灣的逐漸衰微給儒教本身帶來巨大的壓力。日本佔據臺灣後，過去儒士通過研讀經書而科舉入仕的道路被切斷，儒教由獨尊的地位淪為百家之學，這是儒學衰弱的重要原因。
        1921年，日本據台“總督府”強行約束私塾教育，公佈“書房義塾教科書管理法”，規定各書房私塾所用的教科書需經各廳長的批准；翌年，新“臺灣教育令”頒佈，公立學校的漢文科被改為選修課，許多學校將漢文課廢除；而許多以教授漢文為主的私塾紛紛遭到取締或禁止。這是殖民地當局所採取的漸進式消除漢學教育，以消滅臺灣人的漢族意識，最終達到全面同化的目標，這意味著儒教的基礎將全面瓦解。
        為挽救漢學衰微的局勢，儒教人士試圖奮力一搏，重振家學。他們紛紛發表言論，為漢學大聲疾呼；更有大膽者直接指責總督府的漢學政策。

詩社成儒教人士寄身之所

        當時的儒教活動，依照其形式可分為“學術性”和“宗教性”兩大類。“學術性”的包括詩社、文社及二三十年間所組織的各種新興儒教團體，他們按既有的政治、社會體制與社會生活，正面傳播儒家思想學說，並得到日本殖民政府的鼓勵支持。“宗教性”的則包括善社與鸞堂，他們通過宣講勸善的形式宣傳儒家聖道，日本殖民政府對於善社多不予干涉，對鸞堂則採取壓制、禁止態度。
        然而，不論哪一種形態的儒教，其組織者大多是傳統士紳文人、私塾教師以及部分宗教人士、富商等。
        詩社原是中國傳統文人以文會友、切磋詩藝的場所。清道光年間，文教日興，加上科考出身的士紳日增，使得臺灣各地皆有詩社興起。日據時期，科舉進仕之途中斷，許多儒士紛紛設私塾以謀生；此外，他們也成立了各種詩社。據考證，整個日據時期，臺灣相繼成立的詩社多達278處。
        詩社是儒教人士最主要的寄身相濡之處。一方面詩社可為儒教人士排遣鬱悶，聯絡感情。另一方面，詩社具有保存儒學、振興儒教的意義。感受到歐風美雨侵浸的文化危機感，欲以提倡詩文來振興儒教的用心，是當時大多數詩社的共同性格，而詩社也確實發揮了傳承漢學的作用。

善社勸化人心敦勵風俗

        善社原指宣講善書的理想場所，其行為大多伴隨著各種社會和慈善事業。善社的宣講內容除了聖諭之外，更主要的是具有因果報應的善書，以期通過這種兼具故事性、趣味性和通俗性的內容來吸引民眾聽講。
        臺灣在清代便有許多善社，到了日據時期，各式各樣的善社更遍佈臺灣南北各地，如臺北的普願社，宜蘭的碧霞宮勸善局，新竹的宣講嘉堂、嘉義的寶善社、高雄的鼓善社等。善社主事者多為地方上信奉儒教的士紳文人，有許多成員還獲得過功名。他們相信通過宣講能達到勸化人心、敦勵風俗的社會效應，並達到儒教的理想境界“成鄒之風”。
        而當時一般社會輿論或有識之士也大多數對善社的宣講和功能持認可的態度，被認為是“風紀維持”的良方。
        這些儒教組織在儒教運動中的主要活動大致有：
        一是祭孔。孔子是儒家道統之源，祭祀孔子表示尊崇儒家道統，因而，在孔廟祭祀孔聖先賢是傳統士紳極為重要的宗教儀式活動。在乙未割台之際，臺灣孔廟多遭戰火波及，因此到了日據時期，地方舊儒、士紳迫切要求重建孔廟，以凝聚儒教人士的向心力，進而推展儒教文化活動。
        經儒教人士多方奔走和全力推動，1917年9月24日孔子誕辰之日，日據以後臺灣第一次正式的祭孔大典在臺北舉行，當時的文武官員、各界名流有多人到場。之後，儒教人士便經常在大稻埕蓬萊公學校及龍山寺、保安宮等舉行秋季丁祭。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祭孔原屬官方行為，而在日據時期的臺灣，卻主要由民間的儒教團體倡導，形成一種官民合作的形式。另外，由於原來只有官方才有的祭孔資格下放到了民間，使得各儒教團體能夠各自進行祭孔活動。於是，每年農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誕辰日，便成了儒教團體最忙碌的時刻。
        二是宣講孔教。日據時期，面對教育普及率不高與傳播工具有限的情況，儒教人士為使儒教觀念更有效、更普及地推廣到全社會，成立了各種孔教宣講團。他們定時在各廟宇或市區繁華、人口聚集之處進行宣講。宣講的內容多與儒家道德倫常相關，如“入孝出悌”、“忠信”、“三省”、“言不可不慎”等，也有配合時代的議題如“孔子——大維新家”、“孔子之衛生”、“孔道與近代”等，常引來數百聽眾。
        當時的宣教組織主要有臺北“孔道宣講團”、鹿港“德育會演講團”、嘉義“青年會”、宜蘭“孔道宣講團”等。其中最為活躍的是臺北“崇聖會”聯合私塾先生在1924年成立的“臺北孔道宣講團”，堪稱是當時最著名的儒教宣講組織。
　　還有就是發行刊物和徵文，表揚忠孝節義者及弘揚漢學等。

                      摘自北京《統一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