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孔：為儒教中國招魂

絕對官僚

9月28日是中國古代先賢孔子誕辰2561周年紀念日，中國各地舉行紀念活動，首都北京也舉行自1949年以來的首次祭孔大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的四名國學學者日前聯合發出倡議，希望將孔子的誕辰日，也就是每年的9月28日設定為“尊師日”。

    這一天，除了北京，天津、曲阜、烏魯木齊等大陸城市以及臺北都舉行了莊重肅穆的祭孔儀式。儒教中國網的諸多網友歡欣鼓舞，認為這代表著傳統思想文化的偉大復興。1990年代以來，民間性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逐漸興盛，這種思潮認為中國的傳統文明，雖然在19世紀中葉以後面對西方世界的堅船利炮節節敗退，但其精神層面的價值，自有其存在之意義，而在大國崛起的背景之下，傳統文化如何為軟實力缺乏所困擾的盛世中國，提供足夠的文化資源和精神價值，更是進一步促發了為傳統招魂的集體想像。這種思潮與倡導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北京共識的左翼論述形成了精神上的共振和策略上的合作。美國漢學家列文森認為在二十世紀，儒教中國只能是博物館裏的被展覽的文化碎片，而著名華人學者余英時先生曾經撰文指出，王朝體制和士紳社會崩潰後，無所依附的儒家及其士大夫，只能成為現代社會杌隉漂移的遊魂，這也正是北京大學李零教授所戲謔的惶惶不可終日的“喪家之犬”。

    如今形勢似乎在發生急劇的轉化，儒學在被唯物主義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疏離、排斥多年後，二者居然開始了蜜月之旅的跡象。和諧社會這個概念的提出，迅速地與傳統儒家的“和而不同”的理念發生對接，而面向世界的中國，在與周邊國家以及世界大國交往時，突然發現傳統儒家的論述的有效性似乎遠遠超過了具有革命性的第三世界政治經濟學的論述。在已有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民族主義、發展主義之外，傳統主義也成為論述政治合法性的強有力的資源，而這種傳統主義更是整合兩岸三地乃至世界性的華人社群的有益資源。中國社科院文史哲學部副主任李景源說，國學熱和儒學熱不僅僅是一種學術現象和文化現象，而是構成中國發展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簡直呼之欲出了。體制正在系統性地收編儒教中國的遊魂，當然這種收編自有其邏輯與法則。或許，這就是1949年後第一次在北京孔廟舉行盛大祭孔儀式的象徵性意義之一？

    綜觀大陸各地的祭孔活動，我們會發現有關傳統中國的論述都顯得過於單薄、抽象甚至支離破碎，傳統被過度簡化為文明、和諧、偉大、古老等匱乏實質性內涵的名稱。在這些既具有文化象徵意味又有政治內涵的場合，被言說的傳統居然像一條任人揉捏的空洞的死狗，無比龐大，而又無比空疏。傳統在被政治權力尊崇的同時，似乎又被漫不經心地疏忽、漠視乃至利用。顯而易見且毋庸諱言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各地對祭孔的重視，並非僅僅是因為在這樣獨特的日子，鄉愁般地憶念起了中國偉大的先人孔子，回憶起他的思想、人生與未竟的政治抱負，而往往是因為地方政府試圖通過祭孔、孔子文化節等形式來回應社會的復古思潮，來發展出一套傳統文化的地方性論述，來擴充地方城市的文化軟實力，說穿了，仍舊是孔夫子搭台，孔方兄唱戲。蘭州地方官員就很坦率地說了，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華夏文明是我們提升文化“軟實力”取之不盡的源泉。

    作為他者的臺北祭孔，饒有意義地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參照。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在參加臺北孔廟的祭孔釋典活動時指出，儒學影響深遠，而且在世界上影響越來越大，值得世人光大和引用，祭孔除了紀念孔子及其“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理念外，更重要的是要將其學說發揚光大。例如孔子曾說：“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藉以闡述從政的領導人，得自己先走正道，如此部屬便不敢走歪道、邪道，即使不下令，部屬也會依榜樣而行；反之，如果不行正道，即便下令，部屬也不會聽從，講的正是“身教”的重要性。他同時也提到，聯合國1991年通過了禁止在北太平洋使用流刺網捕魚的決議案，但早在兩千多年前，孟子就曾說過：“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可見其思想已與今人重視環保的觀念幾近相同，凸顯儒家的思想和智慧放諸四海皆准、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生命力。在祭孔儀式上，作為政治家，這樣的闡述，才能將一個有血有肉有道德操守的孔孟形象及其所代表的儒家，真正而完整地呈現在公眾面前，對於廣大的公民，也才是一種有意義的傳統的啟蒙教育，反觀大陸各地官員的祭孔話語，則大部分顯得空洞無物，絲毫不能激發起受眾對於傳統更深邃的探索欲望，也無法將傳統的政治思想資源與人格資源，更有效地整合到當代中國人精神生活之中。

    從根本上而言，在傳統文化這個公共議題上，臺灣與大陸的區別就在於，在臺灣，文化中國是日常性的、親切可及的，傳統生生不息於日常生活之中，傳統的家族文化、語言、禮節、節制感、人情味、社群主義、宗教等，在在都內在地構成了人們的生活世界，而在中國大陸，傳統是只有到了特殊的時間、空間，才會突然發跡似的被我們集體地想起、集體地溫存然後又集體地遺忘的物件，打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在臺灣，傳統是觸手可及溫婉可親的妻子，而在大陸，傳統是偶爾觸及高不可攀的情人。正因為前者是耳鬢廝磨的，所以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常常容光煥發細水長流，而後者是空閨獨守，青春易碎，甚至經常會冷若冰霜，拒人於千里之外，變臉得面目全非。正因為如此，這些年很多大陸學者（如蕭功秦、金觀濤等）都對傳統文化保存完好的臺灣讚譽有加。

    一個社會共同體，在面對過往的歷史時，總是避免不了選擇性的記憶與選擇性的遺忘，而這種選擇性往往與政治合法性的論述、集體的創傷性記憶存在隱秘的關聯。但是，集體記憶除了跟政治意識形態有關聯外，還跟社會性的自我之成長息息相關。正因為此，一個社會應當審慎地面對其傳統。而在19世紀中期以後至20世紀中國，在面對傳統中國時，總是從一個極端向另一個極端變態地搖擺，從一開始的讀書人強調的夷夏之辯，到後來將西方世界強加的文明VS野蠻的邏輯內在化，開始精神世界的集體性自我矮化，自認為東亞病夫，再到21世紀是中國文明的世紀的虛驕與自大，這種極端性的集體行為本身，就與孔子所倡導的道中庸極高明的思想南轅北轍。

    我在想在這樣的一個孔子誕辰紀念日，我們究竟應該把被政治話語省略掉的哪些儒家資源清理出來，讓它們能夠重新進入當代中國人的公共生活與私人領域之內呢？

    首先，孔子學說是具有強烈的政治內涵的，而這一點經常被我們的祭孔話語所刻意遮蔽。他所主張的是一種從道不從君的政治理想，而這種政治理想在傳統中國是由讀書人群體來承擔的。古人常說半部《論語》治天下，這也從側面說明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決不僅僅是一種儒家的道德人格理想，它同時也是一種政治理想，這種理想的核心之一是士大夫要以天下為己任，要堅持一種“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蒼生意識和民本意識，換言之，孔子所發展出的政治意識強調道統與政統的分殊，政統或者象徵政統的皇權，理應受到道統的制約與引導，事功之上更有義理，富強之外更有文明，正因為這個理由，孔子才會被稱為素王。他的王道理想雖然很難實現，但卻對霸道構成一種潛在的威懾與影響。孔子的政治設計雖然是以士大夫的精英意識為核心，但其最終落腳點卻在教化斯民和化民成俗，有一種大悲憫和哀矜之心。到了後世，孔子的政治理想可以通過相權對皇權的約束、諫官和清議對朝政的引導、書院裏的處士橫議等種種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方式來得以部分實現。他所說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對於動輒“嚴打”來治理社會的中國大陸猶有警示意義，他所說的“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強調了讀書人在治世與亂世所應該堅守的品格。而“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正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意涵一樣，凸顯了壓制輿論和民意的不可能性。傳統中國讀書人在實現一個“有道世界”的目標時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宋儒朱熹等人那樣的“得君行道”，期待與明君合作治理天下，而另一種路徑則是王陽明所推崇的“覺民行道”，走面向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流的下層啟蒙道路。不管哪樣一種道路，讀書人都不是將自己定位為權勢的傳聲筒與應聲蟲，而是權勢的引導者和批評者角色。

    其次，孔子學說裏說得最多的是讀書做人的道理，他所念茲在茲的是如何將學生培養成“溫良恭儉讓”的謙謙君子。君子成為儒家文化裏的一種理想型的人格，君子喻于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等等，都在強調作為讀書人的君子應該與普羅大眾有著不一樣的人格操守。這種人格操守除了體現在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蒼生意識和政治責任外，還體現在其精神生活之中，尤其表現在對於財富的淡泊態度上。所謂“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未足與議也”、“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等都在說明在富貴與貧賤的社會區隔之上，更有一套超越世俗的人格理想標準，這種人格更注重人的內心世界的拓展與心靈生命的滋養，更注重精神生活的意義與價值，對於現世財富（尤其是來源不道德的或不合法的）有著一種疏離感甚至鄙薄心。君子更在意的是“道”，憂道不憂貧是其精神特徵。孔子在這方面闡發的精義，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歷經千萬祀而不滅，共三光而永光。這些資源都可以創造性地轉化為當代中國人追求一個更加正義、自由和公道的平等社會的精神動力。

    筆者大學時代因為偶然的機緣，可以經常與一幫朋友親炙長沙嶽麓書院的一草一木，碑刻楹聯，在日常的親近之中，雖然對於儒家義理並無太深切的知曉與理解，但因為日復一日接近這些儒家的器物與教訓，潛移默化之中似乎也感受到了傳統的精神魅力。比如書院一副對聯中的一段話：“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對我們這些年少輕狂者就影響至深至遠。對傳統文化的溫情與敬意，對精神生活的在意、對公共生活的責任意識等等都是在這種不經意的機緣之中習得。遺憾的是，中國的傳統文化所居留的空間，如今往往需要支付高昂的門票才能親近，它不再是日常的，而成為節日性的或假日性的奢侈享受，傳統被綁架在博物館裏供人憑弔與玩味，這正是傳統儒家文化最大的悲哀。而對照兩岸的祭孔儀式亦可見這種差別。法新社說，北京孔廟舉行的兩岸師生聯合祭孔大典保安森嚴，只對媒體開放，卻禁止公眾參與。而臺北孔廟的祭孔釋奠典禮結束後，孔廟準備了2560個壽桃、智慧糕及智慧毛筆，發送給民眾。 對岸的孔子是舊時王謝堂前燕，早已飛入尋常百姓家，而此岸的孔子則仍舊仿佛是“翩然一隻雲中雀，飛來飛去宰相家”式的不可親近。

    旅美學者林同奇教授在追述儒家傳統對其家族影響的《林氏家風》一文裏說，在前現代的中國，“讀書”和“做人”基本上是同一件事。“讀書”是指“讀中國經典、詩詞和作文”，特別是指讀《論語》和《孟子》。而這些經典著作所教的，主要是如何成為“君子”。因此，“讀書”本身也就是指學習成為一個真正的人。“讀書”和“做人”實際上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即所謂“讀書明理”。然而，作為現代化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現代的專業化進程則把兩者完全區隔開來。道德訓練或曰性格塑造（即“做人”）與獲得專業知識（即“讀書”）完全分離。這種分離的可怕後果生動地體現在今天我們所面臨的日益加深的道德/精神危機。
    如何面對這個時代的道德/精神危機？孔子的政治思想資源與道德資源，如何生生不息地構成我們的精神世界以抵抗彌漫性的虛無主義、物質主義與犬儒主義，從而演化成有著公共精神、敢於承擔政治責任的現代積極公民的人格內涵之部分？如何從臺灣的文化保存經驗汲取更多的智慧與資源來重建我們的精神生活與文化世界？也許這才是我們在孔子誕辰日這個特殊的日子裏需要反復思索的議題。      

文章來源：本文轉自本文刪節版刊於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