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化的民主

絕對官僚

作者簡介：貝淡寧（Daniel A. Bell）清華大學（北京）政治哲學教授，著有《中國新儒家：變革社會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其中文版即將由上海三聯出版社出版。

40年前在北京，說孔子的好話簡直等於自殺。孔子是敵人，是反動派，所有中國人都得到鼓勵要與他做鬥爭。在報導褻瀆曲阜孔墓的革命活動的報紙頭版上刊登有毛主席本人的照片，筆者供職的清華大學曾經是極左派的中心。 日月穿梭，滄海桑田。如今，中國共產黨批准了由英俊的大明星周潤發主演的電影《孔子》。孔子被刻畫成驍勇善戰的軍事將領，具有人文關懷和進步思想的老師，對美人懷有柔情的人。這能說明中國怎樣的政治未來呢？《孔子》的票房收入並不盡如人意，這使許多人覺得儒家復興可能與文革期間的批孔運動一樣會曇花一現。 不過，它也許只是一部糟糕的電影而已。《孔子》遭遇死亡之吻只是不幸正好和重磅炸彈《阿凡達》撞車了。支持孔子被看作反對來自外太空的英勇的藍色精靈，但從長遠看，儒家復興論者或許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邊。

在文革期間，孔子往往被當作攻擊政治敵人的標籤。今天，儒家則具有了增強政治合法性的功能，有助於提供中國政治統治的道德基礎。共產主義已經失去了激勵中國人的能力，越來越多的人承認，其他替代性方案需要至少部分建立在中國自己的傳統基礎上。作為中國主導性的政治傳統的儒家顯然是一個選擇。

中國共產黨還沒有貼上中國儒家黨的標籤，但已經更接近於正式擁抱儒家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突出顯示了儒家主題，在開幕式上引用《論語》，淡化中國的共產主義實驗。上海新建的中共幹部學院的領導驕傲地告訴參觀者，其主樓就是根據儒家學者的書桌而設計的。在海外，政府通過開辦孔子學院推廣儒家思想，這種學院類似於法語聯盟（the Alliance Française），是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的中心。

當然，也有抗拒的力量。仍然受到毛主義影響、厭惡傳統的老幹部譴責在嚴格的馬克思主義框架之外推廣意識形態的努力。但四五十歲的年輕幹部支持這種努力，時間顯然站在他們一邊。人們很容易忘記7800萬以上黨員的中共是個龐大和多樣化的組織。該党本身正越來越強調賢能政治，鼓勵優秀學生入黨，越來越多地重用受到良好教育的幹部。這些人可能產生對儒家價值觀的更多同情。

但是，儒家的復興不僅僅是政府資助的結果，相反，政府對儒家復興可能失控的發展也作出了反應。學術界和類似于公民社會的中國機構也表現出對儒家復興的興趣，不過這種興趣部分是出於對道德規範的擔憂。全國各地有數千個教育實驗來推動向小孩子講授儒家經典。這種做法的前提是認定人文學科的良好訓練能改善學生的美德。引起更大爭議的是，儒家思想家提出旨在將中國政治體制人道化的憲法改革建議，在中國大陸公開討論此類問題實在過於敏感了。

越來越艱巨的鬥爭

但問題不僅僅在於中國政府。說服西方國家的人接受儒家能夠為中國提供一條通向仁愛和進步的政治改革道路變得很困難。為什麼儒家的復興令西方人感到擔憂呢？其中一個原因是自戀。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國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忙於徹底批判自己的傳統，向西方尋求靈感。這對西方人是一種恭維，瞧，他們想成為像我們這樣的人，但當中國人對自己的傳統感到自豪，從中思考社會和政治改革時，這些人就沒有那麼多同情了。更多的理解和開放態度或許能解決這個問題。

另一個原因是儒家復興被看作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及其反西方傾向有關。同時進入腦海裏的或許還有思想狹隘、缺乏寬容的基督教“基要主義”。但中國的儒家復興與自由社會方式並不對立（除了主要從社會關係之外追求好生活的極端個人主義生活方式外）。儒家確實提供了西方政治模式之外的另一個選擇，這或許是主要的擔憂。不過，這種擔憂來自誠實的錯誤：對西方民主支持的減少意味著對專制支持的增加。在中國，用民主和專制的術語包裝辯論排除了吸引儒家政治改革者的可能性。

儒家改革者普遍支持擴大中國的言論自由。他們質疑的不過是西方競爭性選舉國家最有權力領導人的那種民主形式。非常清楚的是“一人一票”的平等終止於政治共同體的邊界，邊界之外的人則被忽略。民選政治領袖的全國焦點已經被確定：那就是要服務于選民群體。即使運行良好的民主國家也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國民利益上而忽略外國人的利益。但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的政治領袖所做出的決策可能影響到世界其他地方（如全球氣候變暖），所以需要考慮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的利益。

因此改革派儒家提出了比西方式民主更好的政治理想，保障受政府政策影響的所有人的利益，包括子孫後代和外國人在內。他們的理想不是一個人人平等的世界而是非選民利益得到比多數以民族為中心的民主國家更嚴肅對待的世界。實現全球政治理想的一個關鍵價值觀是賢能政治，意思是教育和管理的機會平等，領導崗位被分配給社會中最具有美德和最稱職的成員。其思想觀念是人人都有成為道德君子的潛力，但在現實中，做出能幹的、道德上可辯護的政治判斷的能力因人而異。政治體制的重要任務是辨認出那些能力超出平常人的人。

實踐中的儒家價值

這種價值在實踐中意味著什麼呢？過去10年，儒家知識份子已經提出了一些旨在把西方民主思想和儒家賢能政治思想結合起來的政治建議。不是讓儒家價值和機構屈服於先驗真理的民主，而是包含了勞動分工，即民主在某些領域佔優勢，而賢能政治在另一些領域佔優勢。如果是中國農村的土地糾紛，農民應該有更大發言權。如果是工資和安全糾紛，工人應有更大發言權。實際上，這意味著更大的言論和結社自由，在民主機構中有更多工人和農民代表。

但是，外交政策或環境保護問題該怎麼辦呢？政府在這些領域的決策會影響到非選民的利益，他們的利益也需要有代表。因此，儒家思想家提出了賢士院的建議，那裏的代表是通過自由、公平的競爭性考試選拔出來的。這些代表被賦予代表非選民利益的任務，因為民選決策者往往忽略非選民的利益。

明確反對考試是因為考試不能檢驗出孔子關心的種種美德：靈敏性、謙遜、仁愛、等，從理想上看，這些也是現代世界政治決策者的品格。考試確實不能完美的檢測出這些美德，但是問題在於這些考試選拔出來的代表可能比民主選舉出來的代表更有美德。

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一點。布萊恩•卡普蘭（Bryan Caplan）根據大量實證調查撰寫的著作《理性選民的神話：為什麼民主挑選糟糕的政策？》顯示選民往往是非理性的，他建議舉行選民能力考試作為糾正措施。選拔性考試將檢測基本的經濟政策（國際關係的知識），同時包括儒家經典，不僅考察記憶而且考察解釋。著名的儒家政治思想家蔣慶認為這種考試可以為後來的政治行動確立道德框架和辭彙，合格的候選者還需要通過在實踐中的表現進行評估。

牽強附會嗎？這種設想並不比假設中國向西方自由民主轉型更牽強（因為兩者都假定一個更開放的社會）。它回答了對民主轉型的主要擔憂：導致短期行為、過分的民族主義政策決策等。這也是我們應該用什麼標準評價中國政治進步的問題。從政治上說，大部分人認為中國應該更像西方。但也許有一天，我們希望西方更像中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