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宗教

絕對官僚

學術界前些時候有過一次關於儒學是否是宗教的大辯論。辯論中部分學者明確提出儒學是一種宗教，主要理由是：中國人幾千年來對儒學經典與儒家聖賢寄存著明顯類似於宗教信仰的情感；儒教就其外在形式與社會功用來說，也與宗教相似或相當，理應稱之為宗教。至少在某些學者那裏，有所謂的“以西律中”的傾向，尋求與西方文化看齊。西方有神靈崇拜，中國也有；西方有終極關懷，東方人也不例外。另有一些學者，顯然試圖在否定宗教，給儒學貼上宗教的標籤可能另有深意。堅持儒學不是宗教的學者，文章的字裏行間中常看到一種情感的流露，或試圖從某種勢力的陰影中奮力掙脫出來，並找回自己本應擁有的東西。他們注意到儒家文化獨特的人文色彩與道德取向，這些生活要素必定離超自然的神靈世界相對遙遠。傳統文化在他們心目中是獨立於西方範疇的，他們要找的或許是民族文化的那份自信心。在這次尚未有定論的研討中，一個最熟悉的思路就是在否定儒學宗教性的同時也在否定著宗教。如此看來，辯論實際上關係到兩個大的問題——“儒家文化是什麼”和“宗教是什麼”。

無論儒學是不是宗教，評定的尺度實則只有一個，這就是西方宗教學的概念。是宗教，因為儒學具有某些與之符合或相類似的東西；不是宗教，是因為舉出了與之相左的證據。是與不是最後還是離不開西方強勢文化的藩籬。真有一種天生正確的概念可以高傲地評判其他傳統是對是錯，有價值還是無價值，別人卻無權來評價它？現在看來，現實確是如此，但歷史卻不是這樣的。許多古老而偉大的文化傳統，如古印度文化、古埃及文化、中國文化，他們都曾各自擁有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特定空間，彼此相對獨立並按照自身的法則發展著，其價值本身無需外人來評判。在未來全球化生存中，人類必需共同遵循平等交流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以及多元和同的精神空間，這與西方中心論並不吻合。過去與未來，人類文化都應是多元並存互為映襯的，為什麼現時當中卻不是這樣呢？

人類文明的發展有著一個潛在的週期，東西方文化的興盛是交替出現的。宏觀上同步發展的技術理性和倫理精神在不同歷史階段中常會表現為交替前進。東西方文化有著不同的特性，西方社會在對客觀世界的探索活動中更富有活力，對人類物質文明作出了更為巨大的貢獻。但是物極必反，步入現代社會之後，“工具理性”逐漸失去了市場。人類在尋求更完美的生活時發現物欲畢竟代替不了道德與秩序，當社會在呼喚和諧與優雅的時候，人們就開始把目光投向了東方，開始由崇拜西方工業文明轉而讚賞東亞文化的道德與溫情。

科技革命給社會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人類的發展並未就此止步。物質條件的充實為下一輪精神世界的提升創造了條件。今日世界已處於資本全球化時代，這只是一個開端，全球經濟資源的優化組合也是在為全球文化以及全球倫理的展開夯實基礎。知識經濟的到來確立了精神財富在未來社會中的主導地位，與之相適應的是對人自身價值的回歸；對社會良知、倫理道德的崇尚不久就會超越對物質技術的崇拜、對金錢的追求，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首要動力，東方人文傳統將成為首選。到那時候，人們就不會再問“儒學是不是宗教”這類問題了，即使要問也會換另一種方式，比如：“宗教是否符合和諧價值”、“科技理性能否被倫理德所整合”等。

“儒教是不是宗教”是從西方文化的角度來評判的，問“宗教是否契合於儒家精神”將是立足于東方文化的視角，世界能否找到一個統一的準則來平息這種各自為政呢。今天的世界更需要一個“全球倫理”來應對即將到來的文化全球化的浪潮，就象《世界貿易公約》的作用一樣，讓不同形態的文化在一個和同互動的框架中都能得到應有的發言權，用豐富多彩的多元性、有序性的世界文化來為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指明方向。

人類文化傳統的形式遠比西方中心論者眼中的概念要豐富的多。信仰也是多元形態的，有供人膜拜的超世俗的神靈，就會有融在生活當中的倫常至理；有依靠強力維持著的國家認同，也有靠親情維繫著的社會體制。信仰可以是入世的，也可以是出世的；可以是“時中”的，也可以是恒久不變的。為什麼非要用特殊去限定普通？答案就是那個行將就木的“西方中心論”在作怪。這種意識出自于某些中國人的思維則更加令人深思。一些東方人極力去維護一個曾經侵害過自己，現在正走向衰亡的價值觀，個中原由著實令人費解。或許像是得了軟骨症卻因懼怕失去他人的扶持與施捨而不願去“補鈣”。果真如此，只會讓人樂得少去一個競爭對手而多出一個用來炫耀仁慈的高級寵物。

文化的自信只能靠自身的奮鬥而不是靠他人的施惠得來，中國文化的座標只有到人類文化大系中去尋找。不同的民族文化都有自己賴以傳承的“教義”，這種被系統化、符號化，起著教育與教化功能主流文化形態通常被稱之為“教”。它可以傳續民族的核心價值，明確社會角色的權力與責任，告訴每一個成員“我是誰”，我應該相信什麼、怎樣去做。它用一整套可重複施用的程式來保證自己不被其他文化所取代，並且按照自己的方式與其他民族及文化保持必要的關係。不同民族都各自配備著專門履行這一職責的組織和相關人員，專門制定有選拔培養的方法。在文化的傳承中，人的作用是第一位的，其中最關鍵的就是要培養出足夠數量的專業教職人員。這一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維繫人類文明傳統、傳播文化知識的作用。文化與“教”是分不開的，有多少種文化就會有多少種教義與教規。人類的文化傳統如此豐富，怎能以一個“宗教”簡單概括之。

世界上的“教”可分為幾大類型，其劃分也可對應于文化圈的劃分。儒教相應于中華文化圈，西方宗教對應于歐美文化圈，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屬於西亞文化圈。三大教統各有特色。西方宗教始終伴隨著嚴酷的社會競爭，教義中需要一位元慈愛的“救世主”去撫慰那些受傷的心靈。他必需滿足人們對愛的渴望，賜予他們“終極關懷”，所以西方的神靈是一個慈愛的人的形象（背後卻儲備著強大的原始暴力）。中國是一個親情倫理主導著的國度，沉浸在家族情感中的人們需要來自自然神靈的啟迪，文化中必需客觀事物的力量，例如對泰山的崇拜。天地山川、風雨雷電、日月星辰……大自然是中國人崇拜的神靈。儒教的“天”高高在上，掌管一切，同時也代表著偉大的人格力量。西亞文化則是宗族勢力與自然崇拜相參並重的文化，其教義自然是兩者的複合體，教主即是一位先知又是一位君主，可以同時擁有超世俗的神秘力量和世俗的政治勢力。

所有教義中都包含著人對神靈等超自然事物的崇拜。作為一種神秘現象，神鬼崇拜由來已久，要深入研究這一社會文化，展示這一心理機制的構成，就要從人類科學角度出發，回到社會的起點，從原始崇拜、原始宗教發生發展的足跡中去尋找這類事物產生的內在機理，才能摸清其規律。

現代人文科學認為，造神運動出現在原始社會初期。當時的社會由於生產力極其落後，部族成員的整體生存時刻面臨著外部環境的嚴酷考驗。週期性環境變化造成的生活資料缺乏往往嚴重威脅到人類群落。迫不得已在危機應對中一些老弱成員只好放棄生存權，以部分的犧牲換得整體的保全。難關度過之後，青年人會取代他們的位置，成為群落的新主人，擔當起先輩們的職責，此後還會有新的危機發生。新的災難來臨之時他們又會象前人那樣讓位給自己的後代，完成生命的迴圈，艱辛悲壯但卻充滿了希望。取代長者們的位置，獲得優先生存權是每一個青年人的“成年聖禮”，然而伴隨著社會的發展，生存能力在逐步提高，人類的生存條件在不斷改善，這種社會行為漸漸地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和施用的機會。長老們有理由拒絕退出群落，他們憑藉著豐富的生存經驗和已有的威信與年輕人的莽撞活力進行競爭，逐漸重新獲奪回了群落主導權，進而開始懲罰那些青年人的“無禮冒犯”。面對長者們的壓制和責罰，充滿青春躁動的新生代們倍感壓抑與彷徨，他們感到委屈與無助，開始留戀起兒時曾經擁有過的寬容與慈愛，夢想著回到童年，以此來逃避現實中的苦腦。當心理年齡退回到青春期之前，行為也會相應地抑制、收斂，象一個大孩子一樣溫順甚至會有些幼稚，這就是“人格退縮”現象。

青春期的躁動和“造反”行為是生命的必然過程，而長輩們的管束或責罰更是一種“壞事”，從健康成長方面看會使青少年變得“懂事”、有教養、懂禮貌、守秩序、使人成熟起來，至少成年後不會去肆意地“打砸搶”，但是在“度”上如果掌握不好則會壓制人應有的創造力。過與不及的教導以及傳統教義被破壞等情況下出現的文化約束力喪失所造成的放任都是應盡力避免的。凡是歷史悠久的文化傳統對於這個“度”都是能夠較好把握，否則這種文化體系連同其民族一起遲早會被淘汰。這就是傳統教化的價值所在，可以對她進行時代的完善但不能放棄，一旦放棄這種必要的束縛，正常的社會生活就會出現混亂，人性中的醜惡爆發出來將摧毀一切，即便是善的意願也很可能得到惡的結果。期盼用某種新興的、外來的觀念來機械地取代久遠的傳統是無知與危險的。當有人自稱已經通曉一切、“絕對正確”，用各種許諾勸說人放棄傳統時，則更不要相信他。因為世間從來沒有所謂的“絕對正確”，正確只是相對的，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生存法則。喪失固有文化的危害實在是太嚴重了，一個沒有文化和教養的社會將是什麼樣子的？沒有傳統就沒有真正的文明，沒有歷史就不會未來。

來自長輩和社會觀念的約束是青年人成長的催化劑，壓抑是一種必要的“痛”，退縮只是暫時的，是在積蓄力量。被壓抑的本能衝動在大腦內部的活動中被轉化為了夢幻與想像，幻想中的世界成了逃避痛苦的避難所。但幻想畢竟是幻想，要生存最終還是要回到現實中來，回到社會與家庭中來。因此，他們迫切需要一種能夠化解矛盾，減輕這種痛苦的更有效的方法。在現實與夢幻的選擇中，古人創造性地把兩者結合在了一起，將現實與幻想相互揉合、調製，塑造出一個半夢半真，兼有真實與虛幻兩種性質，自然界中從未存在過的事物－－神!

神靈就這樣誕生了。它既有現實生活中族長們的威嚴和力量，又有夢幻中 兒時父母的寬容與慈愛，既能引導他們應對現實生活，又能安撫年輕脆弱的心靈。青年人要依靠它來調和現實世界與內心希望之間的矛盾，這可以稱得上是一舉兩得的創舉，它是人類智慧之果!

有了神，也就有了對神靈的崇拜。隨著人類生存質量的不斷提高，人在基本的生命延續之上又產生了許多新的需求，神靈的面孔也在不斷翻新。先是因物質生活的豐富而相繼出現了火神、酒神、五穀神，以及與其相應的原始多神教，隨後又產生了表現精神力量的“一神教”，民族生活的環境不同，神的面貌也不同，民族的喜好不同神的性格也不同，神是人創造的，神也在改變著人與社會。

宗教文化充分利用了人類對神靈的崇拜和畏懼心理來為自己服務。神同時也有人性化的一面，以東方儒教為代表的“人文宗教”、“道德教義”則是依靠著家族內自然的親情為黏合劑組織起自己的文化信仰體系。儒家崇拜親情、弘揚道德，但提倡不迷信神靈，屈從教義。人文宗教的特點是崇拜聖人，崇拜英雄，崇拜忠義之士，崇拜正義與公理，不畏懼怪力亂神。東方倚重著神靈仁慈的一面；西方人固守著神靈嚴厲的一面，這就是儒教與基督教等西方宗教的不同之處。儒教可以被稱為“教”但不是西方所謂的“宗教”，儒教對天地聖賢的“敬”是植根於“愛”的倫理情感基礎上的，西方宗教對神的畏懼基於生存暴力之上，但是它們都應被稱為“教”，是同樣偉大的文化與教義。

在觀察宗教文化現象時會發現，無論何種類型的教，在其教義中都可能找到一種高高在上的“教條”。教條並不一定是具體的教規，有時也是無形的，是一種潛在的力量，人們卻能隨時而真切地感覺到它的存在。在每一種教條的背後，都有一種強大的力量在支撐著它 ，使其總是給人一種保守的、沉悶的、無從躲避的感覺，強迫著信眾們去遵從它。要抗拒它則需要具備很大的勇氣，通常要去冒身敗名裂的危險。因此它很容易成為某些人賴以施展權威的藉口。但是這種帶有強制味道的教條並非不可或缺地全程陪伴著每一種教義，至少在儒教歷史上就很少看到它的影子。

為什麼一想起“教條”，人們總會聯想起一種肅然而無法躲避的力量呢？它實質上是由兩種不同發展階段的民族勢力在同一教統中相遇的結果。其中優先發展起來的是教義的初創者，另一股力量來自相對落後的族群，這是古代社會民族間相互融合的結果。例如：西方基督教的壯大，其中的某些內容就有賴於當時歐洲北方“野蠻”民族對古羅馬帝國的侵入。在入侵過程中，這些遊牧民族學會了聯合當時備受羅馬統治者迫害的基督教徒，他們共同趕走了帝國的舊貴族，奪取了他們的財富與土地。這種聯合首先是入侵者承認現有的教義，以此博得廣大基督徒的信任，他們自願充當內應，拒絕參與抵抗，輕易地瓦解了羅馬的戰鬥力，外族進入之後，再以此為條件組成同盟共用權力。中世紀的歐洲人受到來自兩種勢力的壓迫：一是世俗的貴族、君主；另外則是教會，他們共同把持著國家權力。世俗的入侵者以信奉教義為交換得到教會支持後又反過來用教義去壓制那些普通教徒與民眾的不滿與抗爭，教會也從中分得一杯羹。這種由舊文化勢力塑造由新勢力維持，代表他們的共同利益去壓制不同聲音的教規被稱為“教條”。它是早熟文化中的某種勢力與野蠻入侵者之間建立的盟約。所以處處表現出狹隘與蠻橫，保守與暴戾。有了教條，變了質的教義得到了新統治者的利用和大力扶持。這種外部落後的世俗政治力量所附加在文化中的保守愚昧和教義中固有的蒙昧意識是啟蒙運動真正要對付的敵人。教條維護者雙方位置可以互換，也有外來的教義與民族固有野蠻勢力共同打造的教條。如果這個外來的學說起初並不是僵化的，那麼引入者就必須事先對其進行一些必要的“加工”。

“文藝復興”是真正的文化人（包括舊貴族的後代們）對這些曾經奪走他們財富和文化生命力的入侵者的清算。只有通過剔除這種保守與專制的教條才能實現自身固有文化精神的復蘇。剔除了教條而保留了真正的教義。所以啟蒙運動之後，基督教在西方非但沒有消失，反而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局面。

同樣是教育與教化的體系，中國的儒教文化則有所不同，古代中國並沒有出現過單純靠暴力維持的足夠強大的統治集團，以及長期反抗貴族皇權的文化人階層。被稱為“士人”的知識份子們因為社會的包容性，能夠有條件地參與政治事務。包容的民族心態使儒教在被“獨尊”時也一直保持“學派”的定位。但在清代卻出現了一次例外。滿清統治者在中華大地上演繹了一幕類似於西方遊牧民族對羅馬帝國入侵的統治過程，對儒學的教條化就是其中的一部重頭戲，壓抑思想與屈辱諂媚成為一種“美德”。我們不妨瞭解一下臭名昭著的“文字獄”，很容易找到那種教條化了的野蠻與卑劣。

滿清入主中原後非常推崇儒學，乾隆曾八次到曲阜朝聖，對儒學與孔子的禮遇可謂無以復加。但這種崇尚明顯是別有用心的，目的並不是真正發揚儒家和諧精神，而是為了漢族腐朽文人勢力的同流合污，在虛偽的禮拜和頌歌聲中儒學變成僵化的教條。這一過程也是中華文化由開拓發展轉為保守倒退，國勢由興盛趨向衰落的重要原因，最後竟由世界第一強國淪為西方小國的殖民地。

滿清貴族為什麼不與中原文化真正融合呢？因為單憑其自身力量尚不能全面掌握控制權。在中原戰亂之時乘虛而入，要以數量有限的武力控制中國，必須拉攏漢族自身的勢力，主要是一些沒落文人。兩股力量糾結在一起，才能對中國施以二百六十年暗無天日的統治。作為社會主導思想的儒學被教條化，社會發展必然出現嚴重的倒退。東方文明遭到摧殘，致使東西方發展失衡，間接助長了西歐殖民者在全球的肆意橫行，東方文明在總體上喪失了制衡西方的力量，這給人類的發展帶來了無可挽回的損失。

傳統教義維繫著文化與文明的傳承，維護著社會的穩定，而教條卻阻礙著人類社會前進的步伐。西方的教條把歐洲帶入了中世紀的黑暗，是啟蒙思想的光輝使之重現了往日的輝煌。東方儒教的教條把中國帶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是辛亥革命驅走了國人心頭的陰雲。就象基督信仰並未因啟蒙運動和科學精神的發展而消失一樣，儒學也不會因辛亥的火焰而沉寂。相反，正因吞服了這一劑苦口良藥，中國人才會發奮而起，儒家文化的真精神真活力得以重現。“和諧社會”促動了新儒學的全面崛起，把沒落偽善的勢力，把假的東西一一映照出來，神州大地得以重起風雷。

中世紀的西方宗教最大限度地利用著人們對神靈的畏懼心，教條與迷信是不可避免的。用迷信來加強信仰，用信仰去庇護迷信，傳教士會有意識地宣揚對神的畏懼以從中謀利。在迷信盛行的年代，神聖的教堂變成藏汙納垢之所。從事宗教活動往往並非富有愛心的教士，而是一些貪婪的偽君子，他們與沒落的政治勢力勾結在一起，製造了歐洲中世紀的苦難。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曾經吞噬十幾萬鮮活的生命，教廷成為科學發展難以逾越的障礙，人類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近代工業革命的汽笛聲中，西方文化才得以擺脫教條與迷信的糾纏。西方新教傳統表現出對社會人生的真切關懷，開始了理性精神的傳播。包括宗教文化在內的西方文明得到復興走向世界的時代，也正是西方社會以其強大的工業經濟雄踞全球的時代。真正的傳統文化得到弘揚，教條消除是社會走向繁榮的重要條件。

沒落與偽善總是與迷信和教條糾集在一起，它們的結合會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災難。中國清代的假禮教與西方中世紀的神學一樣，都是為偽君子服務的，擁有了它，那些落魄卑陋的人格會變得無所不能，指鹿為馬、顛倒黑白、壓制良知，象野獸一樣去吃人，把家園變成人間地獄。真正的文化人需要與之作不懈的鬥爭，這成為了正義之士、仁人志士們的職責，不僅要橫眉冷對，必要時還應揚眉拔劍。

世事總是難料，剛剛告別了中世紀的黑暗，人類又遭遇了邪教的陰魂。魔鬼披上科學的外衣招搖過市，儼然一副救世主的模樣。邪教的破壞性非常巨大，集體自殺或自焚、殘殺親友、販毒、擾亂治安，無所不為。面對世界上形形色色的邪教毒瘤，人們不禁會問：在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幾個騙子憑著裝神弄鬼的拙劣把戲，怎會給社會造成如此的危害？當乘坐太空船遨遊太空已經成為時尚旅遊的時代，為什麼還會有人去聽信那些荒謬至極的歪理邪說，害人害已，不惜用寶貴生命去編織白日一夢。

無論邪教如何偽裝，總離不了“鬼神崇拜”這套伎倆。只要揭開鬼神崇拜的神秘面紗，騙術不攻自破。邪教善於盜用宗教之名欺騙眾人，源於人類潛意識中普遍存在的崇拜情結。當這一心理機制被欺騙性地啟動之後，人會情不自禁地被一些“神秘”力量所誘控，下意識地被其驅使，被迫做出一些違背常理的事情來，嚴重的會完全喪失自製能力，傷人毀物、破壞家庭、危害社會。

時至今日，西方學術界還沒有一個能被普遍接受的理論來解釋這一社會現象。我國學者這方面研究起步較晚，面對近些年邪教給社會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一些有識之士正在不懈努力，力求有一個質的突破。西方歷史長期處在神權的統冶之下，至今仍然談鬼色變，在這一領域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中國傳統一直以倫理道德為重的，推崇“寧拆十座廟不破一次婚”的重親情重倫理的觀念，是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吸收優秀的傳統文化，充分運用現代科學成就，可以很好地解決這一課題。

宗教與宗教情感是生存條件與社會發展相互制約的結果，也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生產水平與社會需求相矛盾的產物，是普遍存在的現象。邪教與宗教有著本質的區別，邪教是個別人的邪惡欲望與社會大眾利益相矛盾的產物。比如說，常人要勤勞致富，珍惜自己的合法所得，有些人卻要不勞而獲，侵奪他人的果實，這勢必為社會所不容。一些非常有“頭腦”騙子於是模仿宗教形式，盜用教徒名義來坑騙，用宗教做偽裝以逃避懲罰，有很大的隱蔽性和欺騙性，逐漸形成邪教。邪教的特點是隨著物質生活的豐富而呈現氾濫之勢，因為物質的豐富助長了貪婪與淫欲的孳生蔓延，對經濟生活的過分注重又淡化了對社會公德的培養與法規的施行，從而為邪教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美國，各種名目的邪教組織有幾千個之多，有的從事淫亂、吸毒販毒、謀求權力崇拜、騙取錢財，甚者五毒俱全無所不為。

邪教的危險性就在於它巧妙地利用宗教情節，從而能輕易地誘騙無辜，一但墜入其中就會被其牢牢地控制住，不但傷害了自己和家庭而且還被操縱危害社會。邪教首先引導人進入“盲崇”狀態。其特徵就是使人身心介於幻想與現實狀態之間：說是做夢，可知覺卻是真實的；說是清醒，但思維卻被幻象所控制。製造出這種半夢半醒、有虛有實的氣氛用來宣傳邪說，很容易麻醉人。全都是夢話或過於真實都不能奏效。把虛幻現象與真實事物扯在一起，或將現實事件用歪理去加以解釋，就能很快激發常人的迷信盲崇心態。然後進一步地誘導，控制其思維，將其“洗腦”，直至最後“叫他幹什麼就會去幹什麼”。比如某大師所說的：“我是玉皇大帝轉世”，這個“我”是卻有其人，就站在受害人面前，而“玉皇大帝轉世”則是子虛烏有。這就是“一實一虛”。可不要小看這樣一句話，它足以擾亂人的正常思維，迷惑人心，使人慢慢地進入迷幻，意志力弱的人只要聽到或讀到這些語句，很快會進入癡迷狀態，失去判斷力。在騙子們的每一句話中，仔細分辨都能發現這一“技巧”。還要使用悲憫的語氣，裝出一副施捨救世之態，馬上會抓住很多人的心，激起崇拜和依附感，促發人的依賴與盲從本能。再以美好的願望喚起人的妄想，用威脅恐嚇引發恐懼感，使之疲憊不堪惶惶不可終日，最後只好跪倒在“救世主”的腳下。

以神自居、大言不慚地吹噓，越是法力無邊、無所不能，人就會越相信他、依賴他，直到中毒漸深，完全失去了辨晰是非的能力。一旦“大師”威脅要收回他的法力，癡迷者便極端恐懼，會毫不猶豫地現身“護法”，傾盡錢財以求得到的庇護，甚至自殺、自殘。

只憑一張嘴還嫌不夠，大多數邪教都會利用某種具體的東西來直接矇騙信徙。如毒品麻醉、練功驅病等，以使信徒通過直感快速信服。以假氣功治病就是常用的例子。氣功是我國傳統的健身方法，傳統功法經過千百年的實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套路，如果斷章取義地練習就會出現負面效果。某些人正是要利用了這一負面效果，錯誤的引導就使人氣血充盈，初時感到興奮有力，像是病好了一大半，時間一長就會導致欲望膨脹，致使情緒激躁難以發洩，正常的生活秩序仿佛已變成了一副沉重的枷鎖，產生出極大的心理矛盾，身心異常苦悶，不得不全心求助於他人，於是越陷越深，惡性循環，欲罷不能，終釀悲劇。　　

人的社會行為首先在家庭環境中被培養起來，自我意識和道德觀念在家庭的引導和約束下的成長過程是一種動態的平衡。當人墜入邪教，貪欲被變相地激發和縱容時，這種平衡被破壞，社會公德的約束力就會突現出來，矛盾在暗中積累，一觸即發。親人就變成了防礙修練的“魔”。失去心智時，家庭成員經常首當其衝，成為傷害的目標，有多少個邪教癡迷者就會有多少個流淚的家庭。

隨著物質生活的不斷豐富，邪教也呈現頻發之勢，同時，科學知識的普及在有力地打擊歪理邪說，倡導文明和諧的生活方式。清除邪教是關乎社會安定的大事，需要發動全民的力量。首先要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堅持科學精神，同時也更要注重傳統道德的培育。當人們面對激烈的競爭和繁重瑣碎的現實生活，正確的家庭觀、親情觀正發揮著重要和直接的作用，和諧美滿的家庭是預防邪教的天然屏障。中國固有的倫理親情和儒家生活方式讓人不必去外界尋求安慰。我們發現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為什麼許多高級知識份子也會墜落成為邪教的癡迷者？原因可能在於他們有著追趕西方思潮、追求現代生活方式的便利，更加疏遠傳統的價值和道德觀念，淡化了倫理親情和社會責任感。他們通常對儒學也持錯誤的批判態度，平時又總是封閉在狹小的自我意識之中，將社會責任視為壓力與負擔，久而產生逆反欲，加之歪理邪說的“巧妙”鼓動，為追求某種“境界”而上當受騙就不足為奇了。

“子不語怪力亂神”。以儒教為主體的中國文化歷來提倡倫理親情重於鬼神崇拜，“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系列優秀的儒家教育成就了中國人的傳統美德，促使人們將個人追求與他人的幸福、國家的利益和諧地融彙在了一起，在“天下為公”、“民胞物與”、“天人和一”的情懷中去體驗生命的真諦，是一種美好而崇高的生活。但是時代曾誤導人在傳統與現代面前作出選擇，難道民族與世界不能相容？物質與精神不能共有？財富與公理不能兩全？難道現代化必須以付出異化、邪教、污染、墮落的代價才能享有嗎？無論如何，一個迷失傳統的社會所表現出的病痛必須引起人們真正的警醒。

宗教與神靈崇拜現象以及密切關聯著的諸多問題是新儒學必須要梳理清楚的。人類已經步入了二十一世紀，在全球化大潮面前，等待我們的是一個從未有過的嶄新時代。在新的時空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口號，為此更要繼承優秀傳統，要融會中西建設起“大文化”格局。在資訊時代的生活中，全球化的人格必然會融進包括西方宗教信仰在內的不同于傳統東方文化的因素。這是必須要走出的一步，是中國全面開放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民族大家庭的一步，也是東方儒家文化參與全球文化的建設，與西方文化展開環球逐鹿所必須的過程。在這個文化的戰國時代，在經濟全球化即將實現，文化全球化即將全面展開的時候。儒家文化應該如何應對挑戰？東方儒教傳統如何解決與西方宗教傳統的關係，如何面對層出不窮的邪教事物？這些都是需要幸運的是我們有著五千年從未間斷的文明史，中國人有責任有能力也有膽量來倡導文明與道德，排除愚昧，撥開迷霧，展現晴空。讓真正的宗教與人文精神都煥發出應有的光彩，將知識的力量與信仰的執著融合起來，展望人類幸福安寧的生活，共同保護好渴望和諧與和平的心靈，留住一片純淨的天空！

其思維，將其“洗腦”，直至最後“叫他幹什麼就會去幹什麼”。比如某大師所說的：“我是玉皇大帝轉世”，這個“我”是卻有其人，就站在受害人面前，而“玉皇大帝轉世”則是子虛烏有。這就是“一實一虛”。可不要小看這樣一句話，它足以擾亂人的正常思維，迷惑人心，使人慢慢地進入迷幻，意志力弱的人只要聽到或讀到這些語句，很快會進入癡迷狀態，失去判斷力。在騙子們的每一句話中，仔細分辨都能發現這一“技巧”。還要使用悲憫的語氣，裝出一副施捨救世之態，馬上會抓住很多人的心，激起崇拜和依附感，促發人的依賴與盲從本能。再以美好的願望喚起人的妄想，用威脅恐嚇引發恐懼感，使之疲憊不堪惶惶不可終日，最後只好跪倒在“救世主”的腳下。

以神自居、大言不慚地吹噓，越是法力無邊、無所不能，人就會越相信他、依賴他，直到中毒漸深，完全失去了辨晰是非的能力。一旦“大師”威脅要收回他的法力，癡迷者便極端恐懼，會毫不猶豫地現身“護法”，傾盡錢財以求得到的庇護，甚至自殺、自殘。

只憑一張嘴還嫌不夠，大多數邪教都會利用某種具體的東西來直接矇騙信徙。如毒品麻醉、練功驅病等，以使信徒通過直感快速信服。以假氣功治病就是常用的例子。氣功是我國傳統的健身方法，傳統功法經過千百年的實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套路，如果斷章取義地練習就會出現負面效果。某些人正是要利用了這一負面效果，錯誤的引導就使人氣血充盈，初時感到興奮有力，像是病好了一大半，時間一長就會導致欲望膨脹，致使情緒激躁難以發洩，正常的生活秩序仿佛已變成了一副沉重的枷鎖，產生出極大的心理矛盾，身心異常苦悶，不得不全心求助於他人，於是越陷越深，惡性循環，欲罷不能，終釀悲劇。　　

人的社會行為首先在家庭環境中被培養起來，自我意識和道德觀念在家庭的引導和約束下的成長過程是一種動態的平衡。當人墜入邪教，貪欲被變相地激發和縱容時，這種平衡被破壞，社會公德的約束力就會突現出來，矛盾在暗中積累，一觸即發。親人就變成了防礙修練的“魔”。失去心智時，家庭成員經常首當其衝，成為傷害的目標，有多少個邪教癡迷者就會有多少個流淚的家庭。

隨著物質生活的不斷豐富，邪教也呈現頻發之勢，同時，科學知識的普及在有力地打擊歪理邪說，倡導文明和諧的生活方式。清除邪教是關乎社會安定的大事，需要發動全民的力量。首先要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堅持科學精神，同時也更要注重傳統道德的培育。當人們面對激烈的競爭和繁重瑣碎的現實生活，正確的家庭觀、親情觀正發揮著重要和直接的作用，和諧美滿的家庭是預防邪教的天然屏障。中國固有的倫理親情和儒家生活方式讓人不必去外界尋求安慰。我們發現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為什麼許多高級知識份子也會墜落成為邪教的癡迷者？原因可能在於他們有著追趕西方思潮、追求現代生活方式的便利，更加疏遠傳統的價值和道德觀念，淡化了倫理親情和社會責任感。他們通常對儒學也持錯誤的批判態度，平時又總是封閉在狹小的自我意識之中，將社會責任視為壓力與負擔，久而產生逆反欲，加之歪理邪說的“巧妙”鼓動，為追求某種“境界”而上當受騙就不足為奇了。

“子不語怪力亂神”。以儒教為主體的中國文化歷來提倡倫理親情重於鬼神崇拜，“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系列優秀的儒家教育成就了中國人的傳統美德，促使人們將個人追求與他人的幸福、國家的利益和諧地融彙在了一起，在“天下為公”、“民胞物與”、“天人和一”的情懷中去體驗生命的真諦，是一種美好而崇高的生活。但是時代曾誤導人在傳統與現代面前作出選擇，難道民族與世界不能相容？物質與精神不能共有？財富與公理不能兩全？難道現代化必須以付出異化、邪教、污染、墮落的代價才能享有嗎？無論如何，一個迷失傳統的社會所表現出的病痛必須引起人們真正的警醒。

宗教與神靈崇拜現象以及密切關聯著的諸多問題是新儒學必須要梳理清楚的。人類已經步入了二十一世紀，在全球化大潮面前，等待我們的是一個從未有過的嶄新時代。在新的時空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口號，為此更要繼承優秀傳統，要融會中西建設起“大文化”格局。在資訊時代的生活中，全球化的人格必然會融進包括西方宗教信仰在內的不同于傳統東方文化的因素。這是必須要走出的一步，是中國全面開放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民族大家庭的一步，也是東方儒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