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對道的理解

絕對官僚

“道”這個字在《論語》中大約出現了一百次。對於孔子思想的詮釋來說，“道”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並且，正如我們應當直接可以看到的，對於“道”這個字的哲學分析，支持著我們對於孔子宇宙論的獨特詮釋。
            　　
“道”這個字由兩部分構成，一個是“辵”，意思是“走過去”、“通過”；另一個是“首”，意思是“頭”、“首要的”。這兩個部分都提供了“道”這個會意字的意義。鑒於這種構成，“道”基本上可以被視為動詞。首先，幾乎所有由“辵”構成的字都是動詞。此外，在《書經》中，“道”字被屢屢用來指開通渠道並“引導”河流以防止河水氾濫。甚至“首”這一構成部分也有“引導”的涵義。如果將“道”的動詞意義作為基本涵義，那麼，它的派生的幾種意義自然就會出現了，如“引導”、“道路”、“途徑”、“方式”、“方法”、“藝術”、“教導”、“解釋”等。“道”最基本的意思是“鋪設道路”，其引申的意思是指已經鋪設好從而能夠旅行的道路。
            　　
許多孔子《論語》的注釋者常常將“道”名詞化，將其解釋為一種預先存在的理念，而與這一理念的相符是令人感到愉快的。儘管《論語》確實具體提到過這種意義上的“道”，但卻是以一種貶低的方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泰伯》）也就是說，簡單地被引導在現存的道路上行走，是與極為不同且更為困難的“開闢道路”有所區別的。我們將會論證，實現“道”就是去經驗、詮釋和影響這個世界，強化並拓展文化先驅所建立的生活方式，而這種生活方式為後代提供交通圖和方向。因此，對孔子來說，“道”在根本上就是“人道”。
            　　
孔子經常將道描述為一種從前代所繼承的遺產：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張》）
            　　
“道”在人中，由人傳承下去，為人所聆聽。並且，各個個體都以獨特和互不相同的方式來接受和體現“道”。有些時候，從文化傳統中繼承的“道”是與代表性的歷史人物相一致的，例如文王和武王。另一些時候，“道”則與諸如“三代”或“上古”這樣的歷史時期相一致。由於這些人物和時期是人類經驗某種特定的品質的真正象徵，在這種歷史屬性以及“道”與君子、善人、聖人的抽象水準的聯繫之間，事實上就差別不大。雖然有時孔子會將“道”界定為遙遠的歷史人物以及人類成就的最高典範，但孔子也堅信，“道”就在當前，在同代人身上，在老師身上，甚至在家人身上。“道”還經常被歸於孔子本人，所謂“吾道”、“夫子之道”。

在限定於人的世界來理解孔子“道”的概念時，有一個重要的考慮就是：人不僅是道的繼承者和傳播者，並且，人在事實上還是終極性的創造者。因此，我們應當論證：“道”出自於人類的活動。正如“道路”的比喻所提示的，至少對孔子本人來說，“道”最終是來自于人的根本。
            　　
作為“道”的最初根源，人們行“義”的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通過君子創造意義和價值，體現在文化傳統中的被繼承的“道”得到了傳播和進一步的拓展。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季氏》）事實上，在“道”之不行的國家裏，君子不是要成為隱士，而是要力圖繼續行道，並通過個人發揮能力賦予世界意義來使“道”得到復活。正所謂“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在《論語》中使用的有關“道”的比喻特徵，揭示了其兩方面的性質，它既是恰當的繼承，又是個人的貢獻。所獲得的“道”被當作一條門徑，為有所覺悟的人提供方向。所謂“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雍也》）“道”是一個人的文化氛圍所架構的門徑，通過這一門徑，一個人得以成功。“道”是一個出發點，是一個確立方向的指示燈，而不是一個終極的目的地。
            　　
世界就像是一個匠人的作坊，在這個作坊中，一個人學習各種技能和以往的經驗，作為為了自己的時空而創造性地獲得“道”的準備。“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子張》）“道”的產生和滋養來自于聖賢人物的努力，其實現也最終有賴於人的活動。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
            　　
在斷言成人不僅僅是跟隨別人亦步亦趨時，所強調的正是這種被忽略了的“弘道”的向度。在延續、拓展“道”的過程中，人類發揮著積極、創造性的作用。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衛靈公》）
            　　
作為“造就人”的“仁”與“造就世界”的“道”之間的直接關聯，頗有助於澄清“道”的這種偶然性。貫穿《論語》始終，“道”都不斷地與“仁”彼此相連，如果不是由“仁”來定義的話：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泰伯》）
            　　
在一個獨特的個人與其獨特的環境之間的動態互動過程中，這個人本身既得到了定義，也定義著該過程。正是由於這一點，《論語》中經常提及的“仁”，就仍然是模糊和不確定的。“道”是一張穿越生與死的通程車票，它由形成之中的人性和變化之中的世界之間的相互交流所決定。
            　　
究極而言，人行道最終來自於自己的努力，它包括組織並構建人類經驗的歷史過程的所有方面。它是一個造就世界的過程，在形形色色的文化趣味的各種領域中，所有人所不斷獲得的種種成就的基本一致性使這一過程得到了統一。
            　　
顏回這位孔子最喜愛的弟子曾經描述過：個人的努力需要沿著難以捉摸的“道”而行。他還強調了孔子在引導他不斷探索“道”的過程中對他的幫助：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罕》）
            　　
意料之中的是，在《孟子》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顏回的“道”，並且可以肯定，顏回的道與古代的聖人禹和後稷的道是一樣的。（《孟子•離婁下》）一條被清晰描繪的道路上有什麼，是由那些文化先驅們所打造的，並且，對於那些使用這條道路來開闢自己的不同生活道路的人來說，這條道路是保持開放的。但是，隨著環境在改變，時代將流逝，道也就隨之衰退和失落。恰如《論語•憲問》所謂“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孔子本人就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在那個時代，古之道已經失落，周遭的環境則協力打破了美好的生活。因此，需要一個特定的人物來掃清道路，為將來的行路人提供新的開端，就是這個人義不容辭的責任。“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論語•八佾》）特定人物要為舊的道路重新定位，並開啟新的道路起點，這種責任是《論語》中的一個重要的主題。當一個人無法通過參與從政來推進“道”時，他可以退而求其次，在私人存在的領域內繼續行道：
            　　
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衛靈公》）
            　　
“道”是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是對世世代代所總結和傳承的人類經驗的詮釋。雖然“道”的體現總是需要一個特定的視角，但是在“道”的綜合性的擴展當中，每一種當前看問題的立場都是所有以往事件作用的結果，同時也是所有將來各種可能性的根據，這樣一種事實表明了“道”的統一性。不但過去會重新塑造現在和將來，而且過去本身也會根據現在的各種結果被不斷地重新觀察和重新塑造。孔子既更新了中國文明當下的文化成果，其本人也不斷地被人類經驗代代更新的視角及其側重點的轉換所重新塑造。
            　　
就特性而言，“道”可以被描述為一種各種文化向量的聚結。通過連續性的多重視角，那些文化向量被整合並集中為一種可理解性的中心。“道”具有不同領域的重要性和不同程度的成就，其較低的層面可以被描述為細枝末節的“小道”，如果這些“小道”不是彼此不同的話；而其中心的、更高的層面則是對人的生活的恰當關注。“善人”之“道”與“君子”之“道”這兩者，相對于“聖人”之“道”都還有所欠缺，然而，《論語》的文本在這一點上看起來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說，我們此處所面對的並非完全不同的“道”，而是面對的不同角度下的“道”的不同特性，這些不同特性是根據聚焦與涵蓋的不同程度來加以衡量的：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傳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子張》）
            　　
“道”的多樣性在於：它解釋了我們文化興趣的每一個領域中那些具有重要性的東西。有音樂之道、射箭之道、大臣之道、還有天道。鑒於孔子對社會政治問題的格外關注，在《論語》中，關於“治道”的問題就佔據了核心的位置。在每一個歷史時期，每一位重要的文化人物都不但以某種適合於其特定環境的適當方式體現著“道”，而且還能以其原創性的貢獻，在一個嶄新的方向上建立“道”的動力。
            　　
我們可以強調個體性的“道”的特性，或者強調作為一種潛能的資源的“道”的連續性。儘管我們強調“道”的那種倍受忽略的多樣性與個體性的創造維度，但我們也並不希望忽視“道”的最為根本的連續性。我們所說的關鍵僅僅在於，在重視孔子思想中有關“道”的連續性的同時，我們也要理解在孔子思想中同樣重要的更新（novelty）與原創（originality），它們也都蘊涵在“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