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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世人大都認為佛教影響道教;而佛教是否曾受道教及中土文化影響,及佛經是否存在著真偽的問題,則是長期來較被忽略,甚至是被否定的。其實我們翻查佛藏,常會看到佛典中,雜有道教術儀,甚至符錄;因而佛教是否曾受道教影響,應不難辨識。兩教的交流是雙向的,而不是單向的。我們由經籍文獻來看,佛教受道教影響者,如密宗金胎兩界曼荼羅,仿自中土帝王郊天祭壇及道教九宮神壇;而《佛說安宅神咒經》、《佛說北斗七星延命經》等,係由中土宅葬之說及道教南北斗主掌人間生死壽命說而來;又《佛說七千佛神符益算經》則是抄襲道教《太上老君說益算妙經》、《佛說三廚經》抄自道教《老子說五廚經》等等;至如思想上的,則道生、僧肇雜有老莊思想,《起信論》有莊子道體說的影子,唐代宗密用道教太極圖來解說唯識,清代行策以太極圖來論述禪門曹洞宗風等。
至於佛經的真偽問題,世人所謂的真偽,從明‧宋濂《諸子辨》起,至民‧張心澂《偽書通考》止,諸家所說的真偽,乃是指該書是否為他本人親手所寫成的而言。如以此角度言,佛經都以「如是我聞」做開始,便無真經。且大乘和密教典籍成書更晚,亦無須爭真偽。而世人誤以印度人寫的為真,中土僧侶寫的為偽;或以有梵本為真,無梵本為偽;及先撰為真,後撰為偽;以及誤信經書詳本略本是同時存在等;都應與事實有別。其實,經書只應分好壞,不必執著真偽梵漢;爭論經書真偽,反不如去探討它的撰寫年代,及其對後世的影響與貢獻,來得有意義。
(編者按︰佛教學界向來視在文獻上無可考是出於印度之經典。而流行於中國,又兼有本土色彩者,則稱之為「偽經」。因之,凡道士或佛教徒所撰類似之「經名」,通稱為「偽經」,唯除六祖之壇經而外。本文係從「常識之角度」,來論佛典之真偽,以闡佛道相互之影響亦信有可徵,故特推介,以廣佛教學術之交流。 )
關鍵詞:1.佛教 2.道教 3.佛經真偽
世人大都認為佛教影響道教;而佛教是否曾受道教及中土文化影響,及佛經是否存在著真偽的問題,則是長期來較被忽略,甚至是被否定的。其實我們翻查佛藏,常會看到佛典中,雜有道教術儀,甚至符錄;因而佛教是否曾受道教影響,應不難辨識。至於佛經的真偽問題,則須視如何定義而言;有人以有梵本者為真,有人以經中有受中土影響者為偽;有人以印度人寫的為真,中土佛徒寫的為偽;然而這些都應是較為保守的辨識方式。佛教是否受道教影響,及佛經的真偽;這兩大問題,已是今日研究宗教學或民俗學者,所宜以開放態度著力去思考的事,因而謹撰文探討於下。
壹、佛經是否曾受道教影響
佛經是否曾受道教及中土思想的影響?我們可以分兩方面來討論:一是中土佛典是否受道教及中土思想影響;一是印度本土是否受到影響。我們先來論述前者:
一、中土佛典受道教影響情形
世人向來認為佛教影響道教,而不認為佛教曾受道教影響,甚或抄襲道教。然而比勘佛道兩家經藏,實不難發現兩教有相互影響之跡。因而最近數年來,筆者一直朝道教所影響於佛教者來做努力;在所著《道教與密宗》、《道教術儀與密教典籍》、《道教星斗符印與佛教密宗》、《道教與佛教》等數書中,也都是借由兩教經籍文獻的比較,來說明佛教在思想及儀軌上受道教影響的情形。佛教受道教影響者,計有符、印、星斗崇拜、擇日、宅葬、稱名啟請、文案相移、司命司錄掌善惡算紀、發爐復爐之儀式等等;在思想上的,則早期以老莊混合般若學,其後則《老》、《莊》、《易》,及道教太極圖,對佛教《大乘起信論》的撰寫,及唯識宗、禪宗形成,均有密切關係。舉實例而言:如密宗金胎兩界曼荼羅,仿自中土帝王郊天祭壇及道教九宮神壇;而《佛說安宅神咒經》、《佛說北斗七星延命經》等,係由中土宅葬之說及道教南北斗主掌人間生死壽命說而來;又《佛說七千佛神符益算經》則是抄襲道教《太上老君說益算妙經》、《佛說三廚經》抄自道教《老子說五廚經》等等;至如思想上的,則道生、僧肇雜有老莊思想,《起信論》有莊子道體說的影子,唐代宗密用道教太極圖來解說唯識,清代行策以太極圖來論述禪門曹洞宗風。這一類的例子太多,在上述筆者所述的著作中,都有詳細論述;今再以中土佛教受道教中元節影響的情形來論述:
道教有天、地、水三官載錄世人善惡之說。並以陰曆元月十五日為上元節,乃天官賜福之日;七月十五日中元節,為地官赦罪之日;十月十五日下元節,為水官解厄之日。
三節之設,原與佛教無涉,然佛教也把中元節稱為盂蘭盆節,其說則是出自西晉.竺法護譯《佛說盂蘭盆經》,
經中說在七月十五日齋供僧眾,借眾高僧之力以薦拔目連亡母及七世先祖之魂出離地獄。梁後佛徒在七月十五日廣設盂蘭盆會,於是七月十五薦拔亡魂,成為普遍習俗。然而遍查流行於小乘國家之經典,並無《盂蘭盆經》,而印度亦無七月十五盂蘭盆的習俗;且印度曆法,和西洋相同,採行陽曆[1],印度更將一月分黑白月,黑月、白月各十五日[2];以陰曆七月十五來薦亡,並不合印度曆法;再者,佛教重個人因果,如是因,如是果,並無別人可以代行贖罪,或薦拔七祖亡魂之說。又,供養僧眾以求薦拔之說,疑亦是仿自東漢三張的飯賢消災之法而來[3]。
道教在三張時,曾將信徒所捐米糧,設義舍,以供行旅;信徒在平時遇災患不如意時,則有設廚飯賢,借以消災、祈福、薦亡之法。道經《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十二引《太真科》云:
「家有疾厄,公私設廚,名曰『飯賢』。可請清賢道士上中下十人、二十四人、三十人、五十人、百人;不可不滿十人,不足為福。賢者廉潔,亦能不食,食亦不多;服餌漿藥,不須厚饌,是世人所重,獻之,崇有道耳。此時應須立壇,先三日清齋,後三日言功,賢人身中多神,故饒之。德重,故厚之。食以飽為度。味以適為期。供食一如齋食,不得葷穢,犯者五刑論。」
而《老君音誦誡經》所言設廚會之時機甚多,有求福請願,有為病者救度,有信眾犯律自解,有為亡人「遷度魂靈」,「五祖七世父母,前亡後死免離苦難」等等;其法則是:
老君曰:『廚會之上齋七日,中齋三日,下齋先宿一日。齋法素飯菜,一日食米三升,斷房室、五辛、生菜、諸肉盡斷,勤修善行,不出由行,不經喪穢、新產,欲就會時,向香火八拜,使大德精進之人在坐首。
因而借由飯賢以求消災薦亡,乃是漢魏六朝道教的普遍信仰,而竺法護的供僧薦亡,亦應是取自道教的信仰而來。
除竺法護《盂蘭盆經》採用中元祭祖薦亡習俗外,如受道教守庚申的習俗影響,於是佛教也有庚申會,並由此而撰寫成的經典,有唐.阿地瞿多譯《陀羅尼集經》卷9〈烏樞沙摩金剛法印咒品〉及唐.空蜝述《青色大金剛藥叉辟鬼魔法》等。這一類事,在上述拙作諸書中,亦皆已論述甚詳,因而不擬再贅述。
二、印度本土佛典受道教及中土影響情形
佛教為了方便在中國傳教,且中土道教及文化也有許多地方可彌補佛教的不足,因而中土的佛教,受中國影響是必然的;那麼印度本土文化及佛教是否也曾受中土道教及文化的影響呢?
中國自秦漢以來,即為世界大國,長安久為國際都會;我們從歷代印人來華者多,中土佛徒西去者少,可以看出端倪。既如此,而說中土受印度影響,印度不受中土影響,則實難令人相信。但由於世人賤近貴遠的心態,及印度本土所保留的梵文佛典已不多,因而引證頗為困難;然而近年來,筆者由佛教典籍中,也發現了不少例證。如《大乘起信論》原為漢地佛徒所撰,印度並無此書,但唐太宗朝,玄奘留學印度時,則將之譯為梵文;至唐武則天朝,實叉難陀又將梵本帶回重譯。再如中國月兔說,在唐時被拿來和印度的兔子成道說相結合;再如,密教的五方佛採自中土的陰陽五行觀念等等。上述大都是筆者翻查兩教經典所發現。此外,很高興知道印度的學者中,也有持相同看法的。印度有人認為佛教密宗的修持法門中,有多種源自道教道士,是由道士所帶至印度者。今析述於下:
1.密教的修持法門有多種源自道教道士
此部分的資料,是日本友人稻谷祐宣所提供的,稻谷寄贈了アジツト.ムケルジ-著、松長有慶譯《タントラ東洋の知惠》一書,日本新潮社刊印,昭和56年發行,平成4年5月16刷;原著者為印度人,西元1915年出生,在印度加爾各答大學研習印度古代史,並在英國倫敦大學取得碩士學位,曾在印度及歐美各大學講學,是這方面的權威。該書第三章頁 42、43,言及印度 Tantric 之修行法中,有的是道教道士ボ-がル(人名)和印度曼陀羅師ヴァシスダ(人名),二人傳入印度者。在Tantric正規之192種修行法中,
即有64種是從中國傳去,糝有道教所傳式樣。此則係明確可印證道教確曾影響印度本土的佛教密宗。今將該書相關譯文錄述於下:
曼陀羅行法有一種方式,稱為チ─ナチャラ,則以中國方式稱呼,那是由道教的先進ボ─がル和印度曼陀羅師ヴァシスダ,二人帶進印度的。所謂大中國的名稱,可以當為中國或西藏。在一百九十二種正規的曼陀羅裡,有六十四種的曼陀羅,是從這地區被帶過來的。大乘的曼陀羅主義,以後才發展出來,有不少可觀的曼陀羅出自於尼泊爾、不丹、錫金。曼陀羅主義,在幾個世紀之間,成為全印度的現象,其痕跡仍殘存於不少的主要宗派裡。
向聲背實,貴遠賊近,為世人共同心態,藉由印度人自己之說詞,或許較具說服力,可以更看清楚中土的思想及術儀曾影響至印度,不僅僅是印度佛教影響中土而已,因而把它列在第一條。底下,再來論述筆者翻閱兩教經典所發現的證據。
2.中土佛徒所撰《大乘起信論》及其梵譯經過
《大乘起信論》一書,影響中土甚深且巨,隋唐的大乘宗派,及大乘所標榜的如來藏真常舊以為是馬鳴所撰,陳.關係[4]。此書舊以為是馬鳴所撰,陳.真諦所譯,而近代學者則多主張為漢地佛徒所撰[5];關於《大乘起信論》真偽問題,論辯紛紜,莫衷一是。筆者則以為由典籍中,自可找到最直接的證據,可以用來說明此書是中土佛徒所撰。此直接的證據,是根據唐初.道宣《續高僧傳》卷5〈玄奘傳〉所載,說玄奘法師由唐入印,留印求學多年,印度僧人不知有此經,奘師據中文本而予以梵譯,以示印度眾僧。道宣並用此來說明中印佛法的交流,是雙向的,而非單向的。唐.道宣《續高僧傳》卷5〈玄奘傳〉云:
又以《起信》一論,文出馬鳴,彼土諸僧思承其本,奘乃譯唐為梵,通布五天。斯則法化之緣,東西互舉。
道宣和玄奘同時代,玄奘回國譯經時,道宣曾筆受潤文;他所記載玄奘的事,當是聽自奘師本人所言;用來說明《大乘起信論》出自中土,最直接有力。又,唐武則天時,于闐國的實叉難陀持梵本《大乘起信論》一書來華,並於大周聖曆三年譯出;印度既無梵本,那麼實叉難陀所持的梵本,當是奘師所據漢文本而梵譯者。奘師以貞觀三年秋(西元629年)出京,以貞觀十九年春(西元645年)返京;而大周聖曆三年為(西元700年),相去六、七十年,並不太遠,梵譯本應還在。實叉難陀在《新譯大乘起信論序》中,提到在西京慈恩塔內有舊梵本,奘師回國譯經即住錫於慈恩寺,則此塔內的本子,也當是奘師所梵譯者;而《大乘起信論》舊為一卷,實叉難陀所譯《新譯大乘起信論》則增為二卷,據他所說:「然與舊翻,時有出沒,蓋譯者之意,又梵文非一也。」新譯會比舊本多,且文意時有出入,則應是奘師梵譯本在這五六十年間,經印度僧徒及譯經者所增入者。佛經中常有此種後出轉多的情形,如唐.不空譯《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原只有三卷,至宋.施護譯《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擇擴充成三十卷。
《大乘起信論》既是由漢而譯梵,誠如唐.道宣所說,可證中印佛學的交流,是東西互舉,是雙向,而非單向的。
3.中土月兔說的傳入印土
中國古來認為太陽中有三足金色烏鴉,月中有蟾蜍、玉兔。這種傳說,以文獻看,至遲應在戰國時已存在,今僅就月兔方面來論述。屈原《楚辭.天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淮南子天文篇》云:「月一名夜光。」東漢王逸《楚辭》注云:「言月中有菟,何所貪利,居月之腹而顧望乎!『菟』一作『兔』。」
屈原生於周顯王二六年(西元前343年),死於周赧王三八年(西元前277年)[6],屈原既提到月中有兔,則月兔傳說,當早在屈原前已存在;近人蘇雪林《天問正簡》第一編〈月之盈虧與月兔〉,更引用中土古代帝王袞服十二章及日人考證資料,以證金烏玉兔起源極早,文云:
請證以古代帝王袞服上的十二章。《詩.豳風.九罭》:『袞衣繡裳』,《周禮》:
『享先王則袞冕。』《呂覽》及《世本》均言黃帝命史皇、倉頡制端冕袞衣,始以五彩畫十二章,如山龍藻斧之屬。十二章究為何物,不易確定,《禮書通故》言為『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繪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則繡於裳。並繪有袞服之圖,日月在肩際,僅睹其半,其中無物。近代日本.中虛不折、小鹿青雲合著《中國繪畫史》就中國古代陶器及各種工藝品推考袞衣上十二章圖案,則上裳圖案凡六:一、『中繪三腳烏之日輪』,二、『中有搗不死藥兔子之月輪』,三、『星辰』,四、『山』,五、『雙龍』,六、『雉』。下裳圖案亦為六:為『雙爵』、『水草』、『火焰』、『米點』、『斧鉞』、『亞字紋』等。我們說十二章起於黃帝固難信,但起源甚早則可無疑。」
中國古代帝王袞服上繡有金烏、玉兔,而《世本》、《呂氏春秋》說黃帝制定端冕袞服,是黃帝時已有金烏玉兔說;但黃帝事蹟,中土學者向來認為附會者多,說烏兔之說起自黃帝,雖未必可信,然而如據袞服飾物而言,則至遲在西周之世,應已有月兔說的存在。再者,近世出土馬王堆一號墓,墓主死於西漢文帝十二年左右;在殉葬物的「非衣」中,天界部分有日月圖,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蟾蜍、玉兔;而《淮南子精神篇》、《論衡說日篇》,也都有烏兔的記載;這些也都在在可證明中國月兔說存在的極早,且沿承不斷。
月兔說在中國為婦孺皆知的事,而奘師遊印時,在彼國也出現了月兔說;《大唐西域記》卷7,載玄奘法師游學印度時,經過婆羅痆斯國,談到當地烈士池西三獸塔的有關傳說,說是帝釋為考驗狐、兔、猿三獸的道行,偽裝老人向他們索食,兔跳火自焚,以之供養,帝釋把牠:「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那麼月兔之說,究竟出自中國或印度,或是兩種文化的偶合?便不能不啟人疑竇。
其實證之文獻,印度雖然早期也有類似月兔之說,如《吠陀經》裡Sasa字面上也有月兔之意[7];但奘師所言的帝釋考驗狐兔猿三獸,將兔寄之月輪的說法,則疑係受中國月兔說影響;其理由在於:
中土月兔的記載自《楚辭》而後,歷代載記不絕,以漢代言,除《淮南子》、劉向《五經通義》、《論衡》外,讖緯書如《詩推度災》、《春秋運斗樞》、《春秋元命苞》、《春秋說題辭》、《易乾鑿度》、張衡《靈憲》、《黃帝占書》等等皆有提及,亦對月中何以有兔,有所解說;漢後有關月兔的神話,見諸詩文者,更難以計數,《藝文類聚》、《淵鑑類函》
等類書所收者甚多。不僅世俗書,道教方面亦然,《雲笈七籤》卷七十二所引列的道教經典,如《大還丹契祕圖》有日月二圖,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搗不死藥的玉兔,此道經當然不是漢世之作,但道教的吸食天地日月等六氣,至遲可追溯到戰國《莊子逍遙遊》、《楚辭.遠遊篇》等書,道經中以日月為對象修鍊食氣導引者,較早的則為西漢的《陵陽子明經》(王逸《楚辭注》引),六朝這一類的道經更不可勝舉;此修鍊法,即是世人所謂吸食日月精華。由文獻看,是周秦以來月兔說,道俗之書,歷代文獻載錄不絕。
中土載記如此,而上文奘師《大唐西域記》卷7所談到兔子捨身供養梵志的故事,最早曾出現在吳.康僧會《六度集經》卷3〈布施度無極經〉中。在《六度集經》裡,原為四獸,即獺、狐、獺、猴、兔。經文說四獸常聽梵志說經,採果供養梵志,後來山中果盡,四獸外出求索飲食,狐、猴、獺各有所獲,而兔無所得,因而投火自焚,以身供養梵志。這個故事在《六度集經》中,是以佛陀本生經的形式出現,梵志是錠光佛前身,兔是釋迦前身,猴為舍利弗,狐是阿難,獺目連。這個四獸或三獸的故事,應是印度舊有的文學寓言,被附會成佛經,在三國康僧會時,此故事尚保有印度原貌,和奘師所述比較,無有帝釋將兔子「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等月兔神話存在。其次,佛經中亦有單述兔子成道之經,如西晉.竺法護譯《生經》卷4〈佛說兔王經〉,敘述兔王採果供養修行仙人,因冬至果盡,仙人欲去,兔王自投火以身供養,因而生兜術天;仙人為定光佛,兔王為釋迦。與《生經》所述相同者,據梁.僧旻、寶唱撰《經律異相》卷47〈兔第十二〉所載,當時尚另有《兔王經》。又,元魏吉迦夜共曇曜譯《雜寶藏經》卷2〈兔自燒身供養大仙緣〉所述,亦皆與《生經》、《經律異相》所見者相同,皆說兔子即是釋迦前身;而同樣皆無月兔說。
自三國.康僧會《六度集經》、西晉.竺法護《生經》、元魏吉迦夜《雜寶藏經》,至梁.僧旻《經律異相》等佛經所載兔子成道故事中,皆無月兔之說。其中《經律異相》為類書,搜集經籍異說甚為齊備;由此看來,是由三國至六朝的梁世,兔子成道的故事,尚未與月兔說相結合。但至唐初,玄奘遊印時,則已開始引月兔入兔子成道故事中。此種演變,不能不令人深思。如說是其本國月兔神話自行發展,似不必西元前字詞上已有月兔之稱,而懸隔如此之久,至唐世始重現,疑此是因中印人民相交往時,受中土人民對月特別情感所影響。此種影響跡兆,似可由慧琳《一切經音義》卷23所載中找到蜘絲馬跡,文云:
月中兔者,佛昔作兔王,為一仙人投身入火,以肉施彼,天帝取其體骨置於月中,使得清涼,又令地上眾生,見而發意。
在慧琳時,佛經中的月兔說,顯然是把《六度集經》卷3〈布施度無極經〉中的故事和玄奘在印度所見的傳說相結合,說是兔為仙人梵志投身入火,卻被天帝置於月中。慧琳所言,和《六度集經》相比,多出天帝一段事蹟;和奘師所載相較,則仙人和天帝成為二人而不是一人;慧琳之文,前段取自《六度集經》,後段取自奘師所述,糅合兩者而成的情形至為明顯。慧琳《一切經音義》寫成於唐德宗建中末(建中年號為西元780年~西元783年)[8],可以看出此故事在奘師後短短期間內即有此變化。如說此故事中的月兔說,是由印土本國發展而來,則何以在西元前二百年前即有月兔說,而中間空絕如此之久?甚且同一故事,歷經三國的康僧會、及其後的西晉竺法護、元魏吉迦夜、梁僧旻、寶唱等人,如此漫長時間,四獸成道的故事,卻仍然未能與月兔相結合;須至唐世才出現,此種轉變,當應是受中土對月的濃厚情誼及月兔的傳說刺激而使然。
4.密教的五方佛與中土的陰陽五行觀念
佛教密宗興起於八世紀,其金剛界的大曼荼羅,係仿自中土道教的九宮神壇。而胎藏界的大曼荼羅,為多層圓壇;其規制,據密教胎藏界主要經典──唐.善無畏譯《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簡稱《大日經》)之記載,此圓壇有四門,四向通達。更以今日所見日本石山寺版《大悲胎藏大曼荼羅》圖樣而言,共有四重壇,中央壇為大日佛及四佛、四菩薩;大日居中,其餘分居八方,稱為中央大日壇。接著外圍的佛母院、蓮華院、金剛部院、持明使者院等,環繞於四方,此為第一重;再接著東邊的文殊院、南邊除蓋院、西邊虛空藏院、北邊地藏院,為第二重;釋迦院、四波羅蜜院、外金剛院等為第三重。此三重壇與中央大日壇合為四重。壇有東西南北四門。此曼荼羅,因中央主要之壇為圓壇,其餘三重為方,因此一般以四重圓壇稱之。其中各院所供諸神,總共有三百多尊,除佛、菩薩外,另有日、月、星、辰、二十八宿、風天、水天、火天、三界天、閻摩王、太山王、天龍八部等,各有階次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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