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真寺與城市穆斯林的生活與流動

絕對官僚

清真寺與城市穆斯林的生活與流動

清真寺是穆斯林的社區中心，是履行儀式、開展教育、傳承文化、繼承傳統、聚眾議事、解決糾紛、扶危濟困、交流互助的地方，扮演著世俗和宗教兩方面的功能，在穆斯林社區中居於無可替代的位置。因此，歷史和現實中，哪裡有穆斯林聚居，哪裡就會出現清真寺並成為地標性建築。中國的清真寺通常融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和中國文化為一體，同時揉合了地域文化，不僅是社區中最宏偉、最莊嚴的建築，是物質性的地標，在周邊穆斯林的認知和分類體系中也是精神性的地標。有了清真寺穆斯林才會對所處環境產生家園般的依賴，體會到信仰的關愛和溫暖，感受到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在中國，同信眾廣布的佛教相比，伊斯蘭教的城市性特徵非常明顯，所謂“天下名山僧占多”，雖有近代以來“人間佛教”之呼籲，但佛教僻靜修行、遠離塵俗的特徵仍然很明顯。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但過分地人世會招致宗教世俗化的批評，破壞佛教在公眾心目中淡泊空靈的品質。而穆斯林恰恰與此相反，通常選擇都市津要、水旱碼頭、交通便利、人口密集之地居住。建寺成坊，設集成市；依寺而居，依坊而商；寺坊一體，坊市不離。無論伊斯蘭初傳的麥加和麥迪那，還是進入中國後的廣州，、揚州、泉州、杭州、西安等，都為都市津要之地。當代全球性的穆斯林移民更是彰顯了這一特徵，如美國的穆斯林主要聚居在紐約、費城、華盛頓、三藩市、洛杉磯、芝加哥、克裡夫蘭、底特律、休士頓和沃思堡等城市或城市群，日本穆斯林移民主要聚居在東京及附近地區，荷蘭穆斯林主要居住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烏德勒支四市，而今日中國的外籍穆斯林移民主要集中在廣州、義烏、深圳、上海、北京、西安、南京等城市。可以說，現代化讓喜好流動的穆斯林同城市有了更加緊密的聯繫，特別是中國實行的農村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改變了傳統上土地對人的束縛，農業現代化將大量人口從土地上分離出來，大批農村穆斯林人口也離土離鄉，  “散佈在大地上尋求安拉的給養”  （古蘭經：62:10），從而成為新的城市人口。

從人口遷移趨勢觀察，國內穆斯林有村向鎮、鎮向縣城、縣城向中心城市、中心城市向大都市遷移的特點。從遷移人口的職業身份來看，主要是某些地域性的行業群體由農村或城鎮遷往大城市，如青海回族和撒拉族、新疆維吾爾族進入沿海城市開設餐館；河南孟州、長葛等地回族遷往泉州、廣州經營皮革。從遷移地域分析，有從內陸地區向沿海城市，從西部地區向中、東部地區遷移的特點。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除了向歷史上曾經有過穆斯林活動，而在計劃經濟時代社區普遍出現衰落的城市遷移外，近年來出現向歷史上很少有穆斯林生活的城市遷移的趨勢。

造成上述遷移特點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傳統上有清真寺的城市對穆斯林的吸引力；二是發達地區的城市商業繁榮、市場發達、政策人性化，具有“拉力”作用。傳統上有清真寺的地方，新移民到來之後會通過清真寺迅速建構自己的社會網路，分享以清真寺為中心形成的社會資本，為移民進入城市提供最基本的網路支撐。而市場發達、政策開明、商業繁榮的城市能夠在短期內吸引行業性的穆斯林商人進入，從而迅速聚集一定數量的人口，構建起新的宗教社社區。

這些進入城市的穆斯林雖然擁有不同的職業身份，但因商業活動和工作生活，成為了實際意義上的市民。當前多個城市中新清真寺和禮拜點的建立，都同這些長期留居的穆斯林流動人口有直接的關係。深圳、佛山、珠海、義烏等商業發達城市成為新興的穆斯林小聚居城市。中心城市、大城市、商業城市、沿海城市成為國內各族穆斯林爭相進入的地方；商人、學生、流動打工者等是最主要的職業群體。

作為城市人口的構成部分，都市穆斯林除了面對城市化引起的普遍性問題外，還必須面臨現代化給其宗教和信仰生活帶來的挑戰。宗教信仰其實也對穆斯林的城市流動行為造成一定影響，決定其流與不流、流向何處、流動方式，以及何時流動。在此過程中，城市清真寺是吸引、穩定、凝聚城市穆斯林的重要因素。一座乾淨整潔、服務周到、設施便利、管理完善、團結寬容、功能強大、氣氛融洽、學風濃厚的清真寺往往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坊民對其有深厚的感情。如果是傳統社區，則在城市改造過程中會出現坊民難以割捨，從而拆遷安置困難；而如果是新建立的清真寺，則可能吸引越來越多的穆斯林在清真寺周圍購買住房，聚居成坊，形成新的圍寺而居社區。  

來源：伊斯蘭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