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受洗禮的人

絕對官僚

領受洗禮的人

一切尚未受洗的旅居現世的人，都能有效接受洗禮——信理

格前，15：29（那些代死人受洗的是作什麼呢？如果死人畢竟不會復活，為什麼還代他們受洗呢？），所說的“代死人受死”並不是給死人施洗，而是代替尚未受洗的死者，領受一種代理性的洗禮（Vicarious Baptism），希望藉此使亡者獲得洗禮的恩寵。或者有人相信，藉著洗禮（或一種與洗禮相似的洗濯禮節），能為亡者求恩，像猶太人為亡者所作的祈禱一樣。（加下，12：42等）。在古代，若干離異的支派如色林都派（Cerinthians）與馬西翁（Marcionites），都以聖保祿書信為依據，替亡者施行代理性的洗禮。也曾為亡者施行洗禮。希波（Hippo）會議（393年）與迦太基會議（397年）反對此項洗禮。

一、成人

成人有效地領受洗禮，至少必須有受洗的經常意願（鄧411）。妥當地領受洗禮，必須要有內在的準備，這一內在準備至少應包涵信心與對所犯之罪愆的痛悔（鄧798）。聖經特別要求成人以信心（穀，16：16：“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瑪，28：19；宗，2：41；8：12，37）與悔改（宗，2：38：“你們悔改罷！你們每人要……受洗；3：19）作為洗禮的準備。古代教會中洗禮的準備，主要地包括教理講授與補贖善工。

二、尚未達理智年齡的兒童

給尚未達理智年齡的兒童所施洗禮是有效的，也是許可的——信理

特倫多大公會議抨擊那些給到達理智年齡的兒童重施洗禮者（Anabaptists），並且承認兒童在尚未達理智年齡時可以受洗（Si quis dixerit, parvulos esse rebaptizandos; aut praestare omitti eorum baptisma, quam eos non actu proprio credentes baptizari in sola fide Ecclesiae, A. S. 鄧869；參考鄧791）。

新教人士受了傳承的影響，保留了兒童的洗禮，雖然這與他們對聖事的概念是難以相容的。路德想消除這一困難，便認為尚未達理智年齡的兒童在受洗時，能神奇地產生一種足以使人成義的信賴行為。但按照天主教教義，信心不是成義的主動因，而只是一種預備的行為，它可與其他預備行為一樣，不存在于受洗之時。按聖奧斯定與士林派神學家的意見，尚未達理智年齡兒童所沒有的信心，可以教會的信德代之（神，3：68，9-2），近年，巴特（K. Barth）從聖經注釋和實際觀點，對兒童的洗禮提出異議，他主張現行的兒童洗禮應當以受洗者自己負責的洗禮來取代。

兒童洗禮的事實，不能從聖經獲得確切證據，但可獲得高度的近似證據。聖保祿書信（格前，1：16）與宗徒大事錄（16：15，33；18：8；11：14）曾經屢次提到“全家”的領洗，當然也包括家中的孩子，尤其是因為被基督教的洗禮所取代的割損禮（哥，2：11：“基督的割損禮”），與晚期猶太教給歸化的外族人所施的洗禮，當時也給孩子們施行。按照宗，2：38-39，因洗禮而領受聖神恩惠的允許，並非僅僅對伯多祿的聽眾而言，也是對他們的孩子們而言的。無疑地，我們可以把他們的子女廣義地視為他們的後裔。兒童領洗的可能性基於聖事的客體有效性與天主願意普救眾生的意志（弟前，2：4），而眾生包括理智未啟的兒童（瑪，19：14），同時基於洗禮對得救的必要性（若，3：5）。

格前，7：14並不是一項反對兒童洗禮的證據。聖保祿稱教友家庭的孩子是聖的，並不是說他們不需要洗禮，正如一位元教外男子與一位女教友結婚，若這位男子皈信天主，其聖化也並非不需要領受洗禮。傳承中絕無未受洗禮的教會分子的例子。聖保祿所雲的“聖”，是指獻給天主的客觀事實；既已獻給天主，按禮節意義說就是純潔的。

從保理加布的殉道錄（9：3：“我事奉他，凡八十六年”），我們知道保理加布在西元七十年受洗，那時他還是一個孩子。聖儒斯定的護教書第一冊（15：6）明顯地告訴我們，其中所提及的六十與七十歲的男女信友，“自幼成為基督的門徒”，約在西元八五與九五年受洗，受洗時還都是兒童。聖依來內（反異說，2：22，4），戴爾都良（論洗禮，18），羅馬的聖依玻理（Traditio apostolica）；奧力振（In Lev. , hom. 8, 3; Comm. in Rom. , 5, 9）（書信，64：2）與自第三世紀起古代信友的墓誌銘，都直接為兒童洗禮的習慣作證。奧力振將兒童洗禮的有效性，基於原罪的存在，並主張這一習慣源自宗徒。在聖西彼連的主持下所召開的迦太會議（251年或253年），不贊成將新生嬰兒的洗禮延遲到出生八天以後才施行，並聲明：“我人無權向一個新生的孩子，拒絕授予天主的恩惠與仁慈”。自第四世紀起，特別在東方，逐漸有將洗禮延遲到成年時期，甚至延遲到臨終時的習慣。納齊安松的聖葛利哥裡勸勉人在三歲左右領洗（Or. XL, 28）。對白拉奇主義的爭辯使當時人對於原罪，以及洗禮對得救的必要性都有了較清楚的認識，這件事大大地促進了兒童洗禮的習慣。

嬰兒洗禮的有效性使受洗而尚未達理智年歲的兒童成為教會的分子，他們一到理智年齡，就得實踐由代父母所代發的洗禮誓願。特倫多大公會議（鄧870）譴責愛拉斯摩（Erasmus）的意見，因愛氏認為兒童一達到運用理智的年歲，應該自由地決定願意接受洗禮的義務與否。但基於天主的一項積極命令，一切人為了達到其超自然的終極，都必須受洗而成為基督教會的一員。為了永恆的得救，他必須負擔起自洗禮而來的義務：即承認基督信仰，並度基督徒的生活。

來源：信理神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