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森異端

絕對官僚

楊森異端

十七世紀中葉以後，在宗教方面出現了紛擾、消沉、黑暗的一面。十七世紀上半期，教會的革新正在進行，到了1660年左右，革新逐漸顯露出微弱的現象，追究原因，是因為教會內部產生了很多紛擾，像楊森異端、法蘭西主義、寂靜運動等等，眾說紛紜，使這世紀後半期的人心擾攘不安，但又和馬丁•路德及喀爾文的改教有所不同。所幸，這些紛擾都沒有形成持久的分裂，只是浪費了教會一部分的生命力，也間接助長了無信仰的趨勢。

下面就先介紹楊森異端。從新教派改教起，到以後的一百年期間，討論聖寵和救靈問題的風氣很盛，馬丁•路德改教時候的情形就不再重複，喀爾文又掀起了“救靈是前生已經註定的了”問題，天主教的神學家不得不努力加深研討。特力騰大公會議是這麼裁定的：“功勞是天主的聖寵及人的自由意志共同的效果。”可是天主的聖寵和人的自由意志，要如何互相協調呢？這一點確實是不很容易明白，同時，這個問題也成為道明會和耶穌會兩個修會會士熱烈爭論的焦點，而且也已經涉及超乎人力的奧秘，更使得一般人無法明瞭。

比利時魯汶大學的巴由斯教授在十六世紀末，又重新掀起這個問題，對聖寵提出了新的解釋，和喀爾文的說法非常接近，他們認為，誰進天堂、誰下地獄，天主早已有安排，而羅馬教廷早在1567年和1579年時，曾兩度判定這些說法為錯謬，最後巴由斯服從了羅馬。但是他的餘毒卻已經滲入了比利時的神學界，在巴由斯死後五十年，這種思想又在比利時伊普爾城主教楊森的作品中死灰復燃。楊森用拉丁文寫了一本名叫《奧斯定》的書，這本書是楊森死後兩年出現的，楊森自己以為是聖奧斯定思想的發揚者，其實他只不過是把聖奧斯定的幾種意向加以誇大渲染，認為人類已經被原罪徹底敗壞而無法救治了。

楊森說：“天主雖然賜給所有的人聖寵，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救，對那些註定要得救的人，天主賜給他們不能抗拒的聖寵，對於其他不能得救的人，無論如何努力最後仍然必遭摒棄。”楊森的說法，聽了也知道錯在那兒了。我們應該是這麼瞭解：“對天主的選擇，我們不能置評，天主所拯救的，是出於純粹的慈悲，祂所處罰的，是出於祂的至公至義，因為天主並不欠任何人什麼！”不是嗎？這種學說在宗教生活正盛正熱誠的時候出現，也正是無論俗人或是會士，正全力反攻鬆弛的道德之際，因此，那些愈是渴望聖化自己的，便愈發地嚴行苦工了。楊森的學說一時風起雲湧，信服的人還真不少，這些信服楊森的人更為嚴苛地厲行刻苦，信仰也變得好恐怖，天主搖身一變成了嚴厲的法官，而不是愛人的救主了。

這種學說很清楚地犯了兩大錯誤，一方面，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陷天主於不仁不義，讓人以為天主不願意人人得救，救恩只給了一部分的人，耶穌也並非為救一切的人，而降生成人，受苦受難而死。聖教會自然大加討伐這樣的錯誤，教宗吳爾班八世就在西元1642年把《奧斯定》這本書列為禁書，嚴加禁止教友閱讀。楊森在還沒有公佈他的著作以前，已經去世，他的思想是透過他的朋友沙西蘭傳佈開來，沙西蘭是法國的一位神父，他在為教友做神修指導時，散佈著楊森的異端。

沙西蘭說：“天主讓我明白，教會早在五六百年開始就已經不存在了。”言外之意是說，他相信自己是受天主的派遣，來拯救教會，他在王港修院找到了滲透他這種錯謬思想最有利的場所。在王港，有一座屬於熙篤會修女的隱修院，距離巴黎不遠，這座隱修院也和其他的隱修院一樣，曾有的熱心虔敬，曾經一度衰頹，而在十七世紀初期，年齡只有十七歲的女院長安潔利奎阿諾德加以整頓，恢復了原有的嚴謹規則，有些神父及一些號稱獨修者的熱心教友，就被這種熱心的氣氛所吸引，便到這所隱修院附近覓得住處定居下來，而且還辦了一座學校，顯示出當時教友生活的復興。可惜，這種慷慨行為不久便染上了楊森異端的毒素，而王港隱修院也成了異端的溫床。

數學、哲學大師笛卡兒、物理學大師巴斯噶兩位偉大的學者對宗教信仰有著自己的貢獻，在十七世紀中葉以後，楊森異端對教會、對信仰所造成的宗教紛擾，楊森的朋友沙西蘭替死去的楊森傳佈他的異端思想，而在巴黎附近的王港，有座熙篤會修女的隱修院，成了楊森異端的溫床。下面，接著介紹楊森異端的繼續傳播情形。

教宗吳爾班八世嚴禁楊森的書籍以後，王港的獨修者起而替楊森辯護，其中有一位名叫安當•阿諾德的，正是修女院長安潔利•奎阿諾德的弟弟，他出版了一本名叫《屢領聖體》的書，這本書的內容，卻是叫教友避免經常領聖體，他要求教友每次領聖體以前，要有嚴格的準備和靈魂聖潔的必要，才可以領聖體。這樣的論點固然是好，但是對於聖潔的要求，的確是非常難以達到的標準。安當阿諾德忘記了，聖體聖事並不是德行的報酬，而是預防罪過，增加精神力量的天糧，他矯枉過正地要求教友，先要有聖德，結果卻使教友遠離了聖德的源泉─耶穌基督。為楊森派的人而言，這是一種刻苦和謙遜的考驗，甚至造成了王港的修女群中，有些人因為虛偽的謙遜，竟然不領臨終聖體而死去。

紛爭是愈演愈烈，而這時期，即使是世俗人對神學問題的興趣也很濃厚，思想界形成了擁護和反對王港的兩派，反對楊森派的人把楊森異端的主要思想，歸納成五個重點，呈給羅馬教宗，教宗依諾森第十在1653年判定楊森的思想是異端，這麼一來，楊森派再也沒有回避的餘地了，或者是承認錯誤，要不就被當成是異端。然而，他們的作風卻不像馬丁•路德，一旦被教會正式絕罰，就與教會決裂，背道而馳。楊森派的人認為，他們既然是為了整頓教會，就必須留在教會內，而不是與教會分裂。這一點是他們引以自負的，於是便擬定好策略，而且持續了一個世紀之久，說清楚了，也就是採取陽奉陰違的策略，表面上屈服，面對教宗的宣判時，則發表聲明說：“反對我們的人所舉出的五點理論，既然是異端，我們自然棄之惟恐不及，不過，在楊森的著作中，並沒有那五點。”說實在的，在書中確實沒有那麼具體明顯的詞句，但是，那五點的確正是楊森的異端之所在。

楊森派請到了天才作家巴斯噶替他們辯護，因為巴斯噶有一個妹妹也在王港的隱修院，而且這位妹妹對楊森的學說中毒很深，巴斯噶不明究裡，在被玩弄和被利用的情形下，以他那生花妙筆，為他們辯護。巴斯噶知道，最好的戰術不是自衛，而是採取攻勢，他認為楊森異端最大的勁敵就是耶穌會士，因為耶穌會士在任何一點上，都是和楊森派針鋒相對。耶穌會會士不但根據特力騰大公會議的精神，勸教友勤領聖體，而且對楊森思想的每一點都堅持反對。楊森派說，人性已經被原罪徹底破壞了，耶穌會士卻堅持，原罪並沒有解除人的自由意志和克勝仇敵的力量。耶穌會的神學家針對楊森派的嚴酷主義，在為聽告解司鐸所寫的書內，除了天主的誡命和教會的規矩外，盡力不給行告解的教友增加其他的責任。可能有些耶穌會士在這一方面太為寬鬆了一些，因此落人把柄，被譏諷成為“道德觀念寬鬆”。巴斯噶特別在他寫給致省內某人的信函內大事攻擊，他所寫的這些偏激而欠公正的篇章，滿紙的冷嘲熱諷，用意就是要使人譏笑耶穌會士，轉而同情楊森派。但是，到後來巴斯噶對他自己所寫的這些東西心存悔恨，覺悟到這一批人以玩弄的手段，利用他的才華，他絕對沒有意思要與教會決裂，並且在他臨死以前與教會和好。

但是，巴斯噶無情的嘲諷所留下的傷害，卻是永遠都無法彌補的，因為從巴斯噶開始，常有人指控耶穌會士道德觀念寬鬆。楊森派和法蘭西主義派看到這種控告無法離間耶穌會和教宗之間的緊密關係，於是又控告耶穌會“為目的而不擇手段”，批評耶穌會在英國是自由思想者，在南美洲的巴拉圭是社會主義者，在中國和印度是偶像的崇拜者。楊森異端以後的歷史，只是一連串的懲處，而他們總以偽裝屈服和陽奉陰違的敷衍，戲劇性地反覆演變而已。

楊森派自以為擁有真理，只有他們真正瞭解教義，因此，當他們受到譴責時，便假意恭順，不做任何辯論，但是，對自己的錯誤，始終不肯放棄。巴黎的總主教努力地要使王港的修女誠心悔改，但是終究是徒勞罔效，只得憤慨地說：“這群修女純潔有如天使，但驕傲卻有如魔鬼。”

西元1667年，登上教宗職位的教宗克勒孟九世，雖然因為秉性仁善，恢復了教會內的和平，也只是暫時使楊森異端偃旗息鼓而已，到十七世紀末期，祈禱會會士奎斯乃耳的著作《對新約聖經的道德反省》出版之後，紛爭又死灰復燃，在他那虔誠默想福音經文的糖衣下，把楊森的異端又挑活起來。教宗克勒孟第十一在西元1713年，以《天主唯一聖子》的通諭，處罰了奎斯乃耳的學說，原本紛爭可以收斂絕跡了，但是楊森派竟然向羅馬呼籲，召開大公會議，重新喚起了十四世紀末西方大分裂時提倡的“大公會議高於教宗”的謬論，提出呼籲的人當中，還包括好幾位主教。這次的紛爭就幾乎一直延續到法國大革命才告平息。

甚至在宗教的紛爭中，又扯上了政治方面的問題，不得不離開法國的楊森派領袖，又在楊森派發源地荷蘭和比利時，找到了避難了。他們就在烏特勒支的主教那兒定居下來，那是一個自稱為惟一真天主教的小教區，一直到今天，還仍然維持著裂教的態勢。楊森派的教會一向人數不多，現在他們有三位主教，大概有一萬多名教徒。

楊森異端的嚴重情形，我們不能只從分裂的教徒人數上來衡量，這些教會內部的紛擾前後延續了一個世紀之久，對教會造成的損害實在不小。在楊森異端波及到的地區內，尤其是法國和荷蘭、比利時，楊森異端的情緒感染到天主教家庭的思想相當地深，而它的餘毒一直存在到二十世紀初葉，以致造成教會的氣氛敬畏多於愛德，對天主公義的懼怕，減低了對救主耶穌的慈愛而不敢多領聖體。此外，楊森派對教宗的宣判，一再陽奉陰違，無形中養成了桀敖不馴的情緒，而那些無盡無休的紛擾和爭辯，在教會內也種下了紛爭不睦的趨勢，令教友痛心而令敵人稱快。雖然楊森的信徒無心，實際上卻助長了無神主義的繁衍和進展。

來源：天主教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