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保教權

絕對官僚

關於保教權

17、18世紀，教會在拉丁美洲傳教的情形。中、南美洲經過15、16世紀以來，教會已經建立了兩個殖民地，傳教士們跟在遠征軍的後頭，在兵士和移民所到之地，都樹立了十字架。所以十七世紀的初葉，在拉丁美洲差不多已經有一千萬的教友，由許多不同的成份所組成，他們有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遠征軍的後裔；有的是已經皈依奉教的土著印地安人；也有的是從非洲被白人俘擄來的黑奴；再有，就是混血兒。這些地方，就好像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國土的延伸，被劃分為總主教區和主教區，主教們也都是由兩國的國王所委派。因為17、18世紀，美洲的傳教區，都受到保教權的限制，按照當時的宗教觀念，國王負著真正宗教的使命，好像是羅馬教宗在美洲的代理人一樣，負起照顧當地人靈的責任。因此，兩國國王保護並控制了傳教的事項，主教和傳教士們接受了這種控制，從歐洲起程出發時便開始生效。如果沒有國王的授權，任何傳教士是無法搭船前往傳教區的。

關於保教圈，對西班牙人來說有另一層特殊的含義。西班牙人一致認為，西班牙能從回教徒手中重獲自由，是一件具有宗教意義的事件，也是一次十字軍的征戰，歷代的西班牙王都為王國的擴展而奮鬥，甚至於有時候還因此而和教廷發生衝突，這對西班牙人來說，都是天經地義的事。早在15世紀末年，西班牙國王斐迪南和皇后伊沙伯拉從教宗依諾森八世的手裡，獲得了在征服格拉那達後，保護教會利益的權利和所有神職人員，尤其是包括主教在內的任命權，這就是保教權的由來。西班牙人終於在1492年征服了格拉那達，同一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遠達西印度群島。新世界的發現，就好像是西班牙國土收復的一種延績。1508年，教宗朱利二世，他批准將這項保教權擴大，以適用於新征服的土地。當時，實在沒有人能夠意測，新世界的幅員到底會有多大？西班牙國王，尤其是查理五世和菲力二世都非常瞭解保教權的意義，有時它不僅不是一種權利，而是一種艱巨的任務。菲力二世把自己看作是教宗的輔弼，有傳播信仰於新大陸的責任。17世紀初年，教會法律學家索洛沙諾，他把國君輔助教宗的思想撰成了“神學”的理念。當保教權的行使和西班牙政府，它那冷酷無情的公務常規相系無間時，美洲新大陸所有的神職人員，上自墨西哥總主教或利瑪總主教，下至聖堂管事，都由政府委派，連教廷都不能在當地設置大使與宗座代表，使傳信部絲毫沒有插足的餘地，甚至在對教外教者傳福音的事上，也無權過問，而傳信部向西班牙政府所作的一切抗議，都好像石沉大海。

到了17世紀的1629年時，西班牙國王頒佈了一個通告，要求主教們要向政府宣誓：“在任何情況，決不反對國王的保教權。”這個通告使得主教們和羅馬的關係，反而必須依據西班牙專門處理印地安事務的“皇家會議”，它所造成的另外一個流弊是，西班牙政府不必經過教宗的許可，可以擅自決定主教的人選，再從另一方面來看，無可諱言的是，西班牙國王對於保教權所抱持的態度，一向都很嚴謹。在保教權通行的時代，教會外在的組織和規模都很可嘉，只要像菲力二世那樣，以傳教、救人靈魂為責任的君王在世一天，就會造成教會過份的依附國家行政機構，這樣的結果，教會還不致於受到太大的創傷。18世紀時，享有保教權的國家，政府本身逐漸浸染在“理性主義”無信仰的氣氛，以及反對教會的思潮中，保教權的危險性，便不可估量了。教會的地位和威望，在極端的危難中深受傷害，無法有效的施展能力，去推展在傳教區的教務後，才努力突破困難，從各國政府的掌握中解脫出來。在對保教權作了以上的說明之後，接下來，我們要繼續報告，中南美洲在17、18世紀教會的傳教情形。

來源：天主教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