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回到中國

絕對官僚

天主教回到中國

元朝覆亡，明朝建立後，不知為何，天主教在中國竟然銷聲匿跡，似乎未曾存在過一樣。這一消失便是將近三百年，直到西元1582年，才有耶穌會士重新踏上中國土地。

1557年，明朝嘉靖三十六年的時候，葡萄牙人開始在中國澳門定居。九年之後，澳門也設立了一個耶穌會的會院，過不久，這裡又有了一位主教。當初，葡萄牙人在澳門傳教時，都命令皈依天主教的中國人剪去長髮，並照葡萄牙人方式穿衣服和生活。1578年，耶穌會東方傳教區視察員范禮安前往日本視察途中來到澳門。這位知識淵博、深具遠見的義大利耶穌會士在澳門住了八個月，深得當地中國人的敬重，於是決心立刻著手向中國人傳揚福音。他深深以為過去傳教失敗的原因在於缺乏充分的準備，對中國語言文化一知半解。所以，他認為：與其使中國人葡萄牙化，不如使傳教士中國化。要中國化最重要的就是學習中國的語言和風俗。於是范禮安神父先召來義大利籍的耶穌會士羅明堅神父，要他先學習中文。隨後，又從印度召來另一位年青義大利籍耶穌會士利瑪竇充當羅明堅的助手。他們兩人於一五八二年出發，進入中國內陸，設法逐步北上，前往北京。羅明堅神父於六年後，即1588年回歐洲，擬請求教宗派遣使節到中國，但沒有成功，他也沒有再回中國。因此，中國的教會事務完全落在利瑪竇身上。而利瑪竇則苦心孤詣，經過無數次的嘗試與計畫，終於分五個行程步驟，於1601年抵達北京。在北京生活了九年，於1610年去世。

利瑪竇一進入中國之後，首先到了肇慶，他逢人便稱自己是來自印度的僧人，而且效法方濟各•沙勿略在日本的行徑，剃髮為僧，穿袈裟。利瑪竇的心在北京，所以他的種種行程活動皆以抵達北京為最終目標，其他各地只是他的跳板而已。他每到一地，便廣結善緣，為自己的前途鋪路。抵達肇慶後，羅明堅和利瑪竇兩人的社交生活相當成功，他們便趁這樣的良機，把天主教的信仰初步地介紹給中國人。從肇慶又輾轉來到江西的韶州，在這裡，利瑪竇終於發現中國人和日本人必竟不同，日本人非常尊重和尚僧侶，出家人在日本當時的社會中身份和聲譽都很高，但在中國則不儘然。所以，他當初效法方濟各•沙勿略在日本的作風，以僧道人士與中國社會來往接觸並不理想，於是去袈裟，開始蓄髮留胡，改穿絲綢長袍，帶方巾，一切習慣舉止都以中國士大夫為典，儼然像一位儒者。利瑪竇之所以作這外表改變，因為他在中國住久了以後，發現中國深受孔孟儒家思想的影響，社會上真正受重視、受尊敬的人是文人學士。所以，為能受到中國人的接納，尊重和聽從，利瑪竇非以儒者學士姿態出現不可。當然，利瑪竇並不是冒牌或掛羊頭賣狗肉的人，他切切實實地下功夫，深入研究中國語文、古典文學與思想，進而與士大夫和官宦人士交往論學。他終於發現儒家思想比佛教和道教更接近天主教的教義，而向士大夫階層的人士傳揚福音，必能收到事半功倍的傳教效果，因為中國人以讀書人馬首是瞻，讀書人信奉的宗教必定可信。就這樣，利瑪竇一方面把西方的科學知識傳授給中國文人學士，一方面又把天主教教義介紹給他們認識。他在文人朋友的協助下，用中文寫了一本名叫《天主實義》的書，後來發現大受歡迎，又印了數千本分發。就這樣，天主教教義在中國開始傳揚開來。

此後天主教在中國的命運並非一帆風順，甚至坎坷非常，天主教徒是否可以祭祖先、祭孔便是最大的關鍵。其次，用什麼文詞來表達教會的信仰，才不致使天主教的教義和中國其他的宗教教義混淆，這也是當時很困難的事情。還有，怎樣培育中國的神職聖召呢？是不是要使用拉丁文呢？這都是問題。1615年，利瑪竇在北京去世後第五年，保祿五世教宗批准把聖經和教會用的禮儀書籍翻譯成中文，但是禮儀中國化從未出現過。此後，西方耶穌會博學之士如湯若望、南懷仁等人都相繼入京，甚至在朝廷供職，成為溝通中西文化與信仰的橋樑。十七世紀末年，中國已有二、三十萬天主教徒，也有一百二十位西方傳教士。不幸的是禮儀之爭和葡萄牙保教權與羅馬傳信部之間的管轄權之爭，令中國皇帝感到厭煩，終至惹起官方的迫害，只有在北京宮廷供職的耶穌會才學之士得以倖免。

來源：天主教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