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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平等和均衡的社會制度,是全人類共同的夢想和追求。數千年的人類文明史,其實也是一部人類為了追求這種理想社會制度的奮鬥史。中國古代受儒家文化影響至深,因此古代的中國人心目中的理想社會無疑便是孔子的“大同”。所謂大同,就是《禮記禮運》篇中所説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人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意思是説:大道的流行,是以天下為世人所共有。選舉賢能之人共同治理,大家講信用,和睦相處,彼此合作,所以人們不只是親愛自己的父母,不只是施慈于自己的兒女,更能推延仁愛,使所有老人都得以安享天年,壯年人都能貢獻才力,兒童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健康成長,鰥寡孤獨以及殘廢疾病的人都能得到豐厚的供養。男的各盡其職務,女的各有其家庭。貨物資源都厭惡丟棄到地上浪費掉,但也不可放到自己家裏私用。既嫌惡有能力不肯使出來,但也不一定為自己出力才算效勞。因此,人人都能誠實相待,和睦相處,故不會有陰謀詭計發生,也沒有劫奪偷竊殺人越貨的事情出現。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這樣美好的世界就算是真正的大同世界了。
但是,孔子這種關於大同社會的理想,在以等級森嚴的儒家禮制思想為代表的年代是絕無可能實現的,只不過是一種幻想而已。因為在禮法制度下,導致社會不平等、不均衡的根源問題是無法得到解決的。
作為道家創始人的老子,以冷眼旁觀者的姿態來審視社會人生的現象,所以能夠看得清晰、透徹。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進程中,老子首次告訴了我們社會不和諧的根源,就是因為在私有制的社會裏,執政者不能真正做到真正的“民本”和“均衡”。
老子極有可能是中國提出民本思想的第一人。所謂民本,就是以民為本。老子雖然沒有明確的説出“以民為本”四字,但是在《道德經》中,我們隨時隨處都能看到“民本”的呼聲。其中最明顯的當屬“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道德經》49章)。也就是説,最高明的執政者沒有自己的主觀意志,而是以百姓的意志為自己的意志,這當然就是“以民為本”的意思。這句話直到今天甚至是未來都有著積極的政治意義。曾幾何時,我們都在強調“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民族利益高於一切”、“集體利益高於一切”等響亮的口號,而忽略了群眾的利益、百姓個人的利益。然而,倘若連百姓的個體利益都不能得到保障,又談何國家利益?
以民為本的思想,在《道德經》中比比皆是,老子是一位史家,通覽古今興廢的他清醒的認識到“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道德經》75章)。意思是説:百姓之所以饑荒,是因為在上的統治者收取的賦稅太多,所以饑荒。百姓之所以難以統治,是因為在上的統治者過於有為,所以難以統治。百姓之所以不怕死,是因為在上的統治者奉養自己過於豐厚,把民脂民膏搜刮殆盡,逼的百姓沒有活路了,所以不怕死而鋌而走險。這樣的社會,是以“上”為本、以官為本,怎麼可能和諧得了呢?因此老子向執政者提出嚴重警告“民不畏威,則大威至”(《道德經》72章),就是説,當人民不再害怕執政者的威壓的時候,可怕的禍亂就要來了。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週而复始,也在反復驗證著老子的這一“讖語”。所以,鑒古知今,我們不能不引以為戒,牢記老子“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道德經》39章)的訓示,真正做到“以民為本”,才是“固柢深根”的長久治國之道。
以民為本在社會生活方面的最主要的反映,其實就是要做到均衡,這是老子政治智慧的又一大閃光點。在中國古代眾多的哲學家、思想家之中,老子還有可能是提出“平等均衡”思想的第一人。他的這種思想既來源於他對天道的體悟,也來自於對不平等的社會中所有勞苦大眾的同情,並對後世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在老子看來,均衡發展才是社會和諧的保證。造成社會不和諧、不穩定的重要原因,主要在於貧富的兩極分化。老子早就認識到了這一點,他親眼見到“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的民不聊生的社會慘狀,而統治者卻過著“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第53章)的奢靡生活,從而認識到“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第75章),進而提出“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第72章)的緩和主張,就是要求執政者與民生息,給老百姓一條活路。然而,老子的這個為民請命的良好願望,是不可能被當時的統治者採納和重視的,所以老子感慨地説:“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第77章),從而寄希望於有道的聖人能扭轉這種不合理的人之道,恢復天之道,使社會能均衡發展,人民與執政者相安無事,共同進入至治之極的大同社會。所謂的“天之道”,就是損余補缺的均衡發展之道。
老子的這種民本、均衡的政治思想對諸子百家及後世影響深遠,如孟子就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主張,這種思想應該説是來源於老子,而不是專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級森嚴的孔子。但是,老子的這一政治主張註定是不能被專制社會的執政者所採納的,比如從小就讀書不多的朱元璋看到孟子的這句話後便勃然大怒,説:“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全祖望《鮚埼亭集》卷35)幸虧孟子早生他一千餘年,否則恐怕難免身首異處。同時,朱元璋下令將孟子的牌位從孔廟的配祀中驅逐出去,並刪除了《孟子》中大量他看著不順眼的章節。
在對老子這種進步思想的繼承和發揚上,道教可以説是功不可沒。如道教早期經典《太平經》的作者在解釋經名時就説:
太者,天也,天能覆育萬物,其功最大。平者,地也,地平,然能養育萬物。經者,常也,天以日月五星為經,地以岳瀆山川為經,天地失常道,即萬物悉受災。帝王上法皇天,下法後地,中法經緯,星辰岳瀆,育養萬物。故曰大順之道(《太平經癸部》)。
即認為《太平經》所講述的是天地之常理,帝王能依此治理,則陰陽調和,國富民強,使盜賊無有,百姓無怨,天下大順。
説到均衡,主要在於財富上的平均分配,《太平經》中也有自己的財富分配原則,即:
或積財億萬,不肯周窮救急,使人饑寒而死,罪不除也。所以然者,乃此中和之財物也,天地所以行仁也,以相推通周足,令人不窮。今反聚而斷絕之,使不得遍也,與天地和氣為仇。(《太平經丁部六治十罪訣》)
就是告誡那些瘋狂積斂財物,而不肯拿出來周窮濟急的人,屬於犯了不可赦免的罪過。因為在道教看來,錢財是天地用來行仁的工具,為普天下人所共用的,你如果聚斂財物,阻礙了財物的流通周足,使得貧富不均,“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那麼你就是與天地為仇!這就是道教天道均衡思想的一個體現。
道家主張民本、均衡的進步思想,成為歷代農民起義的理論依據。從秦朝末年陳勝領導的農民起義開始,農民軍無一不是打著“等富貴、均貧賤”的口號,明末義軍領袖李自成甚至將國號定為“大順”,顯然是受到道家老子及《太平經》的影響。
幸運的是,今天我們的政府已經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不但蠲免了持續幾千年的農業稅,而且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社會、消除貧富差距和區域性發展不均衡等一系列方針政策,人民的利益逐漸得到了重視和提升。反思胡錦濤總書記對於和諧社會的定義:“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充滿了“民本、法治、均衡、和諧”的色彩。只要我們牢牢把握這一行政理念,始終不渝的走共同富裕的路線,相信我們國家的富強鼎盛和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會來臨。
轉載自 國際道教論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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