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源流與族群的建構

阿拉布拉

      客家的形成與源流有種種不同考證，我們無法在此一一論述。簡單的說，根據羅香林先生的研究，客家先民南遷約可分為五個時期，第一期始自東晉五胡亂華，祖籍來自今河南、山西等地，第二、三期大約自唐末黃巢作亂至北宋才遷入贛南，然後從贛南進入閩西，從閩西再轉徙粵之東北，第四、五期大約是明末清初，滿人南下，又有部分客家人向其他地區或海外遷徙。其他或以服官、經商而零星的遷入者，則難以詳細計算。總之，客家先民為躲避戰亂，為開拓生存發展空間，也為了更美好的生活而不斷遷徙。在艱苦奮鬥中不斷進取，這正是客家精神的一部分。

      從族群互動，以貫時性的歷史社會變遷的角度而言，客家社會處於漢族邊陲地帶，在族群發展史上，他們一方面長期與少數民族維持密切的互動，另一方面在族群意識上，又堅稱自我為精純之漢族血統，兩種不同張力的互相拉鋸形成了客家文化。因此要展現客家文化的特殊性，不能停留在漢文化或客家文化為中心的種族中心論視野，必須從族群互動的角度，尤其要採貫時性的歷史社會變遷角度，探討客家社會在不同區域發展的族群關係與歷史文化過程。

      長久以來，有關客家移民史的探討，一直侷限於漢人由中原南遷的過程，而忽略了客家人由原鄉向外遷移的歷史階段在全球化過程中的意義。尤其是忽略了客家移民過程中與其他族群的互動，以及族群互動所產生的結果。客家在原鄉社會中，畬客互動密切，客家文化中亦包含有南方土著文化的特徵，形成文化合成的交融現象。當客家移民離開原鄉到達四川、廣西、以及海外的台灣，而有再生（reproduced）或是創新（making）的社會文化過程，這個過程是諸多變項互動的結果，族群互動為其中一項主要動力。台灣學者李國祁與陳其南先生曾分別提出「內地化」與「土著化」兩個尚待驗證的理論觀點，這兩組觀念都隱含漢族到台灣以後，如何與土著、原住民互動，形成一種新的文化現象。類似的情況也存在於星馬地區的客家，西婆羅洲及砂勞越的中國移民，他們長期與土著民族通婚，混血後裔向來被歸類為華人或客家人，然而晚近這些混血族群卻被稱之Sino-Dayad。（林開忠2001）此一現象反映出客家人對當地環境的適應方式，以及客家與當地原住民的互動，也突顯族群認同問題。我們要理解什麼是客家，可能這些都需要進一步探討。

      從族群認同，一個同時性的分析角度而言，以往人類學對族群問題的探討，大致認為族群的界定包括共同的語言、生活環境、文化特色等等，但在快速變遷的現代社會，這些特質逐漸淡化，不再成為族群認同的重要指標或唯一指標，自我文化認同反而成為最重要的因素。客家族群到底透過哪種特殊的文化邏輯來選取他們所認為的特色，成為一種文化認同，並在實際的生活上發揮功能，是我們關心的重點。血緣性的親屬組織、地緣性的民間信仰組織以及漢人社會極為普遍的道教信仰等等，可能是進行特定客家社區比較研究的重要指標。例如，在一特定的生存環境以及歷史脈絡下，宗族組織的集體祖先崇拜可從族群互動，以貫時性的歷史社會變遷的角度而言，客家社會處於漢族邊能成為客家重要的文化認同象徵。在另一特定地區內，客家宗教信仰可能隨優勢族群而變化，也可能長期維持其宗教信仰的保守性。這些同時性研究之成果，將成為我們分析漢文化之多元文化現象的堅實基礎。

      從實踐論的典範而言，我們必須進行跨學科、跨地域的整合研究。文化實作是屬於辨證性的客家論述，諸如從客家的建築、語言、音樂、文學等領域，來討論客家族群的自我論述。我們期望能透過探討客家族群在特殊的歷史脈落中被建構，成為一個想像共同體的歷史文化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