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水燈

蔡仲子

放水燈

放水燈為普度前日（或前夕）招引水中孤幽的儀式，配合「豎燈篙」後燈上所寫的「陰光普照」，表示先招請陸上孤幽，而後招請水中孤魂，這樣的水陸均招，設想頗為週到。這種習俗在佛教傳入前，既未見於古代經書文獻的記載，也未載於魏晉南北朝的古道經。到了唐代的相關文獻所敘述的放水燈，並不限於中元節，在上元節元宵也放水燈，唐人李郢〈上元日寄湖杭二從事〉中既有記事；宋代則已普遍在中元節放水燈，這種節俗從帝室到民間俱有，宋人吳自牧的《夢梁錄》就曾載後宮妃嬪遣內侍放江燈之事。明代以後則在民間普遍化，成為中元節固定的信仰習俗；尤其佛教僧侶在所設的盂蘭盆會中，將放河燈稱為「照冥」，就是光照冥路以利孤魂前來：如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熙朝樂事》有西湖放燈；明代劉侗、天奕正《帝京景物略》或清代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等，也都記載北京城內佛寺或清宮舉行盂蘭盆會，照例都會放河燈；其他各地也都普遍盛行這種節俗。其原始淵源一般認為應與佛教引入有關，在印度教的傳統節日（如屠妖節）既有放燈盞的文化，也遍佈於東南亞的南傳佛教地區，都會在河邊放燈，目的都是祭祀河神（如恆河女神），送走災厄，迎接幸福。而東亞地區的韓國、日本也各有放流燈、燈籠流的節慶，即是盂蘭盆節的普渡活動，可見佛教節日的施餓鬼觀念流傳甚廣。就像在漢人社會的佛教節日，也會與道教信仰相互交流，故形成在中元節放水燈的節俗。

臺灣移民形成漢人社會後，放水燈與普度儀式相聯結，這樣的儀節在地發展而出現地區性差異。道教儀式舉行的時間有兩種：常例為年中節俗的慶讚中元，乃與佛教的盂蘭勝會並行不悖；非常例則是地方建醮（慶成祈安福醮或王醮），同樣會在普度前施放水燈。在中部以北、尤其北部地區，無論是中元節或建醮，施放水燈必配合遊行遶街，頭家爐主或醮主會首都會各捧水燈頭，並有水燈排參與遊行街道，故被視為節慶中的公開活動，具有節日嘉年華的熱鬧氣氛。如果是五朝醮則會安排兩次：一次在第二、或第三日午後「放蓮燈」，放回後就進行小普；另一次則固定於第四日午後，為大型的放水燈，以便末日舉行大普。

中部以南，尤其臺南及高、屏地區，靈寶派職掌慶讚中元或建醮活動，在午後施放水燈就不是熱烈的氣氛，都只是爐主或醮主等代表參與，選在近水處後直接列隊前往，較遠的則是坐車快速來回；民眾並不會參與或觀看，理由即是施放水燈所招請的是孤幽，乃是陰事故有所不宜。即以最近南鯤鯓代天府盛大舉行七旦夕的「羅天大醮」為例，在末日的前一日、即民國103年12月2日（農曆10月11日），是日廟埕前普度筵的供品各擅其勝，以致參觀人潮眾多；但是到海濱放水燈時，只有百餘位醮主會首各各手捧水燈頭，一長列的列隊前往，場面頗為壯觀，卻未見參觀普度筵的民眾前往看熱鬧，確實與廟前的熱絡場面㢠異，這就是南北兩地在地方習俗上的差異。

北部地區的放水燈典型就是基隆中元祭，除了安排斗燈遊行市街，能夠吸引遠近參觀者的，就是固定於7月14日的放水燈，其活動主要由各字姓輪值，但是地方的政、黨單位及社會各界都共同參與，目的就是觀賞水燈及遊藝活動的遊行遶街，就如同花車遊行的性質。水燈形式多樣化：基本為厝狀，也有仿廟形的水燈頭，早期都放在香蕉欉、木板上，現時則普遍使用保麗龍板，被認為不符環保；另外吸引力大的則是多數的水燈排，稱為排即是作竹排狀，現時全為鐵架所作，每格各懸以小燈，在遊行時都高矗直立，燈籠通明，頗為耀眼。但是真正吸引參觀者的則在表演技藝：從傳統的各式民俗技藝到現代式表演，既有裝飾性的造型，也有古今並陳的音樂、化妝等，就是藝閣、詩意閣與現代秀相結合，都由步行的隊仗與花車展示相交錯，這種被稱為「民俗嘉年華」的活動，即是本土的狂歡文化。故基隆中元祭在第一年就被遴選為「國定的重要祭典」，除了諸多條件能夠相配合，主要的仍在水燈遊行遶街的熱鬧活動，衍生爭奇鬥豔的花車，展現民藝的陣頭，就成為綜合性的民藝展演；而在海濱從早期港邊換到八斗子海邊，放水燈後點燃各種形狀的水燈頭，相信漂得越遠越發的原因，就是招請水中孤幽越多即越表誠敬。這種集體性相信發達的信仰心理，卻寄寓於招請孤幽越多越誠，確實為南部人難以理解。此即臺灣南北區域所形成的在地信仰，決定了地方節俗的認知差異，「放水燈」即可視為絶佳的例證。

【撰寫者】
李豐楙（政治大學宗教所講座教授）

【參考文獻】
1. 李豐楙等，《雞籠中元祭祭典儀式專輯》，基隆：基隆市政府，1991。
2. 李豐楙、謝聰輝，《臺灣齋醮》，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