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傳奇富商 伍秉鑒 (3P)

第五次元

   伍秉鑒


清朝時設立於廣州的十三行商館

　
描繪廣州十三行外貿易特區的油畫 (1780年)　

2001年﹐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評選出1000年以來全球最富有的50個人。除了洛克菲勒﹑比爾‧蓋茨等當代巨富﹐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伍秉鑒和宋子文6位中國人也名列其中。6人之中﹐伍秉鑒的名字是大眾較為陌生的。他的商海浮沉﹐不僅折射出近代中國商人群體的起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紀前期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

貴為官商

伍秉鑒（1769─1843）的家族世居福建泉州﹐康熙初年移居廣東後開始經商。其父伍國瑩早先是一家商行的賬房先生﹐不僅充當會計﹐而且參與資產管理和投資貿易﹐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多有來往﹐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財產。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伍國瑩投資成立怡和行﹐發展海外貿易。嘉慶六年（1801年）﹐伍秉鑒子承父業﹐登上了中國對外貿易的前臺。

伍秉鑒接管的是一筆潛力巨大的優質資產﹐因為怡和行名列“十三行”之中。“十三行”是清前期廣州對外貿易中特有的商業利益集團﹐是官府招募的“身家殷實﹑居心誠篤”的商家﹐其數量並非限於13家﹐祗是一個“因習俗特有的命名﹐用以區別於其他行口﹐並作為一個洋行商人行幫的統稱”。它們一方面負有對官府承保﹑繳納外洋船貨稅餉﹐以及傳達官府政令﹑代遞外商公文和管理洋船人員等義務﹔另一方面也享有外貿特權﹐洋商的貨物必須經由這些官府指定的代理商買賣。乾隆中葉以來廣州一口通商的格局﹐使“十三行”在外貿領域的壟斷地位愈發凸顯。

在當時“官本位”和“重農抑商”的社會氛圍中﹐“十三行”的行商雖然貴為官商﹐也得通過捐官確保社會地位﹐比如說伍秉鑒就捐過三品頂戴。由於行商們大多捐有官銜﹐因而所起商名多帶“官”字﹐既是一種尊稱﹐又表明他們有一官半職。伍國瑩和伍秉鑒的商名都叫“浩官”﹐以至於不少洋人將此當做他們的真名。

怡和行主營茶葉貿易。儘管當時歐洲各國對茶葉質量十分挑剔﹐但怡和行的功夫茶一直被東印度公司鑒定為最佳﹐標以高價出售。久而久之﹐凡是裝箱後蓋有伍家戳記的茶葉﹐在國際市場上就能賣得出高價。怡和行兼營的房產﹑店舖﹑茶園等也多生意興隆。據伍家自己估計﹐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伍秉鑒積累的財產達2600萬銀元﹐相當於清廷近半年的財政收入﹐儼然是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他在珠江南岸溪峽街的伍氏花園﹐堪與《紅樓夢》裡的大觀園媲美。伍秉鑒對怡和行的經營如此成功﹐以至於1842年﹐已經成立10年之久的英商渣甸洋行﹐為藉助怡和行的聲望﹐專門更名為怡和洋行。

致富之道

作為行商﹐伍秉鑒之所以能在較短的時間內迅速積聚巨額財富﹐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慷慨大方﹐誠信細心。伍家以外貿起家﹐以外貿發家。伍秉鑒經營外貿有長遠眼光﹐常常表現得慷慨大方﹐講求誠信﹐而且很有人情味。曾有一位美國商人替伍秉鑒承銷一船生絲﹐利潤頗豐﹐然而這筆貨款並未按事前約定兌換成東印度公司期票﹐而是被美商挪用購買了一批英國毛織品﹐結果砸在手裡﹐損失數千銀元。美商主動提出包賠﹐但伍秉鑒收下了這批滯銷品﹐婉拒了美商的賠償。另一個美國商人由於經營失當﹐欠了伍秉鑒7.2萬銀元﹐因無力償還而沒法回國。伍秉鑒聽說後﹐竟當面撕掉了借據﹐相當於免掉了這筆巨債。伍秉鑒此舉﹐與錙銖必較的傳統商業行為大相徑庭﹐在美國國內引起了強烈反響。

不過﹐慷慨大方不等於到處施捨﹐伍秉鑒在經營上是一絲不苟﹑工於心計的。儘管怡和行收費高﹑業務忙﹐很多洋商還是願意跟伍秉鑒做買賣。因為在他們看來﹐怡和行的商品質量和發貨時間是值得信任的。

二是長期投資﹐放眼海外。伍秉鑒將有限的財力投到幾個關鍵領域﹐使得資本收益最大化。怡和行是“十三行”中的後起之秀。1811年到1819年﹐伍秉鑒向幾家瀕臨倒閉的商行累計放貸200多萬銀元﹐到19世紀20年代﹐怡和行已經無可爭議地成為“十三行”的“總商”（清政府在壟斷行業特許商人中指定為首領的殷實商戶）。

怡和行還把投資延伸到海外。英國公司每年結束廣州貿易前往澳門暫住時﹐總會將貨款交給伍秉鑒代管。公司資金周轉不開﹐也向伍家借貸。以美國旗昌洋行為例﹐伍秉鑒不僅把它作為茶葉等外銷產品的代理商﹐還對其注資附股﹐施加影響。此外﹐伍秉鑒還曾投資於美國的保險業﹑證券業﹐其子伍紹榮甚至向美國的鐵路建設進行長線投資。據說伍家在美投資﹐每年可收利息銀20多萬兩。

三是打通官府﹐迎閤朝廷。伍秉鑒深知﹐行商縱然“富可敵國”﹐在官府面前也是弱勢群體﹐隨時有可能破產或者遭受牢獄之災﹐所以搞好關係至關重要。自1801年至1843年﹐伍家以各種名義捐款160萬兩﹐“捐輸為海內之冠”。他還曾介紹商館的美國醫生為林則徐看病。鴉片戰爭結束後﹐伍秉鑒帶頭倡捐26萬兩﹐以購買新式戰艦﹐鞏固海防。

神話破滅

雖然伍秉鑒一貫小心謹慎﹐最終還是在鴉片問題上栽了大跟頭。道光元年（1821年）﹐因怡和行擔保的一艘外洋商船夾帶鴉片被查﹐伍秉鑒被革去三品頂戴。

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欽差大臣林則徐帶著禁煙的使命來到廣州。伍秉鑒儘管沒有參與走私鴉片這種骯髒的生意﹐但作為“總商”﹐對洋商監管不力就是失職。林則徐到後即責其傳諭洋商限期繳煙﹐簽署具結﹐保證不再夾帶鴉片入境。然而﹐洋商置若罔聞﹐伍秉鑒兩頭為難﹐結果斡旋失敗﹐鋃鐺入獄﹐雖有幸保住性命﹐卻顏面盡失。林則徐隨即派兵包圍商館﹐迫使洋商就範。尚未做好戰爭準備的英國人祗得屈服﹐悉數交出了鴉片存貨。這年夏天﹐林則徐在虎門海灘主持銷煙。

次年﹐鴉片戰爭爆發。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英軍兵臨廣州城下。伍秉鑒又被官府推上前臺﹐力求調停。這是怡和行最失敗的一樁生意﹐沒有談判的本錢﹐祗能任人宰割。最終雙方簽署《廣州和約》﹐清軍退出廣州城﹐並繳納600萬銀元賠款﹐換取英軍不進廣州城的承諾。伍秉鑒雖然承擔了其中的110萬銀元的賠款﹐但還是背上了“漢姦”的罵名。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簽署的《南京條約》﹐賠款2100萬銀元﹐怡和行被攤派100萬銀元。算上戰爭中被燒毀的價值七八十萬銀元的貨物﹐怡和行在鴉片戰爭中直接損失近300萬銀元。對這一切﹐他祗能以“賠財消災”聊以自慰﹐甚至打算背井離鄉﹐移居美國。

《南京條約》規定的五口通商﹐打破了怡和行賴以維持壟斷地位的一口通商格局。條約第五款“凡有英商等赴各國貿易者﹐無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的規定﹐則徹底毀掉了“十三行”的制度根基。怡和行的好日子到頭了。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伍秉鑒去世。13年後﹐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炮火摧毀了珠江沿岸的行商商館﹐怡和行的歷史就此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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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經營，最後在強權下吹灰煙滅，這是古代商人的悲哀，即使貴為皇商，仍然是強權下的狗。